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
—— 守旧派人物翁同龢思想的转变
文：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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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1830年出生在北京城一个官宦世家之中。人们在提到这个著名历史人物的时候，在他的名字前面往往要加一个定语“状元”。是的，正是科举考试的出众成绩，让他成为两朝帝师，对晚清朝政产生重大影响。
甲午战争以前的翁同龢，是一个标准的守旧派人物。状元的头衔，意味着他对中国旧学，也就是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素养，同时也意味着他对外来文化，抱有深深的反感。甲午战争之前，翁同龢是朝中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立朝数十年，矢诚矢敬，有古大臣风”。
十多年来，翁同龢一直是洋务派代表李鸿章的对头，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他都与李鸿章针锋相对。比如中国应该不应该修铁路，一直是朝中洋务和保守两派激烈争论的话题之一。李鸿章认为，中国要赶上西方，必须大规模修建铁路。翁同龢却坚决反对，他认为此举不但影响皇陵龙脉，还将使京师门户大开，影响国家安全。同样，做为主管财政的户部尚书，他对李鸿章领导的海军建设一直十分消极，他认为治天下在人心而不在器械，只要人心齐，就可以抵御任何外辱。因此，慈禧太后决定停止为北洋水师继续投入，他举双手赞成。
在对外交往中，翁同龢对外国人也一直充满敌意。对这些白皮肤蓝眼睛的洋鬼子，他从心底里反感。光绪二年正月初十，各国公使前来参加总理衙门的新春宴会，翁同龢作为朝中重臣，也不得不参加此次宴会。他在日记当中记载，看到这些不可一世、趾高气扬的外国人，心中非常愤懑，他整场宴席都冷眼坐在一边，从始至终，没有和这些外国人说一句话，也没有喝一滴水，吃一口菜。似乎和这些洋人吃了同一个盘子里的菜，就会染上世界上最可怕的病毒：
“威妥玛最沉鸷，赫德最狡桀，余皆庸材也。中二席，邸陪坐，总署诸公环坐，通事等或佥坐或否，余等两旁坐，始终未交一言，未沾一滴一脔。”
不仅对外国人充满敌意，对于那些热心洋务成天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官员，翁同龢也十分鄙视。几年后他又一次参加总理衙门新春团拜会，他在日记中记道，“午正各国公使来拜，一群鹅鸭杂沓而已”。就是说这些外国公使在那大声喧哗和中国官员彼此问好，在他看来就像一群外国鹅和中国鸭在那摇摇摆摆地嘎嘎大叫，令人十分讨厌。外交官曾纪泽会英语，与外宾用英语周旋，在日记被他讥讽成“作夷语，啁啾不已”。
2
在甲午战争打响之前，几乎没有人想到中国会失败。
虽然困难重重，步履缓慢，但是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毕竟取得了很多成绩。陆军换上了洋枪洋炮，通过海外采购，北洋水师也成了亚洲规模第一的舰队……
一切看起来都欣欣向荣，大清王朝似乎国运一新。人们把这段历史称为“同治中兴”，一个衰落的王朝似乎又获得了新生。
甲午之前，几乎所有人都对中国取胜抱有信心。如果说洋鬼子船坚炮利我们不了解底细，小小日本我们可是一直清楚的，这个小国几千年来一直亦步亦趋地学习中国，是我们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学生。在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对中外大势毫不了解的翁同龢在战争中一意主战，他简单地认为，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可以轻松扑灭小小日本的战争气焰。和他一样，朝中从光绪皇帝皇到绝大多数年轻的中下级官员，都坚决支持开战。在他们当中，曾国藩的孙子翰林院编修曾广钧的言论最有代表性，他建议，大清此战不但要击败日本，还要抓住机会干脆把日本从地图上抹去，把它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只有这样，才能永绝后患！
连当时的西方世界，也大部分并不看好日本。“对这场东方战争未来的走向和结局，西方世界在最初时刻普遍并十分不看好小小的日本。赫德认为中国军队在海上可能不是日本的对手，但是最终会凭借巨大的资源优势战胜日本。”
然而，战争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近代化像魔术一样，把小小日本瞬间变成了超人，老大帝国不堪一击。《马关条约》规定，中国不但要赔偿日本二亿两白银，还要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此外还要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这些地方开设工厂。
如果这份条约能得到朝廷最后批准，它将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打击最为沉重的一份条约。
