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余
清末民初，在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身在其中的那一批中国人，就像行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路里，摸索、撞墙、回头、左冲、右突、彷徨、挣扎，甚至平躺... ...
很多人在这里成名立万，如黄兴、蔡锷、孙中山。
也有很多人在这里沦为笑柄，如袁世凯、张勋。
也有很多人背了一身骂名，如本文的主人翁，他在这段夜路里，左冲右突，站在上帝视角一看，令人唏嘘不已：
他大半生都在坚持君主立宪，找来找去觉得袁世凯就是那个明君，然后倾力拥立之；
袁世凯很快失败沦为笑柄后，他又转头去支持孙中山，走向共和；
孙中山去世觉得国民党无望后，他又再次“移其志”，在周总理的介绍下秘密加入共产党，并为我党的地下工作做了不少实事。
在世人眼里，他一生未曾有恒志，所以有人说他一生在找风口，在投机取巧。
但他在1929年，正是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时入的党，他自嘲地说：
“有人说我一辈子投机，我这次是投杀头的机，投灭族的机。”
他是谁？
就是说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近死。”的湘潭人——杨度。
而这所有的一切，得从他18岁中举开始讲起。
（一）两个重要的人与一门影响他一生的学问
底层民众能在历史上留名的，一般是两种人：
一种是胆子大的，如那些农民起义的领袖；
一种是读书好的，如杨度。
杨家世代务农，后来因曾国藩在湖南招募湘军，杨度的爷爷带着他叔叔就去参军了，爷爷在战斗中去世，叔叔死里逃生最后做到了总兵。
正在此时，10岁的杨度父亲去世，过继给了叔叔。
总兵的官职可不小，过继后的生活及学习条件自然也不差，且叔叔非常喜欢这个侄子，再加上杨度确实天资聪慧。
1892年，17岁的杨度考取了秀才，并在第二年就中了举人。
18岁的举人，要是让范进听到，估计棺材板都锤烂。
1895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康有为与梁启超集结13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这标志着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联名的举人中，就有杨度。
虽然“公车上书”只是历史的一个普通的瞬间，但历史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体头上，就会变成一座山或者一条路。
杨度在这次运动中，获得了一条路，认识了两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人：
一个是袁世凯，一个是梁启超。
当然了，此时只是小喽喽的杨度，并没有入这两人的法眼。
“公车上书”失败后，21岁的杨度回到湖南，命运之门再次敲响，敲门者是谁？
是做过曾国藩幕僚的一代大儒王闿运，他看到了杨度的才气，精通经学、史学、文学的王闿运亲自拜访，要收这个后生为关门弟子。
杨度欣然同意。
而王闿运要教给杨度的是一门绝密学问——帝王之术。
这门学问，可以说影响了杨度的一生，直到遇到周总理的那一天。
帝王之术学了6年之后，27岁的杨度觉得已经没有啥新东西了，在王老师的强烈反对下毅然东渡日本，想继续学一些新的东西。
在这里，他遇到了好多牛人，并与他们彻夜长谈，互道理想。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国父孙中山。
但二人的政见完全不一致。
（二）与国父政见相左，但君子能和而不同
东渡日本后，杨度再次遇到了近十年未见的梁启超，读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杨度感慨万千，为之作了一首“姊妹篇”，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湖南少年歌》，其中最有名的两句是：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之前，他与梁启超只是点头之交，经过这段时间的交往，两人真是英雄惜英雄，相谈恨晚，梁启超称杨度为“国士”。
而文人们称他俩是“天下至好”。
就是这样的“天下至好”在后面，却因理想反目，梁启超骂杨度——下贱无耻！
当然了，这是后话。
在日本的这段时间，杨度与黄兴是同学，还结识了胡汉明、蔡锷，当然还有孙中山。
两个政见不一的人，却能彻夜长谈，孙中山确定只有暴力革命能拯救中国，而杨度的理想是和平演变，搞君主立宪就能拯救万民于水火。
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约定：
“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君子和而不同，但谁失败了，就放弃主张去权力协助对方。
也正是这个时候，杨度把同学黄兴介绍给了孙中山，黄兴的才能以及在革命中的作用，稍微了解点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杨度的才气和对同学、朋友的真挚让他在日本华人圈子里建立了威望，1905年，30岁的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会的总干事，回国拜见另一位湖南大佬——张之洞。
从此，杨度与清廷搭上了关系，他君主立宪的实践机会，慢慢来了... ...
