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康德的理解首先要给他的学说贴上标签：半客观半主观的唯心论。它一方面认定义出天心-自在之物存在，另一方面又主张义出自心-人为自然和道德立法。他的学说充满了重大矛盾，既然有自在之物，我们人类就不可能为自然界（物理世界）和道德立法。人只能通过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上帝对自然和道德的先验立法，做的最好就是人的主观精神与上帝的客观精神合一，即主观思想和客观思想一致同一，即神人合一或天人合一。什么是自在之物？自在之物是不依赖任何自身以外的条件（无外在条件）而存在的事物，是自己以自己为唯一存在条件的存在，即永恒，绝对和无限-者。这里我是运用墨子的必然性原理推导出永恒、绝对、无限之自在之物或物自体乃是无外在条件的存在，即无外在条件的，以自身为唯一存在条件的绝对必然性。按照数理逻辑来看（维特根斯坦）就是重言式：A，则A。按照形式逻辑，就是同一律的先验运用：A=A。这个自在之物就是老子的道，就是墨子的天志和道（尊道利民），就是传统华夏哲学的天命；也是柏拉图的先天（先验）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原始本体-实体，费希特的绝对自我，谢林的绝对同一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言说者。除了上帝，还有谁是自在之物呢？自在之物是可以脱离具体的物理事物存在的先验存在，它通过上帝赋性又成为具体事物或现实事物的“物自体”。（对于哲学概念，我们要找到其汉语起源：天是包罗万象的时空，先天就是先于现象；一切现象又是经验，所以先天又是先验，即先于经验。超验就是超出经验或超越经验即超越时空限度，先验是纯粹客观性，超验可能包含了纯粹主观性。康德的先验概念不是纯粹客观性，而是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超验）然而，康德却认为自在之物或物自体是不可知的，在理性看来，它们就是事物的种类同一性（无限抽象同一性），仅仅作为事物的统一原理而存在，并不知道它们具体是什么，无法描述，任何语言的描述都是着相，都是不够彻底的和全适的。这就是理性的认知限度。知性借助理性的种类同一性将事物从本质上归类。知性是反思感性，它的任务是有限抽象，形成普遍的直观概念即范畴直观，从而形成经验规律，依据经验规律的推理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存在概率大小；理性的任务是无限抽象，形成最为普遍的思想概念或思悟概念，即自在之物或物自体，从而形成本质规律，即同一原理或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这里自然不是指物理世界的自然界，而是老子的自然，即自己如此这样），依据本质规律的推理是必然的。
另一个重要矛盾就在于：既然自在之物或物自体不可知，理性对它们具体是什么也无能为力，那么，人凭什么为自然和道德立法？对于思想概念，我们只有通过悟或思悟方能理解，所以思想概念又是思悟概念，它是抽除一切形象的无形有，是模糊的理解。我们人类借助什么东西来清晰明白地理解和表达作为思悟概念的自在之物或物自体呢？借助直观概念——既可以是具体观念，也可以是抽象观念——来理解或领悟和表达。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具体事例诸如举例法，也可以通过一般性的经验规律或范畴直观即抽象的直观概念（抽象观念）来领悟和表达。在墨子看来，思想概念就是论物之知，即“不可以形貌命者”或“不可以量数命者”，即无量概念；直观概念就是貌物之知，“以形貌命者”或“以量数命者”，即有量概念。前者必须依靠后者方能领悟和表达。注意，那些轻视中国哲学的不学无术之徒，墨子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将知识区分为论物之知和貌物之知两类；第一次将事物差异高度抽象地归类为：种类是非之异和量数然不然之异。康德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点，在《纯粹理性批判》里，他曾说过，思想概念必须借助直观概念才能理解。这是西方先验认识论的萌芽。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认知先验存在的自在之物或物自体？还是要依赖经验或现象。于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出现了，——不是后来被海德格尔的曲解了的现象学的现象主义，海德格尔根本就没读懂胡塞尔的现象学——这是西方系统性的先验认识论，即借助纯粹现象来揭示和表达事物的本质，所以要回归实事本身。