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清朝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银元。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赔款1600万两。
1874年琉球事件爆发，赔偿日本50万两
1881年，签订伊犁条约，赔偿沙俄504万两。
近代以来历次条约中，中国所付出的赔款总额加在一起，不到五千万两。而甲午一败，赔款数额居然要比历次赔款总额还多出足足四倍。以前中国虽然也丢失过大片土地，不过那些土地大多位于遥远的边陲，土地荒凉，人烟稀少，对内地人心震动有限。这次，要丢掉的却是已经开辟了几百年的人烟稠密的台湾，以及属于大清王朝龙兴之地的辽东半岛。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马关条约签署场景）
3
塞翁失马，甲午中日战争，使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从迷梦中醒来。
干脆利落地输给了小小岛夷倭寇，这一事实，对全体中国人确实是比鸦片战争还要重得多的当头棒喝。当时在中国的外文报纸说：“战争和赔款迫使中国人民相信他们之所以不如日本，是因为日本采用了新法，所以有今日的强盛。”近代史上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最关键的一次思想转折终于来到了。
本来研究西学，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是一件丢脸的事。“在1840年后的近半个世纪以内，西学的输入是缓慢的，特别是和西方文化在日本的迅速发展相比就更加明显。当西学在日本迅速成为全民族注意中心之际，它在中国却数十年被限制在通商口岸范围之内。1865年江南制造局建成后，它的译局翻译的出版物销路是很有限的。”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后，长期以来很少有人问津的西学译著，突然洛阳纸贵。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91年创立一个叫“广学会”的机构，致力向中国译介西方文化。他发现，从甲午年之后，他们翻译的书突然好卖了：“本会刊书之始，未能显着效验。洎乎近岁（甲午年），中国读书士子，多知会中书籍之善，平居偶语，恒盛称广学会不置，起征深闭固拒之心，日渐融化。”据广学会统计，他们1893年一共卖出了价值800余元的书，而到了1895年甲午战后，一下子增长到了2000余元，1896年，又翻了一翻还多，达到5000余元。1897年又翻了一翻多，达到12000余元……
甲午战争的惨烈结果，也令读了一辈子圣贤之书的翁同龢的思想一夜之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事实胜于雄辩，他终于明白，世界变了，遵守旧章已经救不了中国，只有像日本一样学习西方才有出路。
他一改对洋人的敌视态度，开始频频拜访以前从来不用正眼看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还不断向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教西方事务。[注1.]
1897年2月，在李提摩太离开北京之前，翁同龢竟然降尊纡贵，亲自前来拜访。李提摩太回忆说：“没想到，他就在外面，有重要的事情要同我商量。这是空前的举动，此前从来没有一位中国的总理大臣曾经拜访过传教士的住处。我们就宗教宽容和政治改革问题谈了一个小时。……他离开不久，派人送来了四匹丝绸，还有让我路上吃的八盒点心。”
在战争之前，翁同龢提供给光绪皇帝的教科书与历代皇帝毫无二致，不过是《帝鉴图说》、《十三经》、《圣祖圣训》之类的“帝王之学”。这导致光绪皇帝的知识结构严重不合理，头脑中除了四书五经、“圣贤心法”，空无一物。战争之后，他把一位名叫陈炽的普通京官在两年前所著的《庸书》送给光绪皇帝。翁同龢在日记中说：“至书房，以陈炽《庸书》、汤震《危言》进呈御览。”他希望这些书籍，能为年轻的光绪皇帝提供新的政治思路。
梁启超说，甲午之后，翁同龢“议论专主变法，比前判若两人”。这位六十六岁老人思想上的这种剧烈转变，实在令人惊讶。战争失败，使翁同和“深以旧法不足恃”。原来，在二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中，他一直是反对力量。现在，他认识到，中国不但要变法，而且要超越洋务运动的水平，“变法须从内政根本变起。”因此，他才将康有为推荐给光绪皇帝，成为戊戌变法的重要推手。
注1. 1895年10月，李提摩托太第一次见到翁同龢时，和他谈的是宗教问题。谈话之后，翁同龢主动要求李提摩太“准备一个折子，思考一下在这危急的关头，中国最急需进行的是什么”。（p.233）李提摩太提出了包括为皇帝聘请外国顾问，让外国人进入中国内阁等一系列在以前肯定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激进建议，翁同龢原封不动地把这些建议呈报给光绪皇帝御览。（p.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