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单枪匹马闯虎穴，一阵“喊空”吓得匪首束手就擒

上一篇老兵毕德成口述了他抗战期间的战斗历程，本篇将讲述他解放战争及建国初期剿匪斗争中的经历。

老兵口述：毕德成

作者：北京老蚂蚁

阻击增援，坚定理想信念

上级告诉我们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的时候，我们很高兴，敲锣打鼓地庆祝。

当时我们还在乡下住着，没去城市里。我们的军服换成了一身黄军装，以后又换成了灰色的。黄军装的军帽上有一个红色的帽徽，是用布缝上去的。我们当时属于八路军，是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部队。

1946年国共谈判，毛主席去往重庆，领导经常和我们讲这不是真正的和平与合作，蒋介石是不甘心的。所以部队也没有整编，瞎子瘸子还都要。

打梁山的时候，我们部队打阻击。国民党在津县有几十万部队，还有汽车队。我们在津县西边，在他们行军时，我们在两边打他的伏击。他们部队准备展开回击的时候，我们就迅速撤走。

在济南和敌人新五军作战时我们也打过增援。1947年和新五军在白埠一战之后，政委介绍我入了党，在没入党前，领导就找我谈过话说要培养我入党，让我好好工作。当时没有写申请书，就举行了一个仪式。

加入主力部队以后，彼此的党员身份都是知道的，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常常在打仗前小组要开会，要求我们起带头模范作用。打完仗后还开会说一说谁的表现比较好。当时也不交党费，十五年来我一分钱都没交过。

抓到俘虏兵，很多都补充到我们部队中。有一次我们连队一次补充了五十多个，要求两个人管一个，在一起打仗，一起生活，名义上教育他们，实际上就是监视他们。

后来部队里搞诉苦运动。诉苦运动就是讲一讲你在家里受了什么样的苦，是怎么样受地主或其他敌人欺负的。我们这边俘虏兵经过诉苦大会，跑的不多。他们战斗技术比较好，都是受过军事训练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所有的军事训练都是有用的，出操、打仗用的那一套就和我们的做法不一样，很多时候不奏效。

我们给他们讲八路军怎么为穷人服务、谋福利，他们只是笑一笑，不说话。部队的轻机枪手，重机枪手还是我们自己人多，俘虏兵也有，他们英勇打仗，照样可以提干部。但是以排长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还是解放区送过来的兵比较好，比较听话。

刚到主力部队的时候，原来是一个排里一挺机枪，以后就一个班里有一挺机枪。迫击炮之前是一个团里面三四门迫击炮，之后就比较多了，看你要打敌人有多少。

淮海战役中的英勇战斗

打淮海战役的时候，我们排已经有了几挺冲锋枪，步枪都换成了好的，是中正式，刺刀也佩上了，和当初游击队完全不一样。

淮海战役我们打小李庄。小李庄在徐州西南方向，我们在敌人一百公尺的地方挖沟，敌人也在里面挖沟。我们把整个庄子都包围了起来，用汽车堆上土作阵地，他们在里面饿得什么都吃。群众死的死，跑的跑，完全不能控制住群众。我们在前线也是很苦的，手上都是灰泥，晚上就在沟里住，炊事员把送来的饭盛在碗里，我们就用手抓着吃。敌人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包围敌人的时候，运输队、担架队还有一百万民兵全部吃的是小米，只有很少一点肉。

年前的时候，麦苗长得很高，敌人饿得没办法了，就白天夜晚爬出来吃麦苗子。他们一露头，我们就往那边打，打死打伤不少。

最后我们采取了一个法子，很有用。我们弄了一个大行军锅，在里面煮了很多肉和大米，刮东南风的时候，我们就用马勺扬着说，“弟兄们，快回来，看我们吃什么？”香味传过去，之后敌人每天夜里都有人往外跑，一旦那边的军官发现，就用机枪打死他们，为此死了很多人。从那边爬过来有敌人的连长、排长，但大部分都是兵和班长，大约有四十个人。他们夜里爬过来后啥话也不说，先要吃的。

那次战斗，我还立了一功。就在敌人被我们紧紧包围时，我们团长和政委来我们排视察，那时候我已经当排长了。敌人可能发觉我们这边有干部到来，就往我们那里打迫击炮。我听见一颗炮弹“呜呜”响，离得很近，感觉马上就要落到身边。我高喊一声：“快趴下！”我按着团长和政委往沟里趴，我趴在他俩身上。敌人的炮弹就落在前沿边上。我上半个身子被埋在土里，腰还被炮弹炸得见骨头了。我忍着痛，把炮弹皮拔了出来，到后面包扎后，又回到了火线。

我们攻进去的时候看到了敌人在庄里建造的碉堡，三个碉堡摆成三角形，后面还有一个大碉堡。三个班分别在三个碉堡里面。还有一个交通沟，它们之间是通的，后面的碉堡能控制前面三个。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前面的碉堡都是鹿柴，就是树枝，插得很高，前面还有一个障碍物。那个庄子大概有一千多个碉堡，非常坚固。我们上去一个营，敌人火力相当稠。最后他们不知道拿出来一个什么武器，一公尺宽，一百米长，“呼”一下，烧死我们很多人。后来才知道那叫喷火器。

