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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云，是陶行知为她取的名字，寓意为飘来飘去的一朵云，细品之下，总有那么一丝难言的苦涩与悲凉。作为项英的女儿，项苏云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仅十二天，而关于母亲的记忆更近乎一片空白。“偶尔想起来也会有些感伤，但是那个年代又不是我一个是这样的遭遇。”爽朗的项苏云轻轻一挥手，似乎不愿让自己陷入到那种情绪中。
父亲项英牺牲六十多年了，项苏云愿意到新四军纪念馆去参观，却很少参加关于新四军的各种研讨会。“我对父亲的资料了解不多，我不愿以项英女儿的身份参加辩论。对父亲的评价交给历史吧，历史证明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我会接受历史的评价。”七十七岁的项苏云已经看淡了很多。
漂泊的云
很多知道我身世的人，多少觉得我的经历有点不一般。我时常想，从某种角度，我与父亲项英，我们两代人的经历，其实也正是这个国家曾经经历的那些不平常岁月的一个缩影。
我人生的记忆是从上海劳工幼儿园开始的，那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开办的一个孤儿院。那时候我只有两三岁，我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甚至不知道自己以前叫什么名字。因为在孤儿院里长大，所以我从小就认为自己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像我身边的那些孩子，所以我也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凄惨。
那时我当然不知道我的爸爸是新四军军长项英。关于我的身世，我也是长大后了解的些许零碎片断：我1931年出生，妈妈生下我不久就把我托付给别人，自己离开上海去苏区找爸爸。有一年，我碰到徐明清阿姨（注：前农业部部长王观澜的夫人），她说她在上海时帮妈妈带过我，妈妈离开后，她把我带到了浙江，把我交给在浙江的地下党林迪生（注：前兰州大学校长）。可是大家也没办法养活我，最后只好把我送到陶先生的孤儿院里。那些阿姨们说，我的小名可能叫阿苗，我的弟弟项学诚小名叫阿毛，还有一个在苏区失去下落的弟弟叫阿狗。
“苏云”的名字还是陶行知先生给取的。陶先生的孤儿院开在上海英租界，可能觉察到他和共产党的关系密切，英国人不让他再办下去。孤儿院要解散了，我记得女老师把我送到陶行知先生的家里，坐了没多长时间就离开了。她刚出门就被自行车撞倒了，陶先生很着急，赶紧叫人把女老师送到医院去。我听到后就在那里号啕大哭。
没人管我了。陶行知是名人，他不能一天到晚带着我。陶先生曾在江苏淮安创办了一个新安小学，新安小学一位叫郭青的老师到上海来办事，陶先生便让郭老师把我带到新安小学。郭老师问：“孩子叫什么？”陶先生想了下说：“叫苏云吧，在江苏飘来飘去的一片云。”从此我便有了一个正式名字：张苏云。我也不知道陶先生为什么让我姓张，可能觉得张姓比较普遍吧，“项”还是太引人注目一些。
现在回想，陶先生应该知道我身份的。父亲1930年去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代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名气很大。我记得陶先生很郑重地嘱咐郭老师：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带好。郭老师对我这个无名无姓的孩子心里没底，很紧张地问：“出了差错怎么办？”陶先生说：“你只要尽力而为，出了事你不用管。”
新安小学是陶行知先生为穷人办的一所学校，他的理念是穷人孩子也要受良好的教育。很多穷人交不起学费，拿袋子装点米交给老师就可以了。学校似乎是村里的一座破庙，因为我还有在泥菩萨后面捉迷藏的记忆。晚上我住在一个农民家里，和他家大女儿睡在一起。
好景不长，不久抗战爆发，日本人很快占领了徐州。新安小学的校长叫汪达之，他把大一点的孩子组成新安旅行团，到各地演出宣传抗日。汪达之校长写信告诉郭青老师：形势很紧张，你带着张苏云去西安吧——除了我之外，学校还有一名孤儿，但汪校长只让郭青老师带我一个人走。我想陶先生应该跟汪校长交代过我的身份。
