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基本情况。他是钓鱼台11号楼的首任机要秘书，这11号楼是伟人妻子居住的地方，同时是她办公的地方。
关锋是阎长贵的老师，当年他能进入11号楼当秘书，还是得益于戚本禹的推荐。因此，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他对于其中的一些事情自然比我们了解得清楚。
在他看来，《吴法宪回忆录》里面有一些细节上的内容，其实是有出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是在哪些地方有出入。比如在回忆录里面的第590页，还有594页里面说道，林是8月7号从大连返回北京的，又提到是在八号上午的时候派飞机去大连，把他接了回来。
但是在阎长贵的印象中，这个时间点是不对的，实际上他是8月6号坐飞机回来参加八届11中全会的。
当然，在这种具体的日期上有一些小出入，只是一些小瑕疵，毕竟在撰写回忆录的时候，人都上了年纪，在一些时间点上，自然会有些模糊，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事。
因此，我们在看一些回忆录或者是书籍的时候，在一些细节上，比如时间点会有出入，这种无关痛痒，无伤大雅的小瑕疵，可以不用去纠结。我经常会遇到有一些抬杠的人，总是喜欢在这些细枝末尾上较真，这就有点偏离我们读书的本来目的了。读书如果靠，尤其是读史如果抠字眼，那就本末倒置了。
读史使人明智，不是在这些地方明智的。
在回忆录的第603页里面，提到刘少奇同志在1966年十月份的工作会议上提到了这么一句话：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来源：《问史求信集》.阎长贵/王广宇合著.
阎长贵觉得这段内容有误，因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压根没有说过这句话。阎长贵还特意提到，在某些书里或者是文章里面都提到了这个事情，其实是张冠李戴了。
因为这句话是一个女中学生说的，当时是参会的另外一个同志，在讲话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还在上中学的小姑娘跟他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于是乎，这个同志就引用了这句话来表明对自己很有启发。
在回忆录的第636页里面还提到，1967年的年底，在监狱里面的彭老总曾写了一封信。
这段内容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不对的，确实是有这封信，但并不是在监狱里面写的，而是他在北京卫戍区监护的那段时间写的。时间也不是1967年的年底，而是在1967年的元旦。
回忆录第676页，里面提到大约是在1967年的六月初，伟人去南方巡视。
这段内容的时间是不对的，阎长贵清晰的记得，南巡不是在六月份，而是在七月中旬，具体离开北京的时间是7月14号。
回忆录第694到695页里面，提到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被隔离审查的时间也是不对的，书里面提到的是在1967年的九月份，但是王力和关峰被隔离审查的时间是在1967年的8月30号，而戚本禹并没有被隔离审查，而是直接就被送去了秦城监狱，时间是在1968年的一月。
关于回忆录里面记载的一些错误，我就只给大家讲述以上这些，从这冰山一角，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咱们在了解历史的过程当中，不能只听一家之言。老话说得好：“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基本上都是要多方的资料佐证之下，尽量的去还原一个比较清晰的历史。
当然，读史除了不能抠字眼以外，也不能陷进去，咱们应该跳出来看。
正确的这么一个历史观，应该是这样：从过往的经验教训中，我们获得了什么？又学到了什么？又该如何去避免？又该如何用在我们个人身上，指导自己的生活？
简单说来，无非就是这么四个字：学以致用。
经验和教训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每个个体从中悟出来多少，又该如何学以致用，这就是差距了。
咱们真正有了一定的历史底蕴，以后再去看国外发生的那些事情，或者是再去看风云变幻的国际，其实也逃不脱咱们上下5000年的文化历史范围框架之内。
咱们总能从自己过往的历史当中，找出与之相对应的一些框框架架，甚至于能突然发现一个道理：果然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和上演的。
比如在2024年9月17号，黎巴嫩的寻呼机爆炸事件，这让我想到三国时期吕蒙的白衣渡江。
项羽好不容易把江东英豪的名声打起来，到了吕蒙这里，直接一招白衣渡江，就把江东的名声搞成了鼠辈。
这个“白衣”不是老百姓的意思，而是商人的意思，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得袭击白衣，因为商人起到的是互通有无，商品流通的一个重要作用。就相当于现在两个国家打仗，不能袭击红十字会一个道理。
但是吕蒙用这白衣渡江的计策，虽然达到了战略目标，但是却让江东的声望一落千丈。
再来说黎巴嫩的传呼机爆炸，以色列的这个操作和吕蒙的白衣渡江，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失去了信义，反倒是让中国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咱们这就叫真正的躺赢。
同样的道理，从阎长贵看《吴法宪回忆录》里面的一些错误，或者说是纰漏吧。
我从中学到了什么？很简单，就是不抠字眼，暂且先不管他俩的说法谁对谁错，我也不会去求证，一来我不需要做专业的学术研究；二来这些无伤大雅的的小瑕疵，也不影响我从中学到对自己受用的学识。
一不小心聊了这么多，就到此结束吧，也希望我这篇小小的文章，和一点个人的小小心得，能对大家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