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发布了《皖南事变前，毛主席警告项英“别犯1927年的错误”，项英直撂挑子》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蒋介石要灭新四军而后快，项英所处的皖南已成险地，毛主席从1939年11月开始，不断提醒、催促，甚至下死命令给项英，要他移师江北。但项英多方推托，就是不肯动窝，并不惜拉下脸面，辞职，撂挑子。
为什么会这样呢？
难道，项英不知道自己身处险境吗？
说起来，项英也是经历过了艰苦卓绝的三年南方游击战争，无数次从生死线上闯过来的牛人，他不可能不清楚蒋介石的险恶用心。
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他，让他如此有恃无恐呢？
答案其实并不难找。
1940年3月29 日，毛主席致电刘少奇、项英等人，要求：
“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 ……，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项英先是在4月14日答
“就江南现有力量在大变中不能支持局面”，
4月16日又提出要
“调江北之叶（飞）、张（道庸，即陶勇）两团全部急返江南， 以应大事变”，“为便于争取苏北， 在江南、皖南加强力量有大作用”，
到了4 月21日，更是大谈
“江南对整个南方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甚至，他还在4 月21日的电报中明确提到：
“目前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我们在苏南敌后充实力量后，再南进天目山脉, 西取黄山山脉是比较稳当的事……”
细究项英的意思，是说，天下形势即将大变，新四军待在江南比移师江北更有搞头，将来国共相争，新四军可充当南天柱石。
也就是说，项英不肯移师江北，是因为他另一番雄图大志。
但是，从1937年到1940年，八路军已经由原先的4.5万人发展壮大到了50万人；而新四军成立时有1万人左右，到了1940年，也只有两万来人，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发展。
这，已经充分证明了新四军在军统区里是难打得开局面的。
毛主席因此在1940年5月4日给项英做了个规划：
“不要委托，不要饷，独立自主放手地扩大军队”，“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一年内扩大十万人抢。”
而根据白艾所著的《皖南事变前，周恩来和项英、叶挺、陈毅、袁国平的对话》的记载，项英对毛主席的规划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对叶挺、陈毅、袁国平等人发牢骚说：
“什么西起南京，南到杭州？那是蒋介石的老窝，去一、二个支队犹可，军部去，大闹天宫，鸡也飞了，蛋也打了。”
项英的这一句牢骚，就彻底地出卖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是的，他不肯移师江北，是因为害怕，害怕“鸡也飞了，蛋也打了”。
在他看来，江北是日伪政府和国民政府争夺的焦点，日伪军和国军在江北的力量都很强大，而且，江北大多是平原地带，比不上在在南方山区里打游击安全。
项英之所以在南方八省打游击打得风生水起，其所依仗的就是山区的复杂地形。
只不过，国共合作后，这些山区属于国统区，他不能再带部队进入这些地方打游击发展根据地了。
但是，“一旦天下有变”，也就是等日军打通了浙赣线，国民党第三战区撤走，新四军军部就可以进入黄山、天目山、武夷山等山区发展根据地了。
到那时，就可以放手打出一片天地了。
对于项英心里的这点小九九，毛主席看得清清楚楚，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们的主要出路在江北。困守皖南，是守株待兔的战术，只有向北才是生路。”
可惜项英固执己见，根本听不进。
皖南事变发生后，陈毅曾叹息说：
“项英对形势估计不对，坚持南进政策，坚持黄山计划、天目山计划、浙西计划。”
刘少奇完全赞同毛主席对项英“守株待兔”之说的评价，说：
“项英在皖南守株待兔，守了三年，没有待到兔，待出一只老虎来，结果把自己吃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