（三）君主立宪，乳臭未干的宣统，不是杨度眼里的合适君主
杨度回国拜见张之洞，提出了“官绅筹办”的办法帮助大清收回了粤汉铁路的自办权。
第二年，也就是1906年，大清派往“欧美日”的考察团回国，既然是出去考察，那就得交考察报告，但官员们出去就像来了一场公费旅游，回来还是一老门子浆糊，完全写不出来，怎么办？
那就找抢手，谁？
——大才子杨度、梁启超。
也正是杨度的两篇关于西方宪政的文章，为大清搞君主立宪定下了基调。
1908年，33岁的杨度做官了，虽然只是候补四品，但他有资格出入颐和园，为那些皇亲国戚们讲什么是宪政法治。
但当杨度看到这些木鱼疙瘩，且他非常清楚，这些既得利益的捍卫者，怎么会放弃利益来搞立宪呢？
——大清内部阻力太大，搞立宪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
1911年，清廷在外界压力下，还是不得不推出内阁制度，但名单一出，天下哗然，包括36岁的杨度在内，只有6个是汉人，其他的全是满族的皇亲国戚。
这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200多年的大清寿终正寝之后，本来对这些昏庸无度的没落贵族不抱希望的杨度，倒没有多少悲伤，虽然这个朝廷刚刚给了他官爵。
他相信，之所以君主立宪没搞成，不是“立宪”的问题，而是“君主”的问题。
没多久，他就找到了那个他认为合适的君主——袁世凯。
（四）君主立宪，终究是一场梦
早在1905年”公车上书“时，杨度与袁世凯就有了交集，且后面一直有很深的来往，比如去颐和园给贵族们讲宪政，就是袁世凯一手操办的。
在杨度眼里，袁世凯是个很有能力且对他很不错的人。
而在袁世凯眼里，杨度确实是个绝世天才。
就像在日本时与梁启超，与孙中山一样，杨度对袁世凯也有心心相惜之感。
你看载沣做了摄政王排挤袁世凯，并让他回乡养病，袁世凯立即就像一只绿头苍蝇，世人唯恐避之不及。只有杨度，还如往常一样与之联系，在袁世凯离开北京返乡时，也只有杨度为之送行。
不仅如此，杨度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去乡下看袁，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更是直接干脆住在了袁的家里，成了他的幕僚。
后来孙中山的革命军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对峙的时候，又是杨度深度参与了”南北调停“，把袁世凯推到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上。
而此时，杨度仅仅38岁。
到此，杨度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应该算是人生巅峰了。
但在他心里，一直蠕动着的还有那十年前学成的绝技——帝王之术。
他要像明朝初期的姚广孝给皇子朱棣送一顶“白帽子”一样，也要给袁世凯也送一顶。
更关键的是，他觉得袁世凯在细节中，透露了此意。
1913年，国内形势一直在提醒杨度，那个时刻就要到了：
3月，宋教仁被刺身亡，而他最有资格去挑战袁世凯；
7月，二次革命被镇压，北洋军控制了大片原来革命军占领的底盘，且革命军领导人孙中山等流亡。
于是，就像前面把袁世凯推到大总统的宝座一样，杨度想再次把袁推到皇帝的宝座上。
杨度不仅写了《君宪救国论》来证明专制制度能救民于水火，还发动大批袁世凯周围的人鼓吹君主立宪的好处，最后整个北京城都在“请愿”，请求袁世凯当皇帝。
杨度把北京的势造得异常高涨，大有“你要是不做，我就撞死在你门前”的趋势。
袁世凯以为北京之外的地方，也如北京一样“请愿团”一波接一波，于是自信满满地“顺应民意”，走上了那条不归路。
1915年，袁世凯称帝。
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
全国顿时一片哗然，骂声一片，骂的对象除了袁世凯外，当然还有杨度。
留日时的好友蔡锷与之反目，当年称杨度为国士的梁启超骂他下贱无耻，就连家乡湖南的乡绅们，对杨度也是一片骂声。