但是郭青老师并不知道我的身份，他只是兑现对陶先生的承诺。他带上我搭货车走了一段，然后再换乘驶往西安的列车继续前行。我记得，车过陕西潼关的夜间，突然遭到在风陵渡的日军炮击，车上的灯顿时全部熄灭，所有乘客都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任何响动。火车在黑暗中疾驶，所幸冲出险境。
我们到达西安，完全人生地不熟。在西安住了一个月后，郭老师身上没钱了。他告诉我，某学校有个孩子剧团，想把我送到那里，然后自己找个教书的地方。正在商议出路，郭老师收到了汪达之的信，汪校长这时候在信中交代了我的身份，他告诉郭老师：只要把张苏云带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到了那儿，就有办法了。
那时候在西安还不敢公开谈论八路军，当时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是伍云甫，也就是伍绍祖的父亲。听说郭老师介绍我是项英的女儿，他让我们先住在那里，其实是在了解、审查我的身份。直到这时，我才对“项英”是谁有了点模模糊糊的印象。碰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伯伯也住在八路军办事处，他与父亲很熟，见到我后，他亲自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问他是否有我这个女儿。得到父亲的确认后，我和郭青老师才被正式批准去延安。
那时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把很多投奔而去的青年学生送往延安，而且是用大卡车公开地送，一次大概有五六辆车。我是1938年4月出发的，送我去延安的那辆卡车有些特殊，除了我和郭老师外，还有中共华北局情报部长王世英一家四口，萧劲光的儿子、刘志丹的女儿、高岗的儿子，张国焘的儿子也在其中。他们原本准备去苏联，但是没能成行。虽然张国焘那时已经脱离共产党，但他儿子不相信，还是返回了延安。我记得他个子比较大，虽然路上比较颠簸，但他喜欢站着，扒着窗户往外看。
十二天的父女
我从小到大就习惯了自己的孤儿身份，在延安能见到爸爸，实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1938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吃晚饭，郭青老师来了，说你爸爸到延安了，有人接你去见他。记忆中我又惊奇又高兴，急得马上要走，饭也顾不上吃完。
爸爸在武汉搞工运时有一位战友叫林育英，革命时期化名张浩。张浩派警卫员把我、也把张浩的两个儿子带到延安城里一个院子的一间平房里。见我们来了，张浩伯伯一一做了介绍：坐在床上的是朱爸爸（朱德）；抱着小女孩坐在那的是刘爸爸（刘少奇），怀里抱的孩子是刘爸爸的女儿刘爱琴。我记得刘爱琴只有六七岁的样子，穿一件小花布旗袍，梳着一个童花头。张浩告诉我，等一会儿就和朱爸爸一起去参加欢迎你爸爸的欢迎会。
我后来才知道，爸爸这一次是从皖南根据地来延安开六届六中全会的，延安为外地来的成员举行了一个欢迎会。欢迎会是在八路军大礼堂开的，记忆中我乖乖跟着大人们走了进去。大礼堂条件十分简陋，人们都挤坐在木条板凳上，但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我跟进去以后，大人们都相互招呼，可我谁也不认识。我就走到主席台前，转身面对着整个会场，找我爸爸。陈云走过来叫我：“苏云，你是不是在找你爸爸？”他把我领到一排座位前，指着朱德旁边的一个人说：“老项，这是你女儿。”又转过来告诉我：“这就是你爸爸！”
记忆中爸爸一把将我抱起来，放在他腿上。他看我，我也看他。他问我：“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在问别人家的孩子。他问什么，我就说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虽然我一直很羡慕身边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可以撒娇，但爸爸真的突然“冒”出来后，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毕竟我长到了七岁半才第一次见父亲。散会后，爸爸要带我一起回去住，可我感觉和爸爸仍是怯生生的，不好意思，就说宿舍的同学都在等我，要先回学校去。于是爸爸派警卫员把我送回了学校。
