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五年前，与李大钊一起就义的保定籍革命烈士杨景山、陶永立
一九二七年的四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处以绞刑杀害。其中保定籍烈士北方区委组织部长杨景山、文书陶永立就是我的太姥爷保定西大街宇良照相馆创办人吴宇良的亲密战友。
保定党史通讯《邹舫同志访问录》
照片左三为杨景山、左五为王锡疆、右一为陶永立、右二为邹舫。照片为邹舫提供，一九二一年初冬（经认真考证，我的观点。）拍摄于保定西大街宇良照相馆。关于这张照片背后的党史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写过，这里不再重复。
由于两位烈士牺牲得早，他们的事迹鲜为人知。尤其遗憾的是有关部门没有写过陶永立烈士的传记，所以知道他的人就更少了。根据罗章龙《椿园载记》记载陶永立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北方区委党校（校长罗亦农）毕业后，调到北方区委组织部工作。据我太姥姥回忆“陶永立有两个妹妹女二师学生，家住在城南府学后街一带”。
育德中学同学录
查询党史资料在刘清扬、彭建华的回忆录中写过杨景山、陶永立两位烈士的生平。
1921年上半年，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小组成员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光宸合影。
刘清扬（1894—1977年），早年曾参加中国同盟会，1919年9月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创办觉悟社，192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张申府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成为中共入党时间仅次于缪伯英（1920年11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的女性共产党员。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时，段祺瑞政府通缉的国共两党48人名单中，第一名是李大钊，第二名就是刘清扬，可见刘清扬在当时的影响力。新中国成立后，她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盟中央常委;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北京市妇女联谊会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等职。
下面我就摘录一下刘清扬《回忆建党初期党领导北方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相关段落。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开始大规模逮捕爱国人士，封闭了国共两党的党部。第二天，于树德给我打电话，暗示要我赶快离家隐蔽起来。北方区委的秘密文件也全部收藏起来。在段祺瑞所下的通缉令中李大钊同志是第一名，第二名就是我(这个名单在《鲁迅全集》中可见)。这时，国共两党的机关就不得不完全转入地下。由李大钊同志与苏联鲍罗庭党代表商量后，决定两党党部都迁入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继续工作。
这样，我们在惨案发生后的两三天内，就搬进了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的西院。跟随李大钊同志搬进这里的有党员干部于树德、刘清扬、范鸿劼、杨景山、陶永立、陈延年、陈乔年、谭祖尧等。我和于树德、谭祖尧是负责国民党工作的。国民党进去的有丁维汾、路有于、邓文辉。顾孟余和陈友仁住在鲍罗庭的家中。徐谦原来就住在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俄庚款委员会里。
杨景山烈士
段祺瑞的疯狂屠杀，只不过是为张作霖的入关扫清了道路，不久他就垮台了。国民军退出北京，反动的张作霖窃取了北京政权，从此北方的革命人民经历了严峻的白色恐怖年代。
国共两党机关的人员进入苏联大使馆后，首先研究谁留谁走的问题。当时决定顾孟余、陈友仁、徐谦3人先走，走的时候是乘东联大使馆的汽车到南口。再通过撤退的国民军的协助，经蒙古、海参崴由海路去南方。第二批走的是丁维汾和于树德。从此以后，国共两党的领导责任都担在了李大钊同志一个人的身上。通照组织的安排，我们留下来的人，团结在李大钊同志周围，紧张地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不断地散发宣传品，开会研究斗争策略，随时与各校各地取得紧密联系。这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
