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1933—2020），原名高世昌、高岗，曾用笔名浩风，原籍天津市。南开大学经济学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室主任、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副主任、教授，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和天津《资本论》研究会会长等职务，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等。1978年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动态》《南开学报》《南开经济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14部，其中个人专著6部、主编教材1部。代表性学术著作有《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垄断资本理论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以及遗著《积累与演变：20世纪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曾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学术奖励。
高峰先生终身坚守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领域专心耕耘六十载，以“少而精”的高水平一流学术作品，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大师。
资本主义经济宏观理论探索者
“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是高峰先生早年专著的书名，也是他一生学术探索的主题。他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上的学术贡献，是以“广义的资本积累理论”解释为核心，创新性地构建了“技术—市场—制度”三元框架，着重考察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演变与发展趋势，探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
不同于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学说局限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的传统观点，他主张“广义的资本积累理论”解释，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贯穿于《资本论》全书，主要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长期趋势规律，核心内容包括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和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他的解释囊括了微观的个别资本积累视角和宏观的社会资本积累视角，在马克思主义的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之间建立了内在联系。
他综合经济思想史上关于资本积累演变机制和长周期（即长波）运动机制的讨论，将解释资本积累演变机制的“制度—市场”二元假说，进一步发展为解释资本主义经济长波运动机制的“技术—制度—市场”三元假说。他认为，资本积累的演变和经济长波的内在机制，是由社会经济生活中与投资直接相关的多种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应以积累率为中心，围绕“技术—制度—市场”三个方面观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各阶段和各次长波的基本特征，这一解释框架被称为“高峰假说”。相比于传统的二元假说，“高峰假说”更为科学而全面，具有独特的理论优势，丰富完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演变和长期波动的理论解释，体现了我国政治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思想史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的三次长波和战后20世纪50—60年代经历的第四次长波上升阶段，学术界几无争议，但对此后的发展观点不一。学者大多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直到20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持续的长波下降阶段，并延续到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高峰先生则持不同看法。
基于“技术—制度—市场”三元框架的理论分析和严格的实证分析，高峰先生认为，在20世纪50—60年代第四次长波上升阶段的经济繁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并非转入持续的下降，而是经历了一个新的长波。高峰先生认为，美国1973—1982年大约10年的增长率减速为第四次长波下降阶段，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新的增长加速时期，应看作进入第五次长波上升阶段，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转入第五次长波下降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增长重新加速，是当时的信息技术革命（技术）、新自由主义倾向的制度调整（制度）和经济全球化（市场）共同推动发生的重大结构转换。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非一次单纯的周期性衰退或一般危机，而是一次形成长波转折点、开启萧条长波阶段的结构性大危机，也因此被称为“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大衰退”结束后，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并未出现通常的周期性高涨，而是步入一个至今仍在持续的相对停滞期，即“长期萧条”，这充分说明这场“大衰退”确是开启第五次经济长波下行阶段的转折点。未来，资本主义国家长波的变化仍取决于“技术—制度—市场”三个基础性的结构矛盾得以解决的时间和程度，即能否真正实现深层次的结构调整与转换。
总之，高峰先生以“广义的资本积累理论”解释为核心，贯通微观与宏观视角，探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动特点，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宏观经济方面的独特优势，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有学者评价道，高峰先生的研究成果将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同时说明中国学者很早就致力于政治经济学“中国学派”的建构，可谓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成果的典型代表。
马克思主义的实证分析倡导者
高峰先生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出重要学术贡献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自觉地坚持使用实证分析方法，倡导、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证分析的发展。他1991年出版的代表作《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以“理论的和实证的分析”为副标题，2014年该著作经修订再版时，仍使用这一副标题。他认为，缺乏实证分析的经济理论，必定是苍白无力的。实证方法是经济学的通行方法，不是也不应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专利，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著作都紧密结合资本主义现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应充分、合理地运用实证分析方法。
