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点名的经济大省，竟有一招“做大”秘诀？

中国奇迹的人文经济学

✪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经济学研究课题组

本文节选自《苏州奇迹的人文经济学》第一章

▍已有研究及其局限

从新古典视角出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政府推行的制度变革,有效促进了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再配置。物质资本积累包括计划经济时期通过资源动员实现的大量基础性投资,以及改革开放以后高国民储蓄率和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形成。劳动力再配置则包括劳动力数量增加和人力资本积累,后者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属性。在改革开放后,就业人口增加快于总人口增加的 “人口红利”迅速释放,原有的人力资本积淀加上教育水平的长足进步,使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得到提高。此外,中国的技术进步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贡献。

市场化和产权改革是资本、劳动等要素流动和配置优化的前提。通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以及更为明晰的产权界定,经济交易中的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大大降低,经济主体的活力得以激发。改革后农村经济、民营经济与对外经济的活跃是最好的证据。在更宏观的层面,改革有效的原因在于发展战略符合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在计划经济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 “赶超战略”并不符合中国要素禀赋的 “比较优势”,改革开放后采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推动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因此,中国的增长成就也被认为得益于中国采用了 “标准的经济增长药方”,而政策的提出和实施要得益于改革初期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符合社会利益的政府组织。

新古典理论预测,市场化的要素流动会使得地区间趋于平衡,但是改革后中国的地区间差距先缩小、后扩大。经济趋同的设想不再成立,各地区所面临的初始条件和制度条件差异在分析中就显得尤为关键。相较于落后地区,发达地区拥有更大的地方自由度,得到更多贸易和投资。在初始条件方面,除了改革初期的实物和人力资本存量,地理条件等因素则更根本地影响了政策的效应。沿海省份明显更具地理优势,因而得以降低运输和通信成本,进而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外来劳动力。此外,各省份的地形特征差异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也各不相同,进而影响了各地的产业结构和转型进程。相比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在发展工业时推行的战略更违背比较优势战略,造成地区差距逐渐扩大。在制度条件方面,重工业发展战略、分权程度和开放程度可能成为主要的因素。并且,由于初始条件的差异,中央采用的制度也可能具有偏向性,最为典型的制度安排便是地方试点机制。由于地方能接受到的政策利好和试点机会是有差异的,试点给经济带来的效益和 “制度企业家”的作用也就具有明显差异。

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 “双奇迹”对已有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采用了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体制,依然获得了经济成功。而同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在经济转轨中走向瓦解。究其原因,中国通过渐进式改革连接起了旧体制与新体制,在带来充分变革的同时缓解了对旧体制的冲击。各种过渡性经济制度在已有体制约束下改进了经济绩效。这些制度包括农村改革、双轨价格制度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等。随着改革深入后特定约束解除,过渡性制度消失或发生演变。过渡性制度彼此配合,不仅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防止了制度寻租行为对经济发展造成的阻碍,这一切得益于中央与地方不断的互动调适。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前就有分权传统,改革开放后的财政分权进一步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财政分权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税负,还推动了更多地方试验,成为改革的润滑剂。与地方经济分权的体制相匹配,政治体制鼓励了地方竞争,县域之间的竞争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已有理论主要从经济高速增长现象与改革进程的渐进性与稳定性两个方面,采用新古典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对 “中国奇迹”进行解答。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的重视,在现代经济学当中却遭到忽视,人文因素成为抽象化、同质化的经济要素,对 “中国奇迹”的解读也无法避免主流理论所具有的特征和局限。作为经济中最主要的主体———人,其行为受到社会历史制度条件的影响,其观念及形成的社会合力和人文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特定政策能否扎根,对于五千年灿烂文明蕴含的优秀基因以什么形式留存、又在什么条件下能够重焕生机,传统理论只是令人遗憾地不加关注或一笔带过。