第二天放学，爸爸来学校接我，带我到他住的窑洞，又带着我一起到保育院见弟弟，弟弟是早我几个月到的延安。就这样，爸爸和我，还有在延安保育院生活比我小四岁的弟弟，总算在延安团聚了。可惜弟弟到了晚上拼命哭，要找保育院阿姨，吵得爸爸没法休息，又把他送回了保育院。
记忆中爸爸对我很好，白天他去开会、工作，晚上接我回来，早上送我上学，有空时还给我洗脸、洗脚、洗衣服。有一天，爸爸请郭青老师吃饭，我记得爸爸亲自给郭青老师斟上了酒，但我却把郭老师的酒杯抢了下来说：“郭老师不喝酒，不喝酒！”两个大人相视而笑。
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门前，马海德医生为我与父亲、弟弟拍摄的照片，就成了这次团聚的纪念，也是我们姐弟与父亲的唯一一张合影。照片里我戴的帽子，就是父亲在延安时送给我的。爸爸在里面笑得特别开心，后来有人说，这是项英一生中笑得最灿烂的一张照片。爸爸特别高兴，把照片洗了很多张，送了好多朋友。我是上世纪50年代去邓妈妈那里看到了这张照片，邓妈妈赠给了我。
有一天晚上，郭老师来告诉我，说我爸爸有任务，马上要离开延安，所以他白天来学校，想再来看看我。但是，我们学校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已经躲进山里上课，于是我和父亲还来不及告别，就这样分开了。
虽然爸爸不在身边，但我还能感觉他的牵挂和怜爱。半个月后，西安有人捎来父亲给我的东西：一封信、一筒饼干、一副手套。很多新四军的人到延安来，都会到学校来看我。薛暮桥的夫人罗琼到延安看到我时说：“有这样一对儿女，项军长可满意了！”很多年后我去拜访陈丕显伯伯，他还特地把夫人喊过来见我，原来爸爸告诉陈伯伯说，我长得很像陈伯母。陈伯母当然长得比我漂亮。
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便是与父亲只相处了十二天。直至今日，我对父亲的性格没什么直接印象，但一个“慈父”的形象永远深植于我记忆深处。
父亲与皖南事变
关于“皖南事变”的是非曲直，现在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我是学工程的，之前对党史并无多少研究，只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了解这段历史。
“皖南事变”中，父亲肯定有指挥失误的地方，但所谓贻误战机，没有及时带领部队转移，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军事科学院有位专门研究项英的专家叫王辅一，他是用白纸黑字的电文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中央发了什么电报、项英是怎么回的，当时都有记录在案。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1940年10月底，国民党大军包围，中央对项英交代一直是要交涉。1940年11月30日，中央给新四军发了这样一条电文：“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在事变前十三天，中央仍给他和叶挺发来“以拖为宜”的电报。所以，说项英赖着不走是不对的，是中央一直让他拖着的。可惜原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去世了，中央重要的电报都经自他手。
1941年1月，父亲带着一拨人马突围后，藏身在一个石洞里。据父亲身边的人回忆，父亲在山上时还很痛心，觉得新四军遭受这么大的损失他有很大责任，决定出来后先好好检讨，东山再起。打死他的人叫刘厚总，3月23日晚上，父亲、周子昆与警卫员黄诚住在石洞中，刘厚总在凌晨开枪打死了父亲与周子昆，抢走了父亲与周子昆随身携带的作为军费的黄金、银元，又抢走了手表和枪支，身中两枪的黄诚死里逃生。
刘厚总并不是电视剧《新四军》里描述的那样，是项英的贴身副官。据父亲的秘书顾雪卿回忆，刘厚总是军部副官处负责管理马匹的副官，平时与项英没有联系，是“皖南事变”突围时在山沟里跑到一起的。刘厚总个子高、力气大，枪法比较准，是个打游击的好手，所以当他要求留在父亲身边时，父亲也很自然地答应下来。父亲带着几个人突围出来后，刘厚总自认前途无望，情绪低落，一直念叨着“完了完了”，所以才起了杀人劫财的邪念。可怜父亲英雄一世，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手里。
