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巨匠鲁迅，笔锋尖锐，以笔为刃，写下不少犀利的文字，在和其他文人的论战中，许多人都是他的手下败将。
但却有一人，令鲁迅亲笔写下这样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这一人，便是曾任我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
1899年，瞿秋白出生于江苏“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的瞿氏家族，母亲金璇同样颇通文墨，在这样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瞿秋白，自幼便十分爱好读书。
1917年，瞿秋白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期间，他除了完成正常的学习任务外，还制定了自修计划和每天自学进度，并严格执行，完不成计划进度就不休息，为此常常学习到深夜。
1919年，瞿秋白参加五四运动，并加入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瞿秋白应北京《晨报》之聘，赴苏俄采访。路途奔波，他的肺病加重，只得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不论坐着还是躺着，他依旧手不离书。
另外也正是在苏联，瞿秋白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备受鼓舞，并立志要给苦难的中国“辟一条光明的路”。
1922年，瞿秋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因深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赏识，于1923年1月跟随陈独秀率领的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代表团回国。
回国后，李大钊原本打算介绍瞿秋白进北京大学，担任俄文教师，北洋政府外交部也拟聘用他，但瞿秋白还是选择了追随陈独秀，做一名职业革命家，并应陈独秀之邀担任了中央机关报刊《新青年》等的主编，不久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这期间，瞿秋白多年如一日勤学苦读所积蓄的深厚理论和文学功底得到充分发挥，他不仅翻译编写了多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还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并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相结合，为党的理论建设作出开创性贡献。
不过就在1927年，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28岁的瞿秋白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最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重要贡献。
1928年6月，瞿秋白又主持了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后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不过1931年，瞿秋白被排斥在了中央领导机关之外。身处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他开始转战革命文化战线，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写作上，对各种各样的反动文艺思潮进行坚决反击，积极指导、推动左翼文化运动发展，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
彼时，尽管已离开中央权力核心，但国民党政府依然将他视作“要犯”，列为重点缉捕对象，瞿秋白的人身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只能暂时避住在茅盾家中。
后来，瞿秋白又化名林复，携妻搬到上海紫霞路68号一户叫谢澹如的家里。而也就在住进这座房子后，瞿秋白开始了和鲁迅的相识和交往。
当鲁迅得知瞿秋白正从事文学著译并愿意了解和参加左联活动的时候，立即将他当作了重要的骨干力量，此后两人不断有往来书信，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有一次，瞿秋白在写给鲁迅论翻译的信中说：“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地激动：我爱它，象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并感慨道：“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和自已商量一样。”
鲁迅读信顿感心有灵犀，在回信中十分兴奋地写道：“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
后来直到1932年夏，在鲁迅位于上海北四川路的家中，两人才第一次见面。
几乎不出意料地是，此前就常有书信往来的两人一见如故，初次见面就从白天聊到了深夜，话题从日常生活到文学界近况，再到淞沪战争都有涉及。
1933年2月间，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瞿秋白夫妇从紫霞路68号谢家搬离，但未能及时找到新住处，鲁迅当即邀他们到自己家暂住。
彼时，瞿秋白的身份还是“钦定要犯”，要藏匿他势必冒着很大的风险，而为了保护瞿秋白，鲁迅不惜以身试“法”。
这时，又恰逢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在上海，鲁迅参加了宋庆龄为萧伯纳举行的午宴，后同瞿秋白一起连夜编辑，出版了著名的《萧伯纳在上海》一书。
后来，鲁迅又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的全部稿费都给了瞿秋白，给予了当时在上海东躲西藏，入不敷出的瞿秋白莫大的支持。
一个月后，鲁迅又亲自出面委托日本友人，帮瞿秋白夫妇在山阴路133弄东照里12号租了一个日本人住家的亭子间。
这里和鲁迅的住处仅一街之隔，更便于两人往来，他们在这里兼论国事、文艺，怒对群丑，相互鼓励，并肩作战，共同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
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后来回忆起来这段日子：
“鲁迅几乎每天到日照里来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我们见到他，象在海阔天空中吸着新鲜空气享着温暖的太阳一样。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冲破了象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空气。我们舍不得鲁迅走，但他走了以后，他的笑声、愉快和温暖还保留在我们的小亭子间里。”
不过这样安定的生活环境对于革命家瞿秋白来说，终是短暂的，1933年6月，瞿秋白夫妇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到鲁迅家中避难。
在此期间，鲁迅亲笔写下一副对联赠予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1934年1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工作。
临行前，他特意去到挚友鲁迅家中告别。当晚，鲁迅自己睡在了地板上，腾出床来，只为给瞿秋白安睡。
结果，这一别竟成永诀。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后，患有严重肺病的瞿秋白留守江西瑞金，坚持游击战争，转移途中不幸被捕。
所幸在狱中，瞿秋白很好地隐瞒了身份，并用化名给鲁迅寄了一封信求助，鲁迅得知后，当即想方设法筹资，希望将好友安全营救出来。
结果，因叛徒出卖，瞿秋白在狱中还是暴露了身份，敌人为劝降他费尽手段，开始是关押地的国民党最高长官宋希濂劝降，后又是国民党中统局，但瞿秋白视死如归，宁死不屈。
就在鲁迅还正筹资营救时，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押赴刑场，沿途，他还最后唱了一次《国际歌》，就此英勇就义，年仅36岁，自此结束了铁肩文人的革命一生。
远在上海的鲁迅闻此噩耗，长时间悲恸不已。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后来回忆起来曾言：“秋白逝世以后，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
最后，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和愤恨，鲁迅在病中为瞿秋白题写了一副挽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家。”
1936年10月19日，距离瞿秋白牺牲仅一年后，鲁迅在家中病逝。他们二人之间的真情挚意实在令人动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