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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见：贫困的唐朝与历史的透视[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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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唐朝，文化繁荣值得称道。但是提起经济，倒是令人遗憾。
较为丰富的唐朝历史信息，往往给人以雍容华贵、民生富庶的印象，甚至历史人士也简单地认为唐代处于集权社会的一个兴旺时期。
其实不然。从气象学的角度来看，唐朝以前和以后，华夏大地的气温均偏低约5摄氏度，也就是说，唐朝时期比其前后时期，平均气温高约5摄氏度。
任见先生的《中国茶史》以充足的证据分析了隋朝以前和唐朝以后华夏产茶区域的变化。
其《第十二章 登峰造极看两宋》中第32节“顾渚建瓯，重心变迁”说：“在天文方面，宋代的气候和唐朝及五代十国时期相比，出现了降温趋势且持续较久，茶叶产区的北域界线缓慢南移，产区相对以前愈加集中。”
至于茶叶产区的北域界线南移的情况，第32节说：“唐朝中期，在顾渚设立贡茶院，具体位置在湖州长兴和常州义兴今之宜兴交界处。据《长兴县志》载，顾渚贡茶院规模很大，‘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制茶工场‘三十间’，烘焙工场‘百余所’，每岁生产贡茶万串以上。茶叶生产的最高技术团队，显然已在东移，处于赣东北和浙西地区了。
“从五代末季到北宋初期，气候由暖转寒幅度较大，一度比唐朝时期要低3℃，在地理位置上偏北的地区，接近长江的地区，大批茶树被冻死，存活的也推迟萌发，这样，宋代的贡茶生产中心就不得不再向南方移动，设在了建瓯，今之福建南平。
“唐朝的贡茶院在顾渚，每年清明前要按时将贡奉的茶叶送到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运力要求本就不低，建瓯比顾渚偏向西南约一千二百里，即便宋都汴京今之河南开封跟长安、洛阳在同一纬度，贡茶路程还是多出来千里之多，要在清明前把新茶运到汴京，难度可想而知。”
唐代气温处于气象学上的“暖期”，农作物自然易于生长和丰收，人们的饮食较之其他朝代会好一些，服装也袒胸露臂地开敞许多以适应暖期的气候状况。当然，朝廷、官府和恶劣的官吏剥削百姓，也造成白居易《卖炭翁》中所状摩的穷苦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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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相对温暖的气候，较利于农业，农业发展了，粮食和农副物质的贸易也会好起来。不过在整个唐朝不到300年的时间跨度中，各种动乱因素并不比其他王朝更少，灾荒连年也是难免的，导致市场物价的升降也非常剧烈，据资料显示，唐朝时期气象灾害竟会使粮食价格出现相差一万倍的恶劣现象。
唐朝也有所有集权王朝的弊病，朝廷的人，官场的人，朱门酒肉臭，一般人众，底层社会，路有冻死骨。贫富天渊，即便在他们吹嘘的“开元盛世”“天宝盛世”也是常态。
在落后的农耕经济中，粮食是最重要的商品，粮价直接反映社会的繁荣稳定状态。气象不仅影响粮食收成的丰歉，天灾使百姓生活困难，为饥寒所迫铤而走险的人会成为盗贼，影响社会治安状况，从而影响官员的政绩。
唐朝有过富庶和繁荣的年头，但都持续时间有限，共有三次，最长的约有三十年，其余年头均是物价失控，或过高或过低，其调整机制缺失，人们流离逃荒或抛弃田土。所以说概观言之，唐朝所谓“盛世”，尽在瞬间而已。
唐朝之初，物价畸高，原因是隋朝皇帝杨广在其执政末期挥霍无度，大规模出兵讨伐高句丽，对境外所来人员无论商旅还是流氓，只要冒充官方使者便得到杨广的巨额赏赐，而对隋朝内部百姓，则盘剥极为严重。
杨广征伐辽东，在表面上治下全境粮草、兵器充足，但是运转不力。粮米从南方经过运河到达华中，换为一人一架独轮小车装运一百余斤向东北运输，驾车人一路食用，到了辽东即将一车粮米食尽弃车逃跑。
杨广明显高估自身实力，反而低估反对力量在各地酝酿的速度。发动大规模远征，既毁掉了农业生产积极性，也胁迫、捆绑了众多男性劳动力，留在内地的军队又失去掌控，最终只有王朝覆灭的命运。