刘厚总下山时被国民党捉住，国民党也并未给他什么优待，在长期关押后释放了他。全国解放后，他隐姓埋名，到处躲藏，但听说在1952年8月初在江西南昌被抓获处决。
现在一直有人写文章说叶挺与项英不和，将“皖南事变”的原因归结为项英与叶挺的矛盾，说党内机密会议，叶挺都被排除在外，叶挺儿子在回忆录里提到叶挺有时无所事事，背个相机到处走，显得很孤单。总的感觉是叶挺在新四军中很受孤立。
我很奇怪有人拿这一点做文章。因为从当时的历史看，叶挺早期脱过党，虽然在“皖南事变”后的表现证明他是经得起考验的，但在当时，项英对他有戒备是不奇怪的。直到现在党内和党外还是有区别的，何况在那个非常时期？如果说父亲有什么问题，在我看，只能说他太忠实于党的路线了。
由于叶挺当时已经脱党，没署他名的文件不能让他看，作为政委的父亲还主动要求中央来文来电时添加叶挺的名字，以便共同指挥新四军。父亲对叶挺生活上也很照顾，那时候他们真是同甘共苦，叶挺曾几次萌生离开新四军的念头，不可能全是因为与父亲个人的矛盾。项英突围出来后还担心叶挺，又回头找他，结果叶挺下山去谈判被蒋介石扣押。
叶挺的儿子叫叶正大，是我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我们俩关系不错，他不止一次拍着我的肩膀说：“父辈的事情随他们去吧，我们俩永远是好朋友。”我们相视一笑。
而在事变发生的当时，在与父亲等人失去联系、父亲生死未明的情况下，上级起草了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后来还是陈毅在会上讲了“皖南事变”经过，那份决定才没被“七大”通过。这也说明，有人所说的项英与陈毅的“重重矛盾”是毫无根据的。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住在李富春家的窑洞里，对我和弟弟特别好，正逢过年，蔡畅妈妈拉着我和弟弟给陈毅拜年，说我俩都是新四军的子弟，要给压岁钱。陈伯伯一边说“要得要得”，一边掏钱，每人给了1万元边区币。1956年我从苏联回国时，听说陈毅伯伯在北京饭店参加一个舞会，我特地去见他。陈毅伯伯看到我，立即抛开舞伴拉着我在舞场上转圈，然后特别兴奋地逢人就说，“这是老项的女儿，这是老项的女儿”，对我的疼爱溢于言表。旁边的一个女的不解地问他：“谁是老项？”陈伯伯用很重的四川话回答：“老项，就是项英嘛！”我想陈毅伯伯如果活着，一定不会同意挑拨他和父亲的那些言论。
尽管当时起草的决定没获“七大”通过，只在新四军内部传达，但它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父亲评价的依据。解放后，对项英的评价跌入了低谷，而且很奇怪的是，对父亲参与的革命活动却只字不提。父亲是参加中共“二大”的十二个代表之一，但介绍中只提其他十一位；父亲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电影里只演了施洋和林祥谦，却不提施洋还是项英介绍入党的。陈丕显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有一次去参观“二七大罢工”纪念馆，特地纠正他们不提项英的错误。文革中，全上海都贴了“项英是大叛徒”的大字报。几年前有位作家写了《皖南事变》的小说，把项英写得糟糕透顶，我没有资料反驳无力，是新四军的一百多位老干部写信提出反对意见，这部小说才最终被禁止再版。我相信对父亲的评价，自有历史公论。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只知道父亲下落不明。直到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通报给大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了。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悲痛，跟父亲一起也就十二天，坦率地说，感情会有多深？另外，周围同学也经常有父母牺牲的，这在那个年代也是平常事。但是“皖南事变”之后，我把名字从张苏云改成了“项苏云”，我告诉自己，也告诉大家：我是项英的女儿。
母亲之谜