▍人文基因的转化与创新对中国奇迹的促进作用

“中国奇迹”的人文经济学同样包含两大问题:第一,中国历史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人文基因是什么;第二,这些人文基因如何通过转化创新作用于当代经济。中国传统人文基因所培育出的人文环境有利于农业文明的成熟和发展,使得中国的经济前所未有地领先于世界。但是,当人文环境与工业化文明产生碰撞时,原有的人文基因产生的人文精神必须进行相应转化,实现知识的更新、价值的重估、社会气质的转变和创新的萌生,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求。

中国并未经过彻底的反宗教反传统运动,人文基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积淀而成的,具有很强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不可能轻易移植外来的文化。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成熟的语言文字体系,部分地区发展出的先进教育、技术和城市文化,还孕育了传统商业文化,在有限的交通条件和对外交往背景下形成了一定范围内活跃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为了维系庞大社会的稳定,从而巩固统治,中央政府也不得不通过强调农耕文化、抑制商业文化、限制对外开放来对社会施加影响,由此形成了有序而保守的人文环境。这种人文环境并不适应大范围的市场经济活动。这些文化起到了面对现代化浪潮的缓冲作用,没有使得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和失去方向。即便在战争年代,庞大的基层社会依然依其原有秩序运行。

因此,对原有的价值体系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除,往往伴随着猛烈的革命冲击。对于中国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来了平等的社会条件,更有利于新的思想价值发挥作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将原有的制度推翻,社会秩序得到根本改变,延续数千年的依赖于土地占有的社会分层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是,一个社会的人文基因不可能被完全抹去。面对激烈的制度变革,乡土文化仍然作为维持稳定的社会纽带发挥着作用。

外来的新思想在长期中与已有文化体系逐步融合。改革开放后,在全球化与科技革命、思想转变与解放、现代国家法治体系等契机作用之下,现代市场制度被引入,不仅是原有的人力资本、企业家精神与制度企业家精神显现出来,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精神也实现了创造性转化,新的人文环境与市场化浪潮实现了结合。那些改革开放后发展好的地区,恰恰是传统时期就存在有利的经济地理条件并发展出对应人文积淀的地区。在去除了政策限制、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后,人文市场经济才能发展起来。历经转化和创新的人文基因,通过对人力资本、企业家精神与政府治理的影响,构建既有共同性也有独特性的市场规则,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本底。社会崇文重教的风气促进了丰富人力资本的积累,企业家开拓与责任兼备的精神促进了市场发展,政府的善治保证了各要素的优化组合,由上述因素共同形成的人文环境是经济奇迹的基础。

具体来说,中国长期的知识教育体系的积淀和传承,使得中国在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发展上得到对应的人文人力资本竞争优势;结合现代法治和市场环境催生出的现代企业家精神,既能容纳逐利的动机和创新的激励,又包含家国情怀,充满对社会大众的关注和利他主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持社会的和谐秩序;独特的政治文化要求官员不为选民负责,而是为民众负责,这与西方的民主问责制有极大的不同。中国 “官场 + 市场”的双层市场模式不仅使地方政府成为企业的 “帮助之手”,而且催生了 “制度企业家”,促成了地方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合作和共同发展。

由此,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文环境包含了政府、企业和居民的互动,这些经济主体的良性互动促进了传统优秀文化、外来的有利因素的结合,推动了市场化、经济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构建了新的秩序和组织,使得转化后的人文精神扎根并发挥作用。历史人文环境中开放、包容、实用的人文基因,能够使得社会中各经济主体更强烈地追求技术创新。创新氛围有利于促进传统商人的转型,催生现代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因而成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文特质,推动现代市场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现代市场所需要的普遍信任引致了对现代法治的需求,现代政府为社会治理和市场环境保驾护航。现代经济也将不断催生对创新人才的需求,现代教育在人们的强烈需求和政府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由此,历史人文基因通过转化与创新形成现代人文环境,促进经济奇迹的创造。