隋朝末年，战乱频繁，唐朝替代隋朝，也是经历了比较广泛的战争的，所以唐朝之初，直到皇帝李世民的贞观初年，各地由于饥饿爆发大规模的流民起义，唐廷不得不用兵镇压和管制地方。“与民休息”的新政策在社会状况较为安定的地区缓慢推开，也经历了多年的光阴，隋末唐初粮价高涨的局面才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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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做皇帝的时候，被鼓吹为“盛世”，其实差强人意，单看人口，直到李世民驾崩，都没有超过隋朝末年。《通典》载：“大业初有八百馀万户，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二百馀万户。”“大业”是隋帝杨广的年号，“武德”是唐帝李渊的年号。李渊执政时间甚短，到李世民时期，户数变化并不明显。
公元639年，李世民贞观十三年，唐朝户部统计境内全部为304，1871户，折合1235，1681人。公元652年，李治永徽三年，户部尚书高履行奏：“去岁进户一十五万。”李治“以天下进户既多”， 谓长孙无忌曰：“比来国家无事，户口稍多，三二十年，足堪殷实。”因问隋有几户，今有几户。高履行奏：“隋大业中户八百七十万，今户三百八十万。”
这是多么令人吃惊的户数对比啊。隋朝杨广时户数为八百七十万，经过李世民的“开元盛世”，到了李治的唐朝“青春期”，户数仅有三百八十万，连杨广时期的一半还不到。
《剑桥中国隋唐史·经济和社会变化》云：“在隋代拥有总人口一半以上的河北和河南（今河北、山东和河南三省）一落千丈。在隋亡后的内战中，河北首当其冲，晚至726年，它拥有的人口仍少于其609年人口的一半。河南丧失的人口几乎一样多；在742年，整个东北只有它的隋代人口的70%左右。
“作为中国文明最古老的定居中心和汉以来帝国政治中心的西北也相对地衰落了。河东（今山西）的人口在609至742年期间减少了20%，到11世纪末降到了隋代水平的一半多一点。关中（今陕西）在609至742年期间也丧失人口的10%。”
唐廷自李世民起进行币制改革，直到其子李治执政晚期、皇后武则天摄朝之前，粮食价格才趋于稳定。
李治和武则天时期，远东地区大气温度渐渐升高，风调雨顺，朝廷在东都洛阳治政，也利于控制东部和南部产粮区，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到了“武周”后期，多种因素叠加，粮价才又再度上涨。
据记载，从关中地区到洛阳西郊均出现“人相食”的惨景。
《资治通鉴》载：“四月，关中饥馑，斗米三百，将幸东都洛阳，留太子监国。”“五月，东都霖雨，乙卯，洛水溢，溺居民千余家。关中先水后早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这年是公元682年，李治永淳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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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经济困境长期得不到改善，任见先生的十卷《大唐上阳》和十五卷《洛阳城》，分别从皇家内部和天地之间两个视角，对此有具体而翔实的描述。高粮价长期持续不降，逼迫唐朝寻找对策，找到了夏秋“两税法”。
“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但两税法并未促进生产力的增长，也没有增加货币投放，而是将征粮收物变成了纳取货币。
农民按时向官府缴纳铜钱，市面上铜钱变少，抑制了通货膨胀。在大面上看来，经济好了，但在微观层面，每一个唐朝人并没有得到什么财富，铜钱反而由于紧缺而升值，拉大了贫富差距，民众觉得生活更加沉重了。
此外，与民人生计直接相关的食盐价格在唐朝也十分夸张，甚至比粮食价格上涨更烈。
食盐这种物品，历来被华夏统治者用作征敛民财的工具。食盐产量极高，成本及其低廉，但是人人离不开食盐，家家离不开食盐，统治者就设计食盐“专卖”制度来控制流通和价格，从中谋取暴利。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对这种低级食用品抓住不放，向整个社会“薅羊毛”，所有人都得贡献暗藏的“盐税”，谁也逃脱不了。