1938年，郭青老师把我带到延安时，我听说妈妈就在一个月前刚刚到过延安，把弟弟留下来后离开，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我也错失了跟妈妈见面的机会。母亲后来的命运多少与瞿秋白有关。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一万多人被敌人包围。当时重病的瞿秋白、年老体弱的何叔衡、已怀孕的母亲与中央苏区政府的妇女部长周月林一起撤离，突围时，何叔衡牺牲，瞿秋白、周月林与母亲一道在福建被俘。被俘时，母亲他们用的都是假名，审问中也没有露什么破绽。他们在监狱中被关押了三年多，我的弟弟就出生在监狱的牢房里。但就在母亲和周月林被保释、瞿秋白也快要获得自由时，国民党却突然知道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杀害了他。
化名为“林琪祥”的瞿秋白为什么会暴露身份？很长时间一直是个谜。最近几年，一些正式出版物上还发表过这样的文章，说我母亲出狱后找到了父亲项英，还没放下行李就被父亲责问：瞿秋白的死是不是和你与周月林有关系？父亲看母亲显得很紧张，就认为是母亲出卖了瞿秋白，一怒之下，拔出手枪把母亲枪毙了。我不知道这个说法从何而来，但这完全是个谣言。
为了写父亲的传记，军事科学院的王辅一找到曾任项英警卫排长的李德和。李德和回忆1938年2月至3月间，项英在南昌着手编组新四军时，母亲张亮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找到东南分局，李德和随项英由军部去分局驻地同张亮会面。他们在一间房子里谈话，小孩由李德和带着在门外玩，大约谈了个把钟头，他们讲些什么不知道，声音时高时低，项英态度严肃，但根本没发生枪毙张亮的事。谈话后，项英到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处去了一下，就返回军部驻地，此后再未与张亮见过面。
王辅一也走访过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后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张亮找到项英时，由于项英早已知道张亮1935年春，突围时在福建被国民党军俘虏，而且俘去后的情况当时无法查清，故没有把她留下，而是给她一些钱让她走了——我猜想，父亲大约是在质问母亲：瞿秋白被杀害了，你为什么能活着出来？肯定也对母亲有所怀疑。
事后证明，离开南昌后，坚强的母亲把弟弟送到了延安。徐明清是原延安市妇联主任，当年妈妈送弟弟去延安时，她还接待过我妈妈，所以“项英杀妻”肯定是不存在的。但是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也没人知道她的下落。
1955年，瞿秋白的遗骸从福建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冈取出，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抓到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有关部门很快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与瞿秋白同时被捕、知道瞿秋白身份的周月林与母亲张亮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周月林是一位传奇人物，早年曾被派到苏联学习过，与海参崴华工工作负责人梁柏台结婚，1931年经请求获准与梁柏台回国工作，把一双儿女留在了苏联，后来也下落不明。1934年，她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十七人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且是主席团中的唯一女性。她曾担任过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从资历上讲，还是邓颖超的上级。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因为周月林懂医，所以留下来护送瞿秋白。周月林被捕后，被判刑十年，关押于龙岩监狱，1938年经人保释出狱。周月林后来辗转回到上海，解放后，担任街道普通干部。好日子没过几天，瞿秋白专案组成立后，周月林在1955年被逮捕，被送到秦城监狱改造，1965年又被判刑十二年，送到山西的工厂劳改，吃尽了苦头。