当时外面布满了侦探，我们在苏联大使馆里不能外出，外面来联系工作的人也只能在晚上。北方区委给各地发出的指示，是由陶永立同志用极薄的纸复写成蝇头小字，再由郭隆真同志带到天津我家开的新民印字馆去印刷的。印好后再运回北京分发。我们通过这种办法还在天津印过《妇女钟》和《妇女之友》两种杂志。郭隆真对于这种极危险的工作，总是万死不辞地坚决完成党的任务。
1926年夏天，有风声说张作霖要搜查苏联大使馆，有些朋友劝李大钊同志设法离开。这时，李大钊同志和我们进行了研究，认为张作霖不可能来搜查，因为根据帝国主义在华的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得进入东交民巷，如要进去，须经各国公使开会决定，有一国不同意就不行。后来这种风传未实现，我们也就继续在这里坚持工作。
1927年2月，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市党部重新改选。由于中央妇女部调我去武汉，改选了张挹兰接我任妇女部的工作。当李大钊同志正在为我担心，怕离京时被捕，正好康心之从南方来京，代表国民党同李大钊同志商议工作。此人是过去河南省胡景翼任省长时代的财政厅长，人很正义，社会关系又多，容易掩护，因而我向李大钊同志建议，请康心之带我走，康同意了。有个晚上康心之乘高桂滋的汽车，同他们的太太、妹妹来接我。3月初，我就改装离开北京，转到上海赴武汉。我临行时，劝李大钊同志一道走，但他说:“你是党调走的，我担负北方区委的工 作任务，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
抓捕李大钊等人的警察
1927年4月，张作霖终于下毒手了。反动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荷兰公使领头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公使阴谋协议，在背着苏苏联大使的情况下，于4月6日晨，张作霖的军警突然包围苏联大使馆西院，捕去了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数十人。经过甄别，在4月28日，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20位国共两党的负责同志惨遭绞刑。自此以后，北京地方和北方区党组织的工作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京师看守所
李大钊同志牺牲后，陈独秀派彭述之任北方区委书记。不久，马骏同志从莫斯科调回，任北京市委书记。马骏回国后，改装住在下层劳动人民之中，敌人得知马骏回到北京，到各个大学辗转搜索了几个月，也未抓到。
国家博物馆0001号文物，杀害李大钊、杨景山、陶永立等二十位革命人士的绞刑架。
党的“八七”会议后，王荷波等18位同志于9月来北京。“八七”会议决定党的斗争策略是进行人民的武装暴动，王荷波同志此来，是为了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改组北方区委的组织。但彭述之不接受“八七”会议的决定，拒绝改组北方区委。不久，彭述之的秘书李渤海被捕叛变，使王荷波、马骏等同志先后被捕。1927年11月11日，王荷波等十八位烈士遇难。马骏同志牺牲得较晚些，那时他爱人来京营救，张学良想利用同乡关系拉拢、腐化马骏，但马骏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终于1928年2月15日被杀害。在河北工作卓有成绩的于方舟同志，也于1927年底在组织玉田农民暴动失败后被捕牺牲。
随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党的优秀骨干的大批牺牲，北方的革命群众运动也转入了低潮。
(1960年3月回忆;原载《河北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7月，第2期)
北京益世报1927年4月29日第2版
北京益世报1927年4月29日第2版部分截图
黄报1927年4月29日第2版
黄报1927年4月29日第2版截图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为李大钊送葬的群众队伍。
附录：（一）刘清扬受陈毅面嘱写给王笑一的信
刘清扬写给王笑一的信（局部）如下：
王笑一秘书长同志：
很久未见您，今年党政领导工作都非常之忙，希望您的身体健康安适，并多注意休养为幸！
在我二次入院之前，曾受陈毅副总理同志面嘱，要我向省委领导转达一事，因身心衰弱不能执笔，故迟至今日，始得奉陈一切。
6月9日，高阳一位干部同志来，为《杨景山烈士碑文》征求我的意见。我因碑文中关于杨景山烈士牺牲时所担任党的职务与当时的实情不符，故嘱他暂等一时，不要忙刻碑文，我有责任应向省委领导说明实情，修改之后再刻碑文才好。他又说因有陈副总理的证明信作为根据，才这样写的。因此，我把碑文和陈总的信中所说的年、月、时，给他指出：陈总信中所写的是：‘我1925年夏离京时，杨之职务未变动，但杨烈士牺牲时，是在陈总离京的将近两年之后，这其中经过很大变动，是陈总所不知道的，所以有必要应把事实说清楚。