既要把那些干扰本质呈现的冗杂现象剔除，剩留纯粹现象；又要借助事物本真本有的原生的直接现象（回归实事本身，但是这并非全部能做到，有些思想概念必须借助非本真非本有的间接现象才能得以理解，例如时间概念必须借助各种直观的运动形式诸如圆周运动或漏沙漏水运动，才能理解）。现象学是本质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科学的哲学。即，我们如何借助现实世界中的纯粹现象去理解或领悟和表达彼岸世界的真理，科学原理，即那个上帝。对西方先验认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两位人物是黑格尔和胡塞尔，他们都认识到科学哲学的重要性和意义。他们分别在《精神现象学 序言 论科学的认识》和《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论文中都强调了哲学作为科学，哲学科学化的重要性和意义。科学哲学，哲学科学化，乃是我们通达真理和表象真理的唯一路径。他们分别侧重于先验认识论的两个认识环节：黑格尔侧重于对经验的无限抽象，认识到思悟的绝对精神或真理；胡塞尔侧重于本质直观，即借助直观的观念或现象来表达和再领悟事物的本质或真理。
康德-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此四人有学说上的师承关系，从半主观唯心论退化到主观唯心论，直至现象主义，构成德国儒学的主体，它跟中国儒学的进展路径正好相反，由孔孟的现象主义，经由宋明儒学的唯物论与主观唯心论的混杂物，到新儒家的类主观唯心论（不够彻底，不成体系的杂物），即所谓的心性儒学。康德的人为自然和道德立法，其实是取消了义出天心，取消了上帝，取消了上帝创世，取消了上帝的造物主功能。但在道德上又不得不把上帝请回来，毕竟人的道德实践理性有限，既是认识能力有限，也是生命实践有限，无法解决道德意志的有差别选择问题，和道德实践的完满性问题，更重要的是无法解决道德实践的德福相配问题。即一个人如何能凭借其道德实践获得与之一致的福报，最完满的道德实践获得最完满的福报，从而达到德福一致的至善。康德不得不以公设的方式——公设上帝存在、人的灵魂不朽和意志自由——把上帝请了回来，希望借助上帝绝对理智的精密无隙的计算力来计算出每个人德福一致的福报，而予以赏罚。康德把上帝弄残了，把上帝的神圣意志斩去头腰，留下尾部，即取消上帝意志的创造和维持功能，仅仅留下赏罚功能。这是一个残废不全的上帝。为叔本华彻底杀死上帝做好了准备，然后由尼采宣布上帝死亡，海德格尔立碑：这里埋葬的是上帝。从孔子、王阳明和康德开始，各种各样的人间上帝被去玩出来，不断上演着各种各样索命游戏。我怎么知道牟宗三根本就没读懂康德哲学乃至德国哲学？我从他的“良知坎陷论”知之。科学和民主不是什么“坎陷”坎陷出来的，科学乃是依靠科学自身产生出来的，即依靠科学精神、科学的思维和方法论发现出来的！发现什么？发现事物的本质原理即真理。这么愚蠢的家伙，你认为他的文章还值得一读吗？人生苦短，要读的书太多了，根本轮不上他们那种肤浅的东西。
康德取消了作为造物主的上帝，他就没法为自由找到根据。于是，他就假设自由与道德互为根据，陷入了循环论证的囧境和窘境。意志自由使道德成为可能，而道德选择体现为人的意志自由。这一点跟老子、墨子和黑格尔是不同的，老子从道那里获得齐物齐人的灵感，从而认定人的平等性，道只有消弥差异才能呈现出来，故而老子主张“锉锐解芬，和光同尘”。我们人所看到的世界万物是具有突出特性（特殊偶性）的东西，是物之光所呈现的现象差异。我们只有抽除一切物象，消除差异或弥平差异，才能见到事物的抽象同一性。同理，墨子和黑格尔则依靠抽象同一性，认定人皆天臣，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推导出人格平等，自然法权平等，人定法权应然平等，从而从权利平等推导出自由。因为权利平等，每个人的合法权利不被侵犯，从而具有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显示出现实的自由，使自由成为我们人的真实历史。墨子和黑格尔的自由并非康德那种行动过程中的意志自由，即自主选择或自我决定的自由，而是反思性的目的自由。反思自由是我们追求的目的，它决定了意志自由应当做怎样的选择。所以，墨子以非攻（不侵犯原则）来定义自由，黑格尔则以“在与他者的关系中保持住自身”来定义自由。其实，我们人根本就没有意志自由，我们所谓的自由选择其实是必然性的命运，因为上帝预定（西方基督教）或预知（华夏天教）一切。所谓意志自由乃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并不能完全认识和把握我们做出当下选择的全部原因（条件），从而在认知上和现实的实事上产生所谓的意志自由（在这里不使用“自由意志”概念，把自由意志概念用作善的意志，以与导致不自由的非自由意志即恶的意志对立，从而意志自由就有了选择性和斗争性）。