唐廷为了敛财，同其他朝代一样在食盐方面入手，操纵其价格和买卖，盐业为朝廷带来的收入竟然占到了每年税收收入的二分之一，当然，民众深受其害，苦不堪当，一些地方，一石粮食才能换取三升食盐，偏远地区的穷人，数十年都吃不到盐。
除了粮食和食盐以外，唐朝几乎所有的物品价格也都在逐年走高。不论是丝绸还是各种相对贵重的生活材料，在非常时期都被统治者当作货币使用。尽管宣召并实施他们能够想到的各种方法，依然控制不了通货膨胀，反而物资价格的暴涨暴跌极为常见，每一轮暴涨暴跌都加深一重经济危机。
唐朝的黄金价格和酒价，也都在持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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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后叶，佛教盛行，各地广修寺院，塑造佛像，耗费黄金，加之唐朝后期对外贸易分量增加，黄金用来向外支付，向西域商人购买奇珍异宝，需要大量的黄金，这样导致黄金的基本存货日益减少，价格日益上涨。
很多人认为，硬通货价格上行是好事，利于投资市场。但在唐朝，完全没有金融市场意识，黄金价格上涨只会导致物价走坏。
唐朝士族每天必酒。酒价在唐朝也是逐年上涨的，它不会因为鼓吹所谓“盛世”就照顾市场，下跌价格。当时酿造技术落后，水平低下，所谓“浊酒”又需要大量粮食酿造，导致粮价上涨。
商人眼邪，看到酒的保值增值效果，纷纷参与酿酒，获取暴利。在粮食本就刚刚够全社会煳口的情况下，大量的粮食被用来酿酒牟利，满足贵族豪门的奢华生活，满足诗人骚客的附庸风雅，因此被戕杀的底层民众的生活可想而知。
如果不是将大量的粮食用于酿酒，唐朝的粮食供给不会成问题。其粮食生产能力即便不能有较大剩余，起码也不可能造成大范围饥荒。可是，酿酒作坊太多，烧煮粮食太多，唐朝的粮食基本上总在缺少状态。
唐朝的交通运输成本并不很高，其初年战乱之后，道路河道损坏严重。随后多年致力修缮，能够正常使用。然而泥土道路、泥土河堤毕竟难以耐久，时日一长，便行进不易了。若有地方战乱，交通基础设施遭受破坏，或者抢道劫夺者出没，就更不好说了。
南方输送北方的粮米，以及运输费用，需要南方货主自行承担。通往北方的漫长道路，唐廷总是无力维修，将其下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修路的费用都在当地民众上缴的赋税中抽取。朝廷对抽取有限制，官府操作有暗箱吞吃，因而交通维修用度不够，就向民众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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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可知，有唐一朝，经济基本面问题多多，虽说朝廷的每一次改革差不多都能在短期内有效，但维持的时间长度有限。经济繁荣期一过，随后漫长的时间就得为积累下的弊病还债。加上唐朝不断西征和北伐，庞大的军费最终也只能通过加税来解决。所谓财税改革虽然可以救一时之急，维持政体运转，但全都是建立在民众血汗付出的基础上的。
大唐盛世仅是一瞬、一瞬、又一瞬，唐朝普通人众，一代、一代、又一代，日子过得很苦。
同任何一个集权朝代一样，唐朝统治集团腐朽荒淫，痼疾难除，各级地方官府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社会矛盾总在激化，流民起义也彼伏此起，连绵不断。
唐朝的经济状况在其末季的李隆基时期即其天宝年间得以好转。“开元”和“天宝”又被鼓吹为盛世，气温继续缓慢上升，李隆基和其贵妃杨玉环终年以洗澡为乐，经济由于气温上升而发达，粮食等物品供应充足，物价水平十分低下。但李隆基是个昏君，也是个“无为而治”的庸君，所谓经济繁盛、“谷贱伤农”的状况持续了约二十年，便发生了“安史之变”， 物价飞涨，民生涂炭。
“安史之变”，战事磅礴，洛阳和长安沦陷，李隆基夹着尾巴西逃，在马嵬坡失去杨贵妃，中原大地体系完整的农业和手工业完全崩溃，粮价一飞冲天，中原和华北人众开始了又一轮向南的大逃亡。
节选自任见《客家史记》上卷第二章“第二批北方人南迁”第十节“经济繁荣的假象”。
2011.12，于瑞欧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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