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锺书
本文选自《寻求意义》,作者李泽厚
钱锺书先生是大学问家,甚至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也无须来者了。对他,我一直是很敬重的。
有人讲,钱的学问是“一地散钱——都有价值,但面值都不大”。但他的那些所谓“散钱”,许多还是价值很大,不可低估,有许多潜藏潜能的思想大可发掘。可惜他引书无数,强异为同,寻章觅句,多为附会,反而淹没主题,徒增炫学之感。他在可开掘思想的关键之处,却未能深“锥”下去。
钱锺书签赠李泽厚 《谈艺录》的信件
这可举的例子很多。就拿《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的第一篇来说,你读读这下半段:
《诗·文王》以“无声无臭”形容“上天之载”之旨,亦《老子》反复所言“玄德”(第一○、五一、六五章;参观一五章:“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王弼注谓“不知其主,出乎幽冥”者也(参观第一八章注:“行术用明,……趣睹形见,物知避之”;三六章注:“器不可睹,而物各得其所,则国之利器也”;四九章注:“害之大也,莫大于用其明矣。……无所察焉,百姓何避?”)。尊严上帝,屏息潜踪,静如鼠子,动若偷儿,用意盖同申、韩、鬼谷辈侈陈“圣人之道阴,在隐与匿”、“圣人贵夜行”耳(参观256—258页)。《韩非子·八经》曰:“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旧注谓如天之“不可测”,如鬼之“阴密”。《老子》第四一章称“道”曰:“建德若偷”(参观严遵《道德指归论·上士闻道篇》:“建德若偷,无所不成”),王弼注:“偷、匹也”,义不可通,校改纷如,都未厌心,窃以为“匹”乃“匿”之讹。“偷”如《庄子·渔父》“偷拔其所欲谓之险”之“偷”,宜颖注:“潜引人心中之欲。”《出曜经》卷一五《利养品》下称“息心”得“智慧解脱”曰:“如鼠藏穴,潜隐习教。”夫证道得解,而曰“若偷”“如鼠”,殆类“孤寡不榖,而王公以为称”(第四二章,又三九章)欤。
多精彩!这段话把中国的“圣王”秘诀,他们最重要的手段和技巧是什么,全揭开了,讲到了关键。如果继续开掘下去,以钱锺书的学识本领,极易将帝王术各个方面的统治方略全盘托出而发人深省,可惜却戛然而止,转述其他。
钱锺书签赠李泽厚 《谈艺录》的信件
特别是后来,人们把钱锺书抬到九天之上,他所有的东西好像都是不得了的,句句皆真理,成了学术神明,这我就颇不以为然了,不可理解了。钱锺书是“国学热”捧出来的符号。我只是对那种狂捧看不惯,钱本人也并不喜欢。严复说过,“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大家对钱锺书的喜欢,出发点可能就是博雅,而不是他提出了多少重大的创见。当然,他还是有好些看法好些贡献的,但似乎并不非常突出。他读了那么多的书,却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只得了许多零碎成果,太可惜了。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我问过一些捧他如神明的人,文史哲三界里,到底钱锺书在文学史上,或者中国历史学上,或者中国哲学上,或者哲学一般上,作了什么非常重大的贡献?提出来一些什么重要的观点?发现了或解决了一些什么重要问题?像陈寅恪对中国中古史的研究,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用甲骨文证殷本纪等二重证拟法等那样的。没有人回答我。
《谈艺录》钱锺书曾签赠我一册,我早就读过和一直保存的是解放前的版本。《谈艺录》其实比《管锥编》好,我的看法。《美的历程》引过《谈艺录》关于唐宋诗区别的观点。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极力推崇钱锺书。我认为钱的《围城》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我是硬着头皮才看完的。我觉得电视剧比小说强。他卖弄英国人的小趣味,不仅不喜欢,还很不舒服,这当然也许是我的偏见。因为我对文艺有偏见。
我见过钱锺书,一次是在任继愈家里,他出门,我进门,还有一次是在大会上,就那两次。钱锺书给我写过信,我没有回信。不是我高傲到什么程度,那就可笑了,问题是我惶恐得很,不知道怎么回好。结果就拖拖拖,拖到后来就忘记这个事情了。当时我和刘纲纪把《中国美学史》寄给他,在书中我们对他那个谢赫六法断句的说法是大不同意的。
有一个小故事刘再复讲过,但语焉不详,刘出国后,钱曾说“宁为累臣,不作逋客”,刘电话告我,我当即回答说“宁为鸡口,不作牛后”。这两句话都出自《后汉书》,可惜钱大概没看到。
八十年代在答记者问时,我曾说过:不写五十年以前可写的东西,也不写五十年以后可写的东西,我只为我的时代而写。当时我心想的是钱锺书,他的一些书前后五十年写出和出版都可以,也许可以永垂不朽,但我没这种打算。
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是今天人们羡称的三大家。我以为,论读书多,资料多,恐王不如陈,陈不如钱;但论学术业绩,恐恰好相反。
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