至于欧洲哲人诸如莱布尼茨、沃尔夫、魁奈、伏尔泰等对儒家文化好评，乃是历史的重大误会，以至于儒家文化启蒙了欧洲启蒙运动更是无稽之谈。儒家连自己都启蒙不了，居然还有能力启蒙启蒙运动，儒家文化本身就是蒙昧主义，需要被去昧的对象。儒家文化是中国积弱积贫，以至于差点亡国灭种的根本原因。历史实事是大白于天下的明证，难道我们看不到吗？儒家文化有平等，自由、兼爱（博爱）、民主、人权、科学、理性、自然法，这些启蒙运动的主流理念吗？没有！既然没有，凭什么去启蒙启蒙运动？即便是被误认为儒家文化的误会最多的自然法和理性概念也跟儒家没有丝毫关系，不过是西方人刚接触中国文化，错误地把老子和墨子文化与天教上帝信仰一起当做了儒家文化，例如魁奈。他们对儒家文化一开始有好感有多方面原因：（甲）人的心理是这样的，在自己处于对自身旧有文化激烈批判的状态中，看到新鲜事物总抱有一种好奇心和好感，特别看重自己文化所没有的东西，例如没有神教上帝信仰、统一庞大的帝国，等等，宁愿把最美好的想象都赋加给它。（乙）受到上述心理作用影响，以及初来乍到，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还没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传教士向欧洲传回的信息挂一漏万，而且可能针对西方批判思潮的对象而带有选择性的取舍，强调与批判对象迥异的一些在他们看来是优点的东西。（丙）传教士和接受传教士信息的西方哲人已经看清了中华帝国的各种弊端，为了批判需要，他们将错就错，假装中华帝国和儒家文化的仍然具有各种优点，以之为参照对象来批判假借上帝名义，由教会和教士主导的基督教腐败文化。
西方文化发展到康德和后康德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法制和法律改革、启蒙运动都正在进行或接近尾声，西方无需想象中的中华帝国和儒家文化的优点，来作为批判基督教教会和教士腐败文化的资源，而且西方对中华帝国和儒家文化也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知道它们独裁和独断论有机结合的专制本质，或许还有大清王朝的皇帝和官员的傲慢无知，西方对中国政制和儒家文化的印象来了个180°的转变，从盛赞到尖锐深刻的批判。特别是儒家的现象思维、现实世界的一元世界观、非理性主义，以及常识道德和动物伦理，与西方基督教意识形态和主流哲学文化的抽象思维方式，此岸与彼岸共存的二元世界观、理性主义，以及德性伦理相左。
话又说回来，如果当初西方哲人一开始就读了《礼记》，知道儒家伦理道德是怎么回事：仁义礼智信乃是以亲亲尊尊为原则，受血缘限度限制的宗法伦理和道德，温良恭俭让实在不过是礼制教化兼强制的虚伪表现，恐怕就不会那么推崇儒家的文化和道德伦理了。如果西方哲人一开始就看到和看懂老子和墨子对儒家的深刻批判，恐怕也不会一开始抱着好奇心和好感，认同和想象中华帝国和儒家文化的所谓的优点了。
《老子》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个天地，你理解天神地祇或物理天地都可以）。《老子》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显然，老子反对儒家等级礼制，就内含其反面，看重人的平等性。有齐人齐物之心，故而“锉锐解芬，和光同尘”。其意义就在于消解万物差异，反对儒家建立在人为等级秩序上的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仁义道德。把人划分三六九等是缺乏忠信，社会混乱的罪魁祸首，毕竟，人人平等是人的内在本性实然，而不应该从人的不同的外在表现去判定人格高下。老子痛恨儒家这种把人阶级化（阶层固化）的奸诈诡计和道德艺术，所以极力抵制这种“儒式智慧”愚民，而复“愚”之。老子所谓“愚”民乃是朴民，使民去“智”归朴，复归于婴孩之纯真。对老子思想要结合原本（非儒家修改后的版本），作为儒家的对立面去分析思考。例如《老子》81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就是批评孔子巧言令色，博学于礼，欲望贪多。老子曾教导孔子谦虚内敛，不可淫志过重，没想到孔子违背老子谆谆教诲，反其意而行之，故而奋笔疾书，以揭示和批判的孔子逆道言行。