此倒行逆施之举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据说死时高呼：
“杨度误我！”
君主立宪，终究是开历史倒车，终归是一场梦，此时的杨度，就像他老师王闿运说的：
“徒挨一顿骂耳！”
什么好处都没捞到，白白挨了全国人民一顿骂。
（五）思想从立宪，转变到共和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一坐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位置，第一件事就是通缉这个维护封建帝制的领头人。
虽然杨度说：政见不同，但也是中华民族子民应有的权利。
但他最后还是躲到了青岛。
此时的他似乎看空了一切，开始钻研佛法，且好像很有些效果。就连1917年张勋再次复辟帝制，请他出山时，他的回复是：
“度伤心欲绝，更无救国良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袁世凯的那一次，应该是真伤着了。
但只过了一年，当他得知自己被赦免时，他的思想就开始从立宪-空门，然后到了共和，他去找了孙中山。
于是，就像帮助袁世凯一样，杨度又开始竭尽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比如作为孙中山特使游说军阀张宗昌支持北伐。
国父感慨地说：
“杨度，能履行政治家的诺言。”
这个诺言，就是当年一起在日本时许下的，谁先失败，就去全力辅佐另一方。
1922年，47岁的杨度加入国民党。
但还没等杨度开始发力，孙中山就病亡了。
这一次，杨度该何去何从？
（六）与杜月笙相互仰慕，与李大钊相见恨晚，最后加入了共产党
国父逝去之后，国民党派系斗争严重，杨度在国民党已没有待下去的空间。
但因为五四期间，在报纸上看过一个人的文章，及后来与之交谈中发现这个人极富思想和人格魅力。
从帝制-空门-共和，已蹉跎半生的杨度决定——加入这个人的组织。
这个人就是李大钊，这个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
而他为我党做的第一件事，竟是提前知道并通知过李大钊张作霖要抓他。
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东交民巷抓了很多人，其中之一就有李大钊。
而在这之前，杨度通过前半生的那些关系就知道了张作霖那晚会有行动，并告诉了李大钊，但当时李大钊觉得张还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去使馆里抓人，所以就没走。
当李大钊被抓后，杨度调动之前所有关系游说，并把北京和青岛的房子都变卖了，就只为营救李大钊。
但万分可惜，最后没有成功。
1928年，已经53岁的杨度直接去了上海，成了青帮头目杜月笙众多门客中的一员，杜月笙本是泥巴里的泥鳅，对那些跳过龙门的人青睐有加。
杨度自然是杜月笙欢迎的，给他一栋宅子，及每月高额的开销费用，而作为回报，杨度给他写一些文章，比如杜家祠堂落成时，杨度就专门为之写了一篇《杜氏落成颂》，并为这个落成典礼的前前后后呕心沥血。
但是，杨度到杜月笙门下只是一个幌子，他到此是经过党组织商量批准后的结果，其目的是帮助共产党人渡过难关，并收集情报。
1931年，帮助杜月笙完成祠堂的落成典礼后两个月，杨度就去世了。
享年56岁。
但他共产党的身份，直到1975年才大白于天下。
那时周总理得知《辞海》正准备筹划出版，专门让秘书去找《辞海》的编辑部：
“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六君子之首的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如《辞海》中有杨度辞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而在这之前的34年里，在世人心中，杨度：
就是一个保守的、落后的，维护封建帝制的保皇党形象，被世人唾骂。
（完）
《辞海》中的杨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