当年的情况是这样的：
1924年到1926年春，正是国民党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党改组代表大会时决定国共合作政策之后，国共两党都在展开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的时期，陈总所说当时的北京市国民运动委员会，正是公开领导人民群众运动的人民团体。特别在孙中山北上，号召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事，因此，我党北方区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之下，便以全力支持，并主张即于1925年春，先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以团结全国人民的力量，好进一步达到召开国民会议，以取得斗争的胜利。当时陈总也在京参加这一会议。大会闭幕后，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因此全国展开轰轰烈烈反帝斗争，陈总便在此时离开北京。当时北京的国民运动委员会，在我党的领导下积极发动群众的运动。
但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张作霖入关，残酷镇压国共两党的活动，因而国共两党的工作，完全转入地下，两党的机关都迁入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办公。此时国民运动委员会已不能存在。因而杨景山同志便随李大钊同志迁入苏联大使馆，担任了北方区的组织部长职务。当时北方区，已开展了连东三省在内的七省党的地下组织。宣传部长是范鸿洁同志（范治纶同志的叔叔）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上，就刻着宣传部长职务。我当时负责国民党妇女部的工作，也是随着两党进驻苏大使馆的。因而北方区的工作和会议，我都去参加会议和协助工作。
杨景山同志掌管七省党地下组织的系统表，听取大钊同志指示，向各地发布通知。还有陶永立烈士（河北保定人）负责复写蝇头小字的通知和指示，用种种隐秘方法，由杨景山同志寄发各地。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当张作霖入关后的残酷镇压时期，因而北方区的同志如陈延年、陈乔年等同志，都逐渐南调了。到后来始终坚持工作的，只有大钊同志领导着杨、范、陶四位同志留守岗位，奋斗到底。
还有其他党员同志负责国民党工作的人们，都是从1926年三月十八日（编者注：原信如此）后，进驻苏大使馆一年之中，未曾外出一步，因而都同时被捕，和大钊同志一同英勇牺牲在绞刑台上。当时能活下来的只有我一个人能活下来，那是因为党中央把我在一个月前调去汉口，才得免一死的。因此当时能知道北方区工作情况和人员的是无别人的。我省民政厅向内务部去了解，内务（编者注：原信如此）才向陈总询问，但陈总也只能证明他在两年前离京时的情况。
根据上述情况，所以在碑文上写：“是当时党的统战工作的主要干部”是不符合事实而不相宜的。为此，所以我不同意碑文的写法。幸而在我二次入医院前，恰巧在参加欢迎马里共和国国务部长大会的时候，正在主席团休息室遇到陈总，我便问到此事，陈副总理说：他在1925年离京之后，关于北方区迁入苏大使馆后，杨景山工作的变动，他是不知道的。因此，我便告诉说，在我省委撰写碑文的提法，是否合宜？陈总说：当然要按你所知道的实情写，应该是北方区的组织部长，并说你应负责向河北省委证明事实，应把碑文修改。当时我已遵负责写信转达陈总意见，但不久我就病倒入了医院，竟一直拖延至今，才能向您陈明此事，迟迟之处，尚望原谅为幸。”
“当时陈总并问道：杨景山烈士家中还有什么人？我说：还有一位太太在京。陈总便很关切的问：国家有无照顾？她怎样生活？并说：她住在哪里告诉我，我要去看看她。我说：杨家本是有些财产的，但被人独占（有删减），经我们帮助她起诉，才争取过一部分来可以维持生活，北京地方只按一般烈属，逢年节有所照顾。她已年老多病，住在一个大杂院中，您去看她有些不便。在陈总对于一位多年前老战友的遗属，竟如此关心，实在使我深深感动。
因而使我想起，我省地方干部，对于开始建党时，在非常艰苦压迫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同志们，却不是深切关怀的。即对杨景山烈士修墓建碑一事，已纠缠了好几年，至今尚未解决。并在保定市还有景山烈士爱人分得的几间房子，在省会迁津以前，也是我帮助她向地方说明，把房子租给地方某机关住用，言明房租若干，按季汇京，好补助烈属的生活。到后来不但不按期汇寄，去信催问也置之不理。以此和陈副总理的亲切关怀对比，实在对地方干部的思想观点和阶级立场的不分好坏（有删减），却是值得注意的。