《老子》77章：“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老子》81章：“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老子》9章：“功述身芮，天之道。”老子反对儒家儒家那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自利学说，道德利己主义和道德利权主义，以道德的名义行利己利权之实，利权归根结底也是利己，因为儒家无产文人必须依赖权力，孝忠权利及其当权者才能最大限度地利己，满足其永远无法彻底满足的感性审美欲望。一个贪得无厌的人，欲望永远也无法彻底满足，一个欲望满足了，新的欲望又兴起了。老子主张人道，由“损不足而奉有余”歪门邪道回归“为而弗争”的正道和质朴状态。天道利生，功成而身隐以催生新的生命。芮，草初生未萌欲萌状态，内含某种生命动力。儒家否定兼爱和爱人若己，任由人的从动物继承而来的动物性任意爱己，爱己大于爱人，爱熟人大于爱陌生人，往往导致对他人权利的侵犯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例如，父亲攘羊，子为父隐；窃负而逃、封象有庳，不以为侵权，反而以为是“直躬”和“孝悌”美德。其实，其学说是借宗法等级礼制之亲亲尊尊原则，以道德名义取消了道德。儒家学说把自己的限制在极窄范围内，除了伦理修养和家国政治，一切日常生活和人际事务之外的东西，似乎没有什么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就连名实之辩也不越出伦理道德之形名范畴之外。所谓的伦理修养也就是克己复礼，孝忠顺从，忠恕成道，推己及人，仁爱推恩，亲亲尊尊。所以这个学说的目的不是爱真理，不关心论物之知，不追求当而不可易者，而是为了宗教，即宗法等级教化，以维持一种权利不平等的等级秩序和人际关系。
非攻作为反思自由，乃是消极兼爱，如果人类都能把非攻做好，也就是兼爱的普遍实现了。如果我们要取消理性反思自由的道德应然或应然道德，承认人性（道德）软弱和偏私是“道德”实然或“实然”道德，那么我们就认定人性偏私行为是正当的，人人为了维护自己偏私的利益，就需要建立自己获得和维持这些由偏私行为得来的利益，暴力弱的就得承认暴力强的所作所为是合法的，合理的，正当的，自己只能忍受自己的利益被侵犯和剥夺，除此之外，每个人别的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培植和增强自己的暴力势力，以便自己强于别人，让别人屈服于自己，来满足自己的偏私的情感和心理，为自己获得最大利益。这是让人回归人兽丛林世界，遵从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中国历史的王朝循环更替，其实就是丛林世界的动物法则在人兽世界的反复演绎。重演的历史没有带来任何的思想进步和道德提升，从精神上看，确实是一个静止的帝国和文化。
中国文化从天教上帝唯一至上神信仰自被孔孟之道以宗法神圣性取代以后，越来越退化，自觉的有神论变成不自觉的模糊的有神论，有神论变成无神论。从哲学上看，就是客观唯心（天心）论向主观主义和主观唯心（人心）论的严重退化。一个危害是，没有外在统一的超验的至上神信仰，就没有信仰凝聚力和扩张力，人心涣散，各自设神，力量分散。另一个危害是，没有超验信仰支撑的超验思维，就没有对基因于质类（本质类别）或抽象同一性的统一原理的探索，包括上帝存在本身，因而就没有科学和平等，继而就没有自由和民主，等等。而且，还失去了一个外在独一绝对理智的客观标准，这个标准一方面体现为人类复数理智的公义，另一方面要经得起经验实证和逻辑实证。反之，主观主义危害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现象思维的相对主义和感觉主义，以个人经验为客观实事，信念和标准，或者干脆否定有统一的或永恒不变的标准，难以认同复数理智的公义和真理存在。另一个是主观唯心论的义出自心，各自为神，妄自尊大，恣意妄为。四种危害叠加，华夏文明终于从史前文化多元融合奠基所形成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种族文化帝国，相比之下，变成一个种族文化小国，蜷缩于亚欧大陆东南一隅。黄种人除了没有受儒家文化毒害的蒙古人，有一波非文化和种族殖民性质的短暂的武力政府和扩张外，就没干什么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事了。蜷缩于亚欧大陆一隅等待灭亡，既是文化上的，也是种族上的。这就是儒家文化干的事。仰仗权力灭绝华夏优秀文化和天教上帝信仰，然后腾出生存空间让外来文化和种族殖入，进而把整个华夏民族和优秀文化彻底灭绝，从地球上和宇宙中永远消失。这就是儒家文化的逆向殖民主义或自我殖民主义，即用自己的文化导引外来文化和种族的对自己本土的殖民，从而灭绝自己的文化和民族。亡华必儒！
