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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以简洁而深邃的意蕴独树一帜，这种独特性在中国地名中得到充分的彰显。
“关山”让人联想战事，“阳关”引发离别之思，“江南”绽放似锦繁花，“塞北”敞开苍茫天地……
“朔方”一词，在汉语中也别具意味。它既是历史上的政区名称，更是一个诗意空间，一个文化符号，一种精神象征。
▲敦煌阳关。（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千两百多年前，安史之乱的爆发让大唐的辉煌盛世戛然而止。风雨飘摇之际，一支名为“朔方军”的英勇之师挺身而出，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与大唐的命运紧密相连。
随着唐军平叛成功，国家转危为安，“朔方”一词也逐渐凝聚成了各民族忠心报国的意志，成为了象征忠勇团结的精神旗帜。
01 朔方：诗意中凋而复苏的北方
先秦时期，“朔方”仅泛指北方。《诗经·出车》中有“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朔”字之所以与“北”同义，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朔”为结束、凋敝之意，北方是万物凋敝之地（《尔雅注疏》：“朔，尽也。北方万物尽，故言朔也。”）。
另有说法认为，这是从“朔”的初始、复苏之意衍生而来。每月初一为万物复苏的开始，故称“朔方”（《释名》：“朔，苏也。月死复苏生也。”）。
▲北方的冬天，白雪覆盖着山野。（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同样一字，两般释义，一为终结凋敝，一为起始复苏，看似南辕北辙，实则对立统一。
在中国传统辩证思维中，日中则昃（zè），月满则亏。六十四卦的倒数第二卦“既济”代表完成，而倒数第一卦“未济”却表示未完成，于是周而复始，循环不休。
终结即是起始，凋敝孕育复苏。有了这两种意境，“朔方”便从空间概念延展成文化符号。
早期诗人笔下的“朔方”，往往隐喻离别之情、从军之志。随着唐代国势日盛以后，又衍生出了开疆拓土的豪情。
唐玄宗在《平胡》中抒发：“雾扫清玄塞，云开静朔方。”吕温在《奉送范司空赴朔方》中写道：“山横旧秦塞，河绕古灵州。”
▲宁夏吴忠青铜峡黄河“几”字湾及中华黄河坛景区航拍风光。（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此时的朔方，在地理范围上已日渐缩小，仅指现在的宁夏地区，但其文化内涵却在不断扩展。
而这种文化象征的源头，可以追溯至一支驻扎在宁夏的军队——朔方军。
就如“朔”字所蕴含的凋敝与复苏的双重含义，朔方军也在唐朝危难之际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杜甫在其诗中所言“近贺中兴主，神兵动朔方”“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描绘的正是这段历史。
02 朔方军：力挽狂澜的英勇边军
朔方军是唐朝在西北地区部署的一支重要军队，其成立初衷是为了防御和讨伐突厥的侵袭。
唐开元九年（721年），置朔方军节度使，治灵州，领属范围西起贺兰山，东至黄河，北抵阴山，南到宁夏中卫至陕西绥德一线。
▲唐朝时期朔方节度使“屯所”在灵州。（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节度使，是唐朝为了有效治理辽阔疆域而设立的职位。唐玄宗时期，全国有十大节度使，其中军事力量最为雄厚的当属两支：一支是以范阳为中心的东北军事集团，节度使为安禄山；另一支则是以朔方（灵州）为中心的西北军事集团，节度使为郭子仪。
▲郭子仪画像。
郭子仪最初靠“武举”从军，起于草莽，在军中摸爬滚打几十年，直到在安史之乱爆发前一个月，他才升至朔方节度使右厢兵马使。
当时，郭子仪已经五十八岁，如果没有这场动乱，他可能不久就会退休。
然而，天宝十四年（755年）年末，安史之乱的爆发改变了一切。唐玄宗仓皇离开长安，逃往蜀郡（今四川西部）。
▲《明皇幸蜀图》（局部），描绘了唐玄宗逃往四川的情景，传为唐代山水画家李思训（一说李昭道）创作，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逃亡的过程中，太子李亨于马嵬驿（今陕西兴平一带）在百姓和随行的乡绅以及建宁王李倓劝说下决定不继续南下，而是准备集结朔方军，并召回郭子仪、李光弼东征，以收复两京（长安和洛阳）。