周月林一直没停过申诉，直到若干年后，有人在当年国民党的一份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瞿秋白被捕才真相大白。原来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是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的妻子徐氏。1979年，周月林获得平反，她已蒙冤二十五年。平反后的周月林回到丈夫的老家浙江新昌县度过余生。1997年，九十一岁的周月林在新昌县去世。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周月林的晚年还算安定。新昌县对她很好，还有人专门采访她，给她写了传记。当中周月林也回忆说，张亮出狱后告诉她，自己要去江西找项英。写传记的人把书寄给了我，可惜等我看到这些材料时，还没来得及找周月林，一年后她就去世了。
妈妈的名字，也是我到延安之后才知道的。七岁那年爸爸来延安看我时，我曾问过他：“妈妈在哪里？”他只是回答了一句：“妈妈不在了。”然后什么都不再说。周围的大人也很少提我妈妈的事，像都在保持着一个默契。我的婆婆涂俊明也是一个老革命，当年在上海开家具店掩护工人运动，偶尔她会对我说：“你妈妈年轻时很漂亮，比你漂亮。”
很多年，我也根本不知道母亲长什么样子。文革时期，我去上海参观，住在我丈夫的朋友家里。有一天，朋友的一位友人来拜访，看见了我，忽然说有一张母亲的照片，是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要来的。他给我翻印了一张，我一直把它保存在身边，这是母亲给我留下的唯一纪念。从照片上看，妈妈的确漂亮，我也只有下巴这里像妈妈。但是看到照片，我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感觉，对于母爱，我没有得到过，所以也没有失去的痛苦。
关于母亲的下落，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最新说法。去年底，一个记者去访问公安部的一个老同志，他以前在延安待过，在康生手下参加过一些专案组的审查工作。据他回忆，他们抓住了一男两女，怀疑是托派，找人审查，这位老人家审查的男的被枪毙了，两个女的被康生下令勒死。他听说其中一个是项英的夫人，她出卖了瞿秋白。这件事情之后，他也险些被康生以某种借口除掉，但这些老干部是罗瑞卿的部下，是他托人找到罗瑞卿才保住性命的。等这个消息传到我这里、我再让他们带我去见这个老人时，老人家已经糊涂得说不出话来。不过以我在延安的经历，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我是七十多岁时才听说这件事的，我能有什么感慨呢？
对于母亲，我只知道她是四川人，但究竟是四川哪里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也无从去追寻她的家族、她的身世。我只知道她与父亲是在上海搞工人运动时相爱的，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在一起。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他们的情感，但我想，在父母这一代人的心目中，他们的理想是高于一切的，在需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感情、家人乃至生命。
延安岁月
1938年到了延安后，我被送进了徐特立创办的鲁迅小学学习，1939年学校改名为“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部”，也称延安保育小学。延安保育小学的学生是革命烈士子女和中共高级干部的后代。郭青老师则被送到延安抗大学习，他后来当上了保育小学的校长，成为很多孩子的大家长。
刚到延安时，我只有七岁，独立生活比较困难，有一个保姆专门照顾我。那时还没有窑洞，我们在平原地区住的平房，房间里用大木板桌搭的床，一张床能睡十二三个孩子，像一个大通铺。我们这些孩子吃饭、睡觉都在一起，过着军事化的共产主义生活。
在延安，我们随时都能看到毛主席，他对我们每个小孩都叫得出名字。有一次我们采了一大捧山花，我们跟老师说：“这些花真漂亮啊，我们把它献给毛主席好吗？”老师答应了。于是我们一群娃娃，排着队、唱着歌，向毛主席的住地走去。毛泽东在窑洞前看到我们非常高兴，当时江青也在，她还从窑洞里拿出一桶饼干让我们吃。有时候想起来，还挺怀念那时候的延安气氛。