中国人若不读懂老子和墨子，休想读懂西方哲学。毕竟哲学属于科学，需要依赖科学思维或哲学思维，没有哲学思维，依然读不懂老子和墨子，徒识几个字而已。我们不掌握哲学基础知识和一般的逻辑，怎么理解某人或某个学派的哲学学说？倘若抱着孔儒以来的现象思维，一元世界观和非理性主义的散乱碎片，根本就读不懂西方哲学，尤其是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对印度教和佛教哲学的理解也就是一些皮毛和名词概念附会。例如，“或也者，不尽。”这明显是指“或然性”概念，不尽，不完全，不是百分之百地实现，机率，机会，概率，几率。反之：尽，完全，必然性，百分之百地实现。你们知道冯友兰是怎么通假且拧巴解释的吗？“域也者，不尽。”域是指有限的空间。或然性、必然性，乃是纯粹逻辑概念，出现在墨子逻辑学著作《小取》《墨经》，做出这样的错误解释，也确实让人笑掉大牙。我问你，你连或然性和必然性都不理解，怎么理解爱因斯坦所说的“上帝不掷骰子”这句话？怎么看待二十世纪上半叶关于量子力学的争论。当其时，冯友兰正在美国留学，连这种最前沿的科学争论都一无所知，还奢谈什么哲学？
看看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再看看儒学所讨论的问题，一天到晚，亲亲尊尊，孝悌事君，无君无父，是多么浅薄可笑！这完全是两个自幼成长于单亲家庭的心理扭曲者的心理作祟，一股缺父情结和没有保护的不安全感。顺从权力以求来自君父的权力保护，是他们不辞辛劳的终生追求。儒家所谓的道德乃是纯粹形式道德或经验道德，乃是没有道德原理和自由灵魂的礼制化的强制行为规范。其实就是强调顺而无违的奴隶道德。儒家学说无非是要人按照礼制规范做好自己的不同角色，即遵从既定的伦理规范从事伦理实践。它本身并不专注伦理和道德原理，没有多少理论含量，也不需要理论上的逻辑演绎和逻辑自洽，所以整个学说没有统一的知识体系，也不需要逻辑，到处充斥着独断论。简言之，照着做，别多想！这跟哲学是背道而驰的。哲学观察所然，探讨所以然；儒学人为设定“应然”，并使之成为实然。《大学》所谓至善就是在具体角色上做到完全符合礼制规范。它（至善）本身并没有道德本质或本性上的普遍要求，即没有德性标准。这跟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必然为道德设定原理、法则、命令、律令迥然相异。前者是注重形式和行为规范的德行伦理，这是人格和权利不平等的等级秩序的必然要求，它为不同等级的人群划定不同的行为规范，使之从事不同的伦理实践。因此，繁文缛节就成为德行伦理的基本特色。后者是德性伦理，千种人万种行为只有一条原理，只要行为符合该原理，就是道德行为。儒家讲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修己以成圣，安人以成王，修己成圣的目的是外王安人。这本是就儒家家国一体，同构同伦来说的。治国就是治家，治家就是治国。其目的是把家庭伦理的行为规范推行至全国，把熟人伦理推广到全部陌生人。其实，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治国需要适宜所有人的普遍的社会伦理，不分熟人和陌生人，注重政制和法制清明，依法治国（法治），以德辅之。牟宗三不过是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为儒家的形式道德安装一个外来的灵魂。不仅佛陀俘获了孔孟的游魂，康德又一次俘获了孔孟的游魂。
“无限自由认识心”，这又是一个夸张的主观概念，一个自夸心理作祟下的想当然的肥严膘词。这明显是违反认识论的拼凑词汇。无论如何，人心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总是受限于感官和经验。无论人心怎样分解，打碎，拼凑，组合观念，我们的想象观念都不可能脱离由我们感官获得的印象即原始观念。无论谁，只要没有闻过茉莉花香，就永远没有这种香型的观念。这是取消了外在的绝对理性的上帝独一理智，把上帝内置于自心，以自己为上帝，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取消了上帝理性的客观性，以为自己的人心就是“客观的心”和“逻辑的我”了。无论如何，人心都是主观的心，只有当它认识了天心（道心）和真理，才能使它达到主客观一致同一的客观化，客体化。所以人心被当做“客观的心”乃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取消了外在理智的客观标准——上帝独一理智和／或公众复数理智的公义，——人心就没有了客观标准和信靠，就会信靠自己，以自心为标准、公义和真理，固执行动，带来错误和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