当时经过灵宝之战后，唐朝只剩下朔方军这一支完整的部队，总人数约6.4万人，不足安禄山叛军的三成。但得益于宁夏丰富的战马资源，朔方军骑兵纵横，以一当十。
▲安史之乱地图。（图片来源：凤凰网）
有了这个底气，太子李亨在今宁夏灵武被拥称帝，史称唐肃宗。彼时，郭子仪率五万人马也抵达了灵武，这支强大的军队让人们看到了复兴的希望（“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兴复之望矣”）。
郭子仪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副元帅”，成为唐军平叛的实际最高统帅。
郭子仪以务实的态度处理军事军务，事必躬亲，对作战的地理形势进行实地考察，对山川险易、行军路线、井泉溪流等了如指掌。
此外，郭子仪还严格监督逻卫侦查、军士操练、屯垦耕种、营垒修缮和器械保养等军务。
这种接近现代军事理念的治军方法让朔方军战斗力极强，战无不胜。
三年内，郭子仪就先后打败安禄山的将领薛忠义、崔乾佑，并直接击溃史思明、安庆绪，歼敌十余万，对平定安史之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望贤迎驾图》，南宋佚名绘。此图描绘的是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李亨在陕西咸阳望贤驿，迎接由四川归来的太上皇李隆基的场面。（图片来源：凤凰网）
757年，郭子仪率朔方军联合回纥军及西域军共计15万人兵临长安，与叛军在长安城香积寺附近激战，最终叛军崩溃，逃出长安。
虽然安史之乱直到6年后才完全平定，但郭子仪与朔方军收复长安的意义重大，因而说他们救大唐于危亡之中，也绝非溢美之词。
03 在此方：胡汉交融生生不息
传统史学常有一错误观点，认为安史之乱是一场北方少数族群发动的叛乱，并推导出大唐的衰落与唐玄宗“诸道节度尽用胡人”相关。
但事实上，安禄山、史思明虽是胡人，其阵营中却以汉人为主，倒是郭子仪统领平叛的朔方军多为胡兵蕃将。
▲影视剧中的安禄山形象。
现在的宁夏地区，当年作为朔方节度使的辖地，历史上一直是多民族交汇的活跃地带。
在唐朝早期，这里活跃着突厥、铁勒（包括回纥、薛延陀等）、粟特、吐谷浑和党项等多个族群，其中大多数为游牧民族。
唐朝建立后，对骑兵建设极为重视，在西北广设监牧以放养战马，而宁夏地区悍勇的游牧士兵自然成为朔方军的主要招募对象，最终形成了这支由多民族组成的强悍的边防军。
面对这样一支部队，统帅不仅需要军事谋略，更需具备出色的管理协调能力。
郭子仪作为长期镇抚边疆的军政长官，对游牧民族的特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的治军策略是刚柔并济，严于军事训练，宽于军队治理，并广施恩义，诚信以待。
▲描绘郭子仪单骑退回纥的《免胄图》（局部）。
对于胡人将领，郭子仪给予他们较大的指挥自由，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这使得朔方军中涌现出许多少数民族名将，如仆固部酋长仆固怀恩、浑部酋长浑释之和浑瑊父子、突厥人白元光等。
故而，陈寅恪先生在《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一文中说道：“唐平安史之乱，其主力为朔方军，而朔方军实以胡人部落蕃将为其主要成分者。”
大唐从北朝走来，李氏宗族是隋朝的皇亲，和西魏、北周的皇室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初几位皇后都出身鲜卑族。因此，唐朝皇室并未将少数民族视为“非我族类”，而少数民族也普遍认同大唐的统治。正如《资治通鉴》所载：
“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
以都城长安为例，唐玄宗时期，城中人口约百万，其中少数民族就有8万多人，占比接近十分之一。开放包容与文化自信，铸就了大唐的辉煌盛世。
▲电影《妖猫传》中展现的盛世唐朝。
中国人多有盛唐情结，长安火树银花，洛阳软红十丈，令人无限神往。繁花似锦是果而非因，开放包容、胡汉交融、多元一体才是这个中国历史上强盛王朝的文化根基。毫无疑问，朔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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