我因为记忆力好、胆子大、不怯场，经常被老师骑马带到附近参加会议或代表学校演讲，延安的报纸还称我为“小小演说家”。有一次，老师带我到学校附近的真武洞集市，给赶集的老百姓讲“行动纲领”。我背得很熟练，正在哇啦哇啦地讲时，突然发现台下站成一圈的老乡中，从怀里摸着什么，然后摸出一个小东西，放在手上一掐，很清脆的一声，然后他又把它放在嘴里一咬，好像吃得很香。他不停地重复着这个动作，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他在干什么呢？他吃的是什么？想着想着，我走了神，把自己背熟的纲领也忘了，演讲卡了壳，台下一阵哄笑。回到学校，我还被老师批评了一顿。
我后来才知道，延安地区缺水，卫生条件比较差，很多人身上长了虱子。他们习惯边晒太阳边抓虱子，那个老乡就是在捉身上的虱子。当地老乡还认为，虱子吃了我的血，我就应该把虱子也吃了，所以刚才那个老乡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没有爸爸妈妈的生活，让我从小养成了自立、好强的性格。带过我的大人都喜欢我，像蔡（畅）妈妈、康（克清）妈妈、任弼时的夫人。但他们对我再好，也不是自己的父母，我还是要规矩一些，这一点，我始终是很清楚的。
中组部对我们特别照顾，陈云、李富春常接我们去他们家吃饭，蔡畅妈妈待我们更像亲生儿女一样。当时在延安，我们只要往口袋里装一把牙刷一把勺子，走到谁家都有饭吃。
我到延安时，才知道我还有个弟弟在这里。我的弟弟项学诚是在监狱里出生的，是周月林为母亲接的生。弟弟和我的关系很好，平时和弟弟去的最多的就是李富春和蔡畅家。
蔡妈妈很喜欢我，教我洗衣服、织衣补洞。蔡妈妈很爱干净，摆在桌上的东西别人是不能随便挪动的。她也嘱咐我：“小朋友来玩可以，但我的东西你们不能动。”有一次来了个同学，只是好奇地翻了一下，我都没有感觉有什么变化，蔡妈妈回来问我是否有人动了她的东西。
有时吃完饭，李叔叔、蔡妈妈带着我在窑洞后面的山坡上散步，我还牵着李叔叔的小狗“路路”。路上遇见认识的叔叔阿姨看到我们，会过来逗我：“你家几口人呢？”我认真地看了一眼小狗，然后回答：“四口！”李叔叔与蔡妈妈的女儿李特特很嫉妒我，说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远比她长得多。
1943年，延安搞了个“整风运动”，后来康生又搞了一个“抢救运动”，弄得人人自危。我们保育小学也开始搞起了“抓特务运动”，老师不允许我们回家，留在学校搞“运动”。老师和高年级同学都要受审查，每人要交代清楚自己的经历，如果说不清楚，就会被怀疑是特务；同学之间也互相揭发。学校还专门组织我们学生到礼堂，听一些表现好的人现身说法，我们小学生坐在下面，跟着大人喊口号。
弟弟告诉我一件事情：他们的老师把一个小同学叫去交代问题，老师问他是不是特务，他否认。老师说不老实交代的话，就罚他站凳子上。小同学被罚饿得受不了，实在坚持不住，就向老师检举了一个人。他说，夏天大伯派一位姓李的年轻人来接他回去度暑假，途中遇到大雨，河水涨得很高，骑在马前的小李叫我抱紧他的腰，他在马背上猛抽几鞭子，硬是从河里冲了过去。小同学怀疑小李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因为大家险些连人带马被洪水冲走，肯定是不存好心。
老师很仔细地拿本子记下了小同学的揭发，然后很满意地告诉他，过关了，可以回宿舍睡觉了。小同学后来听说靖边县真的把小李打成了“特务”，被整得很苦。长大后，他很后悔自己九岁时的无知，伤害了一位不熟悉的大哥哥。
整风期间，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不准回家，过了几个月后，紧张的气氛才慢慢缓和下来。
夏天，我和弟弟去李富春和蔡畅家。李叔叔问：“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回家来啊？”我说：“校长说大家都在整风，整风不能回家。”李叔叔很奇怪地问：“一群娃娃，整什么风呀？”他这一问，弟弟可来劲了，他不顾我劝阻，马上眉飞色舞地说：“我们学校整风可热闹了，还把人吊起来打呢！大家跟着喊口号！”李叔叔很认真地听着弟弟的话，很生气的表情。他马上拿起电话给中共西北局的负责人高岗打电话：“怎么我们大人整风，娃娃里面也在抓特务，还打人？！”结果一周后，西北局就派人来学校调查，学校领导还向几位被错整的老师道了歉，承认过去的错误。