已有发展研究主要从新古典主义理论出发,利用西方经验总结出的增长模型和制度框架嵌套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充斥着理性主义与制度主义的色彩,忽视了人文因素的作用。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即便在资本积累与制度选择方面对标西方,发展仍可能有不可持续的问题,原因就在于存在于人脑中的观念和社会关系无法通过模仿被改造,不足以支撑长期的要素改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是在保持传统文化优势的基础上,站在较高起点上发展体现时代和科技特征的现代人文环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此,对 “中国奇迹”的研究必须讨论 “旧事物中可以生长出来的新东西”,指出传统人文因素发生了什么转化,以及什么样的变革导向了有益的文化转化。

人文基因的转化、创新是有利于现代化的人文市场经济出现的重要前提。因此,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不可忽视一个国家的人文基因。盲目照搬他国的发展模式而忽略本地文化和实际情况,通常难以取得成功,甚至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发展困境。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文基因的创造性转化与人文市场经济的结合。如果不对传统人文基因施加影响,构建新的人文环境,传统经济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转型。市场规则同样需要适应一个社会独有的人文环境,才能实现市场体制与人文经济的共生共演。人文基因很难在内生的人文环境中发生转化,必须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推动人文环境和人文特质的现代转型。只有建立富有生命力的核心价值观,才能不断激发出企业家精神,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动力。除了直接增加创新文化的供给,还可以通过对现存制度进行不断的反思和重估,创造文化生长的制度土壤,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持久的动力。

中国经济面临着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困境,如何促成更高质量文化的形成,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人文经济学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需要研究如何创造性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继承和扩展。传统文化为中国人提供了最基本的价值观体系,但其中也包含了农业社会的独特价值观念,容纳了一些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思想认识。这就要求创造性地继承和扩展传统文化,确立起与信息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体系。需要研究如何孕育创新文化。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创新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竭源泉,但创新文化不是现成的,它必须由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孕育而出。西方世界科技革命的源头是偶然的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必须有适宜的土壤,也就是与商业市场、政治市场和思想市场相结合,才能使现代化、世俗化的文明胜出,促进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大众启蒙并未彻底发生,并长期依赖实用型技术来发展经济。在面向世界的前提下,需要研究如何 “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增加文化投入、文化供给,推动教育引领科技创新。需要研究在经济秩序趋于市场化的同时,如何优化社会治理文化,维持社会的稳定。要理解并尊重各地区、各群体的价值观,加大人们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同度,增强社会凝聚力,减少改革的阻力。

更重要的是,文明的发展一定是以文明和谐共生为前提,而不是以文明冲突或此消彼长作为结尾。文化的差异性是文化适应、文化创新的前提。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重大冲击,要研究如何应对各类文化冲击,保持开放的态度,加以有效吸收和充分融合。近代的中国人在被坚船利炮惊醒后,才开始调整自己思考问题的价值坐标,批判地反思传统观念的有效性。未来的文明形态并没有预设的形状,但一定是与外来文明不断交汇的结果。在研究人文因素如何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融入世界视角,将国际交互考虑在内。

苏州奇迹的人文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1

ISBN：9787300334837

【内容简介】

苏州经济的繁荣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将现代经济发展的要素与苏州的人文精神气质有机结合，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和人文基因的传承、转化与创新，形成人文人力资本、人文企业家精神、人文政府治理、人文市场制度秩序的人文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为苏州提供了既有市场规则又有道德约束的现代市场秩序，创造了“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的人文经济典范。

【目录】

总论苏州奇迹的人文经济学/1

一、人文与经济/1

二、从大分流到苏州奇迹/7

三、人文经济学:苏州奇迹的根本力量/13

四、苏州文明新形态/26

五、人文经济学与中国式现代化/42

第一篇理论

第一章人文经济学:一个研究框架/51

一、文化纳入发展/51

二、已有人文经济研究:一个评述/54

三、经济发展的人文环境/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