天黑的时候，敌人在里边，我们在外边，不好辨认敌人和我们。以前我们会扎一个毛巾，后来主要靠衣服识别。敌人有大帽子，我们没有那样的帽子。当时我们部队的军装还是黄色，但是和敌人的黄色不一样，我们是自己用粗布染的，他们是洋货，就算离得很远也能一眼看出来。后来又加入了一些穿灰色军装的战友，和我们一起攻击敌人。我们还截过汽油桶，装上炸药包，然后点燃它，扔向敌人阵地。

在这以前我还打了一次印象深刻的战役。敌人被我们的部队整个包围了起来，当时我们团负责东南角，敌人组织了十几辆的坦克车往外突围。那时候我们对坦克兵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有手榴弹，但也炸不毁它们。一公尺深的沟，坦克照样能过，已经过去三个坦克了。我们排的阵地上打得很激烈，子弹都打光了。我向团长汇报，请示怎么做。团长说：用枪托砸！

我知道，这是团长表达坚决堵住敌人的决心。回来后，我找到三颗手榴弹，我对副排长说：“你们掩护我，我去炸毁坦克。”我把三个手榴弹绑在一起，从沟里往前爬，当敌人坦克过沟的时候，我把三个手榴弹甩了出去，炸了一下，但是没炸毁。

这时候已经过去的三个坦克扭头回来了。它们一回来，后面的坦克车都扭头往里跑。那时候是很危险的。我们七团从淮海战役开始的两千多人，到结束时候连死带伤剩下了九百人。

智斗敌军，歼除奸匪

淮海战役后，我们在单县北边休整了一两个月，之后被改编成二野战军的十一军。我们过了长江以后，追击敌人到福建，追到了毛主席开会的地方古田。后来我们去了安徽，从安徽又到江西，在江西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进军大西南。

四川省长起义，我们的部队就去往贵州。在那里我们进展总体还算顺利，但也受到过损失。那时贵州省有国民党匪兵八十万，我们在贵州只留了一个师，下属三个团，不超过五千人。人数相差很悬殊。

进军大西南的时候，不像以前在游击队穿的衣服和鞋，我们穿上了胶鞋，据说是南洋大王陈嘉庚捐献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散落在贵州省的国民党军队、土匪、流氓地主开始拉帮结派，成立各种组织。我被调到贵州东南角的一个县里侦察队工作。这时候我可以携带各种手枪，随便使用。

在贵州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我们先做了一个工作：了解县里的有多少敌人、枪支、什么样的武器，头头的名字，还了解了这里有多少大山，山上有没有路，能不能走车马，重武器能不能行动，敌人在哪一带活动，了解清楚后做成地图。

我们侦察的时候穿便衣，用敌人司令或司令手下人员的代号，冒充他们的人。我们还学会了方言。有时候化装成苗族人，头上缠着尖帽子，穿着他们的鞋和衣服，如果不说话，一般看不出来。有时候我们会找两个当地人，跟着我们当翻译。如果有问话的，就让他们答话。

做好侦察后，我们把全县敌人都包围了起来，一个营抽出一个连为机动部队，其余的散开，扼守住上山的全部路口。

我们侦察队隐藏在黑暗中，当发现敌人突围时，就插到敌人跟前，占领一座小山。敌人发现我们占领小山，就会集中往那个方向打枪，这时候包围的部队迅速合围，越合围我们兵力越集中。这就像钓鱼一样。敌人对着我们白天黑夜地打，没撑过一天，发现我们的大部队把他们包围了，就开始逃跑。

他们白天不敢跑，想夜晚突围。所有路口夜里我们都点着火，我们在黑暗的地方守着，把机枪放在那里支着。他们晚上准备逃跑的时候，一看那里有火，就判断那里肯定有我们的人，不敢从亮的地方过，就从黑暗的地方往外突围，其实我们的部队就在那里埋伏着呢。

我们利用这种办法打垮了敌人，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俘虏的俘虏，剩下的一部分就散了。这时还不能放松警惕，我们迅速合围，岗哨也不撤，往里面横插，每一个山头、村庄、村沟都得清抄。主要是检查敌人的头头是否被捉住，武器是否全部收缴。全部弄清楚了，我们才解散。

武器根据了解的情况得到核实，但敌人县级司令没逮到，清抄了很多回，也没找到。组织上派三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对他进行捉拿，我任小组组长。

敌匪司令姓骆。我们住到他所在的庄上，他家住在村庄东南角山跟前的房子里，我三天两头找他家人做工作，但他家人都说不知道，没看见过他。群众把周围的山又清抄了几回，但还是没找到。

有一天夜里，我起来解小手。那天月亮特别亮，我还不死心，就带着手枪自己再去看看。骆“司令”的房子在山脚下，屋外是一个用条子编成大把夹的大院子，院子有两个门，一个在东南角，一个在西南角。

我从东南角门往里看，发现屋里点着灯。我在当地待的时间比较长了，会说点当地话。于是我就用当地话喊他的名字。我一喊，门里出来两个人，一个就是骆司令，另一个妇女可能他老婆。骆司令让他老婆来东南角给我开门，他拿着一把手枪就要从西南角逃跑。我快步跑到西南角，他一开门，我迅速用手枪对着他身上，喝令他不要动，动打死他。我一把把他的手枪抢了过来，然后我高声喝道：“同志们，守着各自的位子，不要过来，敌人要跑你们就打死他！”

我又继续这样喊空（虚张声势）：“守着山上的同志也不要下来，注意有没有敌人的同伙。你们缠着敌人，敌人要跑就打死他。”

我一个人把骆司令押回来了。到了庄上他还东张西望，想看看我们有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