高峰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研究，一是相对静态地考察其运行机制，二是考察其长期动态的发展趋势。依此，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也可相应分为运行规律和发展规律。这些支配资本主义经济内在必然性的经济规律，必然会表现为各种经济现象，并可以通过实际经济资料加以证实。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发展规律，会表现为若干基本经济变量（典型的变量如资本集中程度、实际的垄断程度、资本积累率、工人的实际工资和可支配收入、剩余价值率、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生产能力利用率、实际的失业人口、一般利润率等）的长期变动趋势。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一些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形式或强度也会发生变化，这都需要用长期统计资料加以证明和检验，因此亟须学术界研究整理出全面、系统且可信的长期统计数据。高峰先生的研究成果大多包含详细的实证分析，他使用的经验资料一般都尽量追溯到19世纪中叶，因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只有在1869年或1880年以后才有比较系统的统计资料，更早的一些估算资料则零散而不可靠。
高峰先生的研究成果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实证分析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有着原则界限，虽然在形式上二者都要收集经济数据，进行经验分析，但与后者相比，马克思主义的实证分析有着三个明显的特质：一是重视对研究对象质的规定的实证分析，始终强调研究对象的社会经济性质；二是重视对事物的总体和内在矛盾作用下事物发展趋势的分析，认为任何一种长期趋势都是多种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三是强调对实证对象运行时间的长期性分析，因为作为发展趋势的运动具有长期动态性质，即使是运行机制也需要长期资料考察予以证实。主流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则往往满足于表面的量的分析，以局部、浅层次和阶段性的经验资料为基础，缺乏历史感和整体视野，其实证结论有可能揭示一些“小真理”，但很难提供关于社会制度本身的“大真理”。
在研究过程中，高峰先生总是结合对“抽象力”的灵活运用进行实证分析，并不是同时强调和运用这三个特质。即使让这些特质同时发挥作用，也会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侧重。例如，研究资本积累规律的当代作用时，他使用大量有关利润率长期变动趋势的资料，舍象了经济周期和长波等影响的资料和研究。分析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增长方式演变的一般趋势时，为使研究主题更集中，他舍象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及其周期问题，较少涉及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及其影响。在分析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增长方式演变的一般趋势时，他甚至舍象了资本积累的长期趋势。因为资本积累的长期趋势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不能混为一谈，生产力发展虽然离不开经济关系的制约，但它本身有较强的连续性和累积性，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趋势几乎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所共有，生产关系可能影响它们变动的速度，但一般不会影响它们运动的方向。他在这种限制下研究工业化过程中增长方式的演变规律的目的很明确，即探讨其演变规律，吸取其经验教训，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高峰先生在研究中遵循的实证分析的这些原则，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实证分析有重要意义。
高峰先生还特别强调“中间性术语”的关键作用。所谓“中间性术语”，是指介于马克思原有术语和具体的统计资料之间的术语，借用这些术语才能完成马克思主义的实证分析。比如，资本有机构成作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近似地反映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之比，既表示物质生产领域中的技术关系，又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是马克思独创的术语，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统计资料中，是不存在这一概念的。对这样的术语进行经验统计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中间性术语”。他为此耗费很大精力，最后采用预付固定资本存量价值与职工工资总额计算资本价值构成，进而考察资本构成的长期变化。可见，找出能够用于经验统计并体现马克思主义规定的“中间性术语”，是实证分析的前提和关键，本身也是丰富、扩展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
“理论联系实际”优良学风践行者
高峰先生之所以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出重要学术贡献，还在于他自觉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他在晚年曾坦承自己的学术贡献主要还不在“提出新观点和新材料，而在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尝试了一条新的研究思路”，这正体现了他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高峰先生曾多次强调，我国理论界应切实遵循“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并未穷尽真理，而是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科学论断推动学术研究，尤其要摒弃过去那种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概否定或批判的态度，以及对西方经济学盲目排斥的态度。实际上，许多西方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紧密联系实际，思想束缚较少，理论思路开阔，观点可能有对有错，但对许多理论问题的探讨要比国内学者更加深入。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已发展到非常精细的程度，论著浩繁，学派林立，大多数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对策性。他强调，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坚持从现代资本主义实际出发，重视长期统计资料分析，充分吸收国内外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理论扩展和实证分析的互动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围绕现代资本主义的许多重要经济现象，他在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垄断资本理论、竞争理论、当代资本积累理论、企业并购理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理论、虚拟资本理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理论、生产方式理论、经济长波理论等领域都作出了极具创新性的贡献。在深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他也对社会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思考，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作出研判、提出建议。
高峰先生的所有学术作品构成一个有机的学术整体，体现出他在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的鲜明特色，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果，重视长期统计资料分析，对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他在《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的“结束语”中说：“在对马克思积累学说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研究之后，给笔者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不是他的理论的某些难以避免的缺陷或局限，而是他的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力，他的经济学说的科学价值和强大的生命力。”终其一生，他从未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信仰，坚持不懈地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贯彻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作者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