李富春与蔡畅去了东北之后，把我交给了任弼时。有这些叔叔阿姨的照顾，在延安时，我从不觉得孤单。
往事
1948年，中央决定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选择的都是革命烈士与中央领导的子女，有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高岗的儿子高毅，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和我一共二十一人。给我们送行时，领导对我们说，现在国家正在打仗，仗不要你们打了，由我们来打，你们去努力学习，回来好好建设新中国。
我们在苏联学的专业都是从建设角度挑选的。叶挺是因为飞机失事遇难，他的两个儿子就下决心制造自己的飞机，去了航空学院。林汉雄的父亲死的时候，说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于是他就学了水电。但是文革期间，中央成立了一个“4821专案组”，专门审查留苏的二十一个“苏修特务”，“4821”名称也就从那时被叫出来。现在，我们“4821”的成员还是会定期聚一下，虽然当中的很多人已经位居高官，但是相聚时，大家没有身份差异，感觉又回到了老同学的温暖回忆中。
我的丈夫林汉雄是张浩的儿子，也是我留苏时的同学。现在很多人把林育南、林育英与林彪放在一起，称他们是林氏三兄弟。林家是一个大家族，林育南是林彪的哥哥，是林家第一个出来革命的，他与董必武是同一时期的，资格比较老。林育英是林育南带出来参加革命的，在革命时期化名张浩，而林彪又是林育英带出来的。他们确实是从林家大家族出来的，但单纯从血缘上讲已经没那么近了。
张浩早期在湖北参加工人运动，资格比较老。1942年去世前告诉身边人，死后要葬在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岭上，意思是要天天看着党中央和毛主席。中共在延安还为他举行了公祭仪式。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亲自将棺材抬到桃花岭安葬，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执绋抬棺。
解放后，林彪对张浩的夫人、也就是我的婆婆一直不错。不过自从林彪与叶群结婚之后，我们与他们家的来往少了许多。婆婆说，叶群安排了叶家的许多人到他们家，对林家人态度比较冷淡。
我们去毛家湾见林彪的次数并不多。那时林彪的父亲还在世，我们喊他“林四爹”，去见林四爹的时候，偶尔会见到林彪。林汉雄的大哥在哈尔滨任市委副书记，文革期间受了冲击，他想到北京见“林副统帅”，我们给林彪打电话，结果他的秘书只是送来了几本《毛主席语录》。婆婆通过林彪的姐姐还是联系上了林家，叶群带话来，说林彪身体不好，只能谈20分钟。林彪出来见我们的时候，话并不多，脸色也很不好。我那时已经听说林彪在战争时期落下很多毛病，怕光、怕风。我们也只是简单寒暄了一会儿，见了林彪的两个孩子，只知道叫老虎和豆豆，也是“九一三”事件之后才知道他们的大名叫林立果和林立衡。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们家也受到了牵连，在水电部工作的林汉雄被关了起来，公安局也进驻了我们家。我被关了一年之后放了出来，我的婆婆是一位老革命，她很不服气，到处找人申诉。
1975年左右，有一次一个老朋友偶然跟我们说：听说江青和毛主席闹翻了，写给毛主席的信可以直接到他手里了。于是我们赶紧以婆婆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将家里情况反映了一下。很快水电部派人来，接我和婆婆与林汉雄见了一面，原来他一直被关押在总后勤部的某个地方，负责他的专案组成员人很多。1975年10月1日，被关了四年的林汉雄被放了出来。可惜我的弟弟在文革中受牵连，1974年便因肝癌去世了。
沉寂这么多年的“项英”，最近几年也走进学术界和大众评论的视野，对那段历史的评价也日趋客观。我不会以项英女儿的身份参与其中，我想，还是把对父亲的评价交给历史吧，历史证明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我接受历史的评价。我相信历史最终会还原其真实面貌。我和父亲两代人的这些往事，是共和国的一代记忆。但愿那些伤心的故事，永远地成为这个国家的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