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大前天发布了《刘少奇在长征期间做了些啥？为何能在长征后成为了党内二号人物》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详细讲述了刘少奇在抗战时期的丰功伟绩，即刘少奇能在党内奠定其“二把手”的地位，乃是名至实归。
我们也都知道，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同为书记处的五大书记，而老覃在昨天发布的《1937年，任弼时指责刘少奇是民族失败主义者，毛主席：这是在说我》一文中讲到，1937年9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在太原一中召开联席会议时，刘少奇发表了自己对八路军发展前景和规划是“扩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在华北沦陷后，迅速在敌后建立政权”。
刘少奇的观点和毛主席完全一致的。
但是，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关向应等人还理解不了这一战略思想。
尤其是任弼时，对刘少奇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他把会议上的争论的观点进行整理，编成了一册题为《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小册子，对刘少奇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说刘少奇有“民族失败主义情绪”。
毛主席读了这本小册子后，一度对任弼时的表现感到失望。
那么，话说回来，任弼时是如何成为了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呢？
首先，任弼时的意志力和执行力都是一流的，老覃在上个月发布了《毛主席为何紧急成立红二方面军？情形有点狼狈，党史教材不会细说》一文，文中讲到红二、四方面军会师时，任弼时智斗张国焘的环节，堪称是精彩绝伦的政治斗争大剧，任弼时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高情商、高智商，以及高度的原则性、党性，非一流政治家所不能。
不过，老覃在前年发布的《1932年，任弼时、项英宣布解除毛主席的军权，王稼祥急得气冲斗牛》《1932年，周恩来要求由毛主席指挥红军作战，任弼时等人却强烈反对》等文中，也讲到了1932年，任弼时初到中央苏区，因为不了解实情，对毛主席的工作造成过巨大的掣肘。
说起来，毛主席也算得上是任弼时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呢。
毛主席早年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和蔡和森等人成立了新民学会，引领革命风潮，到了1920年，他本人已隐然成为了海内青年领袖，就连贺龙等军界中的大佬也久闻其大名。
而在1920年这个时间点，任弼时正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他和同班同学萧劲光都对毛主席仰慕不已，一同加入了毛主席牵头搞的俄罗斯研究会，并从毛主席主编的《俄罗斯丛刊》上看到了研究会组织派人到俄罗斯勤工俭学的消息。
凭着一腔救国热血，年仅16岁的任弼时和17岁的萧劲光填表报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刘少奇等人一起，登上了去海参崴的苏联货轮，成为了第一代留苏学生。
1924年，任弼时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成归国，见到了毛主席，共同参加了八七会议和党的五大，彼此惺惺相惜。
毛主席在八七会议之后到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之后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央苏区，开创的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所作所为，都是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大事业、大手笔。
任弼时是在1931年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米夫扶持王明上台，留苏派开始全面接管中共，才奔赴中央苏区，真正开始与毛主席共事的。
王明当时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派了很多中央代表和中央代表团分赴全国各地的革命根据地。
陈昌浩和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任弼时则和顾作霖、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前往中央苏区。
任弼时对军事不是很懂，又碰上了老蒋正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他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尽量少说多听，支持了毛主席所采用的诱敌深入的策略。
在毛主席的运筹帷幄之下，中央红军赢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但任弼时觉察到了毛主席之后表现与中央进攻路线不符，就解除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并对毛主席进行了严厉批评。
任弼时甚至在读了毛主席呕心沥血写出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后，竟然认为毛主席存在“狭隘经验论”的毛病，在公开场合指责说：
“红军中狭隘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的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的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
一句话，那个时期，任弼时并不能真正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
他不仅在1931年11月初的赣南会议上撤销了红一方面军的建制，剥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还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批评毛主席的军事策略以及军事思想，解除了毛主席全部的军事指挥权。
毛主席忧患交加，转往福建长汀养病，离开了核心领导层，直到遵义会议，才重回决策层。
不过，在毛主席离开的日子里，任弼时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问题。
1933年2月，他在《斗争》上发表《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质疑进攻路线中的“单纯军事进攻”问题，开始理解毛主席了，思想上不断向毛主席靠拢。
因为这个，当博古和张闻天在1933年来到了中央苏区，他就成为了博古和张闻天的打压对象，被指派到红六军团工作。
红六军团后来和红二军团汇合，任弼时和贺龙、关向应成为了领导这两支军团的灵魂人物，任弼时也在这一时期真正参与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工作，并且得到了血与火的磨练，收获到了实际经验，成为了更为成熟沉稳的革命家。
如果说他在跟张国焘斗争里所展现出来的一流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已经让人拍案叫绝。
那么，他在后来与王明的斗争中的沉稳、老辣和施展出来的“一剑封喉”更让人叹为观止。老覃在一篇题为《1937年，斯大林问王稼祥红军还有多少人，一旁的王明抢答：30多万》的文章中说了，王明在1937年12月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席不暇暖，就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针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展开了批判，推翻了毛主席在洛川会议定下的抗日策略。
因为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大旗，把很多同志糊弄住了，毛主席又一次成为了少数派。
那一段时光，毛主席曾悲叹“我的命令走不出这个窑洞”。
为了解决王明这个障碍，任弼时在1938年2月去了苏联，会合早在1937年6月到了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向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如实讲述了中共这几年的发展和情况，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从而完成了对王明的绝杀，襄助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顺利通过组织程序，成为中共领袖。
一句话，任弼时凭借自己出色的工作能力，以及坚实的党内地位，公认的正派作风，成为了开国五大书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