另外还有1949年4月14日，由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副主席薄一波、杨秀峰同志签发杨景山爱人（有增删）的烈士家属光荣纪念证上，第一条就写明：“杨景山，性别男，年24岁，所在机关职务：我共党华北组织部长”，这也足以证明杨景山烈士牺牲时所担任的组织部长职务，是无可怀疑的。
另外还有关于李大钊先烈家乡纪念馆事，也顺便向您提及：大钊先烈在乐亭家乡的纪念馆，我曾随同大钊先烈女儿李星华去看过的。后来星华和她的爱人（有删减）同志又去看过一次，为此她曾向我提过几次，希望我再随他去看看。据他说：该纪念馆中的管理者，对先烈纪念馆的管理和布置，以及对我党革命先烈斗争的意义，应如何去起到教育下一代青年的作用。
上述事项，因受人之托未能及时奉告。虽知您在百忙之中，因现在身体精神已逐渐好转，故特完成所受嘱托转达的任务，谨供您参考予以考虑为幸。
谨致
敬礼！
刘清扬上
1964.9.15
（二）彭建华我所了解的北京和北方区党组织的一些情况
彭桂生（1902~1992）又名彭健华。曲阳燕赵镇人。出身破落地主兼商业资本家家庭。1920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1921年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2月经北京党组织批准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保定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1923年夏进京参加革命活动，并就读于北京西山的中法大学。同年底调北京市内负责出版党刊《向导》、《政治生活》。1924年5月任北京地委技术书记。1925年春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兼秘书，协助李大钊处理区委日常工作，并随其迁往苏联大使馆居住。后协助赵世炎以“北京职业补习学校”为名筹备创办北京地委党校。1926年3月18日，同李大钊、陈乔年、刘伯庄一起，领导指挥北京5000余爱国群众--，揭露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等的罪行。
1926年秋末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任中国班党支部委员、外国班党委委员。1928年秋回国，在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兼中央直属支部书记。1929年秋，经周恩来批准到基层翻译苏联出版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并主编《党的生活》。1929年底因参与陈独秀、彭述之《对党的政治意见书》的签名被开除党籍。后返回家乡从事书籍翻译工作。1932年8月赴北平（今北京）做家庭教师，1933年至1934年在北平民国学院、中国大学任教。1935年到太原从事书籍翻译工作，曾通过阎锡山部张慕陶建议释放王若飞。1936年回上海从事书籍翻译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浙江第十集团军司令部任参议、政治教官，继任航空委员会苏联志愿空军翻译，后赴赣州蒋经国处任参议，主持中华正气出版社工作。抗日战争结束后，经蒋经国介绍在长春任特派员公署参议兼长春办事处主任，后改任长春青年中学校长。长春被解放军围困后回上海从事书籍翻译工作。1953年，彭被定为历史-分子，服刑5年，保外执行，在家从事书籍翻译。“文革”结束后，摘掉历史-分子帽子。1979年12月，安排到上海市文史馆工作。1980年彻底平反。1988年转到长沙文史馆工作。1992年1月16日在长沙病逝。
彭桂生长期从事俄文翻译工作，共翻译哲学、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历史等俄文书籍40余部。
回忆录摘录：
1921年,大钊同志推荐邓中夏去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后改为河北大学)任教,何孟雄去保定育德中学任教，保定的团组织和党组织就是邓、何二人进行了宣传组织活动后创建的。当时何孟雄同志曾以马恩《共产党宣言》作语文教材。邓、何二人在保定任教半年，播下了革命种籽，保定团支部建立后即辞职返京。保定的团支部和党支部是以育德中学为中心，最初均隶属于北京地委。
后来保定第六中学的杨景山、王鉴(王重民)、女二师的李沛泽(李培之)、王绍华、孙树勋、张锡瑷等相继入团或入党，河北大学和保定第二师范都发展有团员或党员。1923年，我离开保定之后，保定便建立了党的和团的地委组织(党的地委书记是张廷瑞、团的地委书记是孙有曾)，这时候，虽还与北京地委有工作上的联系，但在隶属关系上已改属中央领导了。此外，我记得1922年春，保定军官学校还有两位党员(忘记其姓名，是湖南人，似是邓中夏介绍入党的),亦曾与育德中学党支部有过联系。其他如山西太原、陕西南部、河南北部、内蒙、三特区、东北等北方各地，党和团组织的创建，亦多和保定有类似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