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平，这个名字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上海律师界曾是响当当的存在。
他曾为许多平民仗义执言，却也因一次历史性的辩护，把自己推上风口浪尖。
对于多数普通人来说，他的命运既陌生又复杂，而他晚年凄凉的处境，更让人不禁想起那些曾经的选择，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后果。
一、
在上海的老弄堂里，江家的门口总有邻里来来往往。江一平的父亲江梦花，是个极有名望的律师，经常有人来找他写状纸、打官司。父亲总喜欢在家里书房念叨：“做人要讲究公道，不偏不倚，才能心安理得。”江一平自小耳濡目染，渐渐喜欢上法律和公道的说理。
1898年，江一平出生在浙江余杭。这个地方自古出文人雅士，而江家祖上虽不是大官贵人，但家风清正。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江一平和兄弟姐妹们都得在灯下读书。那时，街坊都说“江家小子懂事，将来有出息”。
到江一平上学的年纪，父亲省吃俭用让他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这在当年是一所了不起的洋学堂，学生多为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家子弟。江一平在圣约翰大学时，表现出色，后来又因兴趣转入复旦大学，再到东吴大学专攻比较法。那几年，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读书和研究法律上。
1922年，江一平拿到了复旦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第二年，又取得东吴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在那个年代，能有两所大学的学历已属难得。此后，他回到上海，跟随父亲学做律师，不久便崭露头角。
刚做律师时，江一平和父亲一样，常常为没钱的苦人免费写诉状，有时甚至为人奔走一天只换来一声谢意。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上海许多学生和工人在游行中被捕，江一平挺身而出，免费为被捕学生辩护，赢得了广泛的称赞。很多人都说：“江律师有良心。”这些事让他在社会上积累了良好的口碑。
婚后，江一平的生活起了新变化。他娶了上海商界大佬虞洽卿的女儿虞谵涵。虞家势力庞大，这门亲事让江一平在上海滩的地位更进一步。社会上流传着一句玩笑话：“想在上海混得开，有江律师出面，不怕吃亏。”其实，这并非虚言。江一平不仅在法律界有名，在各大学也担任了重要职务，包括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校董、上海法政大学校董、上海律师公会常委等。
1932年，复旦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称号。到了1936年，他又被推举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那时的江一平，每天应酬不断，出入的都是社会名流。尽管如此，他还保持着一定的良知。比如在1937年“七君子事件”中，他为沙千里等人做辩护，为历史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抗战爆发后，上海陷入动荡。江一平联合社会各界成立上海难民协会，积极参与赈灾。因家中有些积蓄，他经常为难民捐款。此时，汪伪政府曾力邀他出任司法部部长，江一平果断拒绝，为此还举家迁往重庆，继续参与国民参政会和高校教务工作。
可以说，江一平在四十岁以前的人生，既有理想，也有行动。他既是旧社会的成功人士，也时常为普通百姓说话，社会影响力极大。只是，时代的大风，最终把他推向了一个特殊的选择路口。
二、
1945年日本投降后，许多国人都关心：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军战犯，究竟如何处置？冈村宁次作为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是“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的重要推手。他的名字让千千万万中国家庭唏嘘愤恨。
1948年底，蒋介石当局点名让江一平为冈村宁次做辩护律师。当时，江一平正处在人生中年，虽然岳父虞洽卿已去世，但在上海滩仍有极高地位。这个任务令他踌躇许久。父亲和身边亲友纷纷劝阻：“不能昧着良心替罪人开脱。”妻子也因此离开了他。但江一平思量再三，还是答应了这桩“烫手的差事”。
当时的社会舆论异常激烈。1948年8月，上海参议会礼堂审判冈村宁次。现场座无虚席，庭外人潮涌动，许多人盼着正义降临。江一平作为辩护律师登场，许多旁听者低声议论：“江律师怎会替日军战犯说话？”即便如此，江一平仍全力以赴。他反复查阅卷宗，寻找可以辩护的理由。
法庭上，江一平提出，冈村宁次战后并未阻挠中国军队接收武器，反而在某些环节上“有所协助”。他还强调冈村宁次投降配合，且身患疾病，已无威胁。有人回忆，江一平在法庭上的发言非常严谨，但每说一句，场下就有嘘声。面对质疑，他面色平静，时而翻看案卷，时而沉默不语。
实际上，这场审判本身带有许多“表演”的成分。当时的时局已变，蒋介石政府为自身政治考量，并不真正想追究冈村宁次的全部罪责。江一平不过是在一场已经有定论的“审判”中，扮演了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角色。
1949年1月，经过多次开庭和“取证”，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冈村宁次随即被秘密送上“维克斯号”离开中国。很多人悲愤难平，江一平的名字也从此与“替战犯开脱”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这件事对江一平的影响是致命的。他的父亲因为失望、愤怒而卧床不起，社会各界对他的批评、指责更是铺天盖地。江家从此门可罗雀，曾经热闹的家中只剩下冷清。就连昔日的同僚、学生，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与他划清界限。江一平本来可以凭着自己的才学和声望继续过安稳日子，却因一次无法回头的选择，被历史推向了边缘。
三、
上海解放前夕，江一平随着国民党一同去了台湾。那时，他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荣光。刚到台湾时，他还曾尝试继续律师工作，但因身份特殊，事业不再顺利。身边熟识的朋友早已离散，亲人也不愿与他来往。他在台湾过着孤单的生活，很少与人来往。
江一平身边没有子女，妻子虞谵涵也因为当年那场风波离开了他。许多朋友都因为社会舆论与他疏远，只有少数几位曾经的同窗偶尔探望。他住在台湾一间简陋的小屋里，房间里堆满了书籍和往日的资料。日常生活非常简朴，常常自己动手做饭，偶尔有邻居送点吃食过去。寒冬腊月，他总是裹着一床旧棉被在屋里翻看旧日的信件、材料。
到了晚年，江一平的身体日渐衰弱，几次患病都无人照顾。一次邻居回忆，曾见江一平在街头摔倒，没人上前帮忙，他只能慢慢爬起来自己回家。1971年10月15日，江一平在台湾病逝，终年73岁。他的葬礼极其简单，身边没有至亲、没有学生、没有好友，只有一位旧友帮他料理了后事。
江一平的晚年，有时会在深夜坐在屋檐下，看着天上的星星发呆。偶尔也会翻出父亲年轻时给他写的家书，读了又读。有熟人偶然问起过去的事情，他只淡淡地说：“我这一辈子，做过的选择都得自己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