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1个妈妈》，作者: 常立 著 / 谢征 绘，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5年5月。
撰文｜王帅乃
很高兴原创绘本场域中出现了这样一部有着批判精神锋芒的性别平等主题作品。首先当然因为它是一部文学虚构类而不是社科普及非虚构类作品，近年来随着女性主义理念的普及与接纳，市面上已能找到一些呼吁人们关注家务劳动背后性别分工不平等问题的非虚构儿童绘本。但“故事”自有其独特的、柔软的感染力，以建构一个有机可信的故事世界（而要褪去“主题先行”的烙印）的方式发人深思，本来也是该社会创作者对某一议题认知成熟度的体现。
其次是因为这个故事不再以“小女孩的成长”为中心，而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了承担母职的成年女性，这是本土图画书写作中往往被遮蔽的一群人——尽管她们与儿童关系密切、在作品中戏份也不少。
《1001个妈妈》创作上借鉴了中国孩子们熟悉的“七色花”故事，以萱草花瓣作为母亲的化身是对本土文化的回应；当母亲因为家务繁多将花瓣用尽后，母亲本体与花瓣“裂变”出的分身们一齐消失，又多少让人想起民间文学中过度使用魔法后主人公将受到的严重惩罚，譬如同样借鉴自民间文学的《哈利·波特》中，伏地魔制作了六个“魂器”替自己承担风险，而魂器与本体之间关联甚密，这种替身逃遁势必以对本体的损伤为前提——本体分裂灵魂方可得魂器，而之后本体也变得无比虚弱。再多的萱草花瓣都无法分担种类繁多沉重的家务，一阵风吹来便可将失去了力气的母亲本体和她的分身们一起卷走。
图片来自《1001个妈妈》。
常立十分擅长对传统文化与艺术施行绘本“转译”魔法，母亲消失实是到另一星球过“快乐的单身生活”和男孩变成怪兽吃掉了全世界这两个情节，是对现代儿童文学文类写作传统的照应：《哈利·波特》最后两卷的读者定位是青少年，已经接近YA文学，故而死亡、恐怖元素与对社会阴暗面的呈现可以更单刀直入，而绘本的第一读者是低幼儿童，母亲大概率不会一去不回（至少在主体故事层面），她只是到另一个星球上“找回自我”，她要学会如何以“独立、完善”的人格状态（仔细看画面中妈妈们在外星球独自一人时都做了些什么，画画、读博、购物、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而非机械化、被秩序捆绑而惯性化付出的浑浑噩噩形态去给予“爱”。从这个角度来说，《1001个妈妈》不单是写父亲与儿童的成长，也是母亲自身的“成长”，这本就是儿童文学文类的核心信念的体现，即人的一生都在主体性的完善旅程中，该面对“成长”课题的也包括成人、父辈。甚至，在儿童文学中，他们才是需要更大幅度调整认知、更新自我的群体；而怪兽吃掉整个地球无非是隐喻儿童失去母亲的悲伤、愤怒与失措情绪之浓烈，这样的手法我们在《生气的亚瑟》等作品中已见过，儿童绘本用直观的方式表现“当一个孩子感到悲伤”对整个社会“文明”的损伤意义、声嘶力竭地呼号那些常常被成人忽视的情感是多么重要。
最令人高兴的当然是文本直面现实、吁求改变的鲜明态度。常立设置了内外层叙事，尽管主体故事层保障了儿童的安全感将得到抚慰，但故事最终的跨页与封底后续提醒读者“超叙事层”里的母亲和男孩面临着同样的“危机”——妈妈会遁去另一个星球吗？看那刚刚走进家门的脑袋已经变成电脑的爸爸，和主故事层里的父亲一模一样。爸爸的“脑袋显示屏”在深度思考人工智能是否可以代替人类这一“严肃且热门的议题”。据说技术的进步、机器人的生产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解放人类去做更美好且有意义的事，更能彰显“人”之尊严的事，比如我们可以去画画、读博、种花、购物、写作、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但这样的关照真的会实现吗？这样的希望之光真的能降临到总是被忽视的“母亲”身上解救她于家务之中吗？而家务劳动又是否“天生”是“自由创造”的绝缘体，因此这类劳动只能代表着低价值和无意义呢？
图片来自《1001个妈妈》。
我在已经完成的书稿《性别视野中的当代中国儿童绘本研究》中曾提到，在原创文学类绘本写作里，“母亲”在家庭中的位置角色通常被故事中的子女单纯理解为与自己更为相似的“被引领者”和物质福利享受者（哪怕她们已被塑造为能量满满的职业女性）。由母亲们承担的家务劳动看起来没有个人发展潜力可言，也不需要多少自主性，谈不上提升技能也不被期待成为“专业人士”，因而无法获得“专业者”才有的决策权、“体面”并因为这份体面而获得在更大的社会空间里畅行无阻的权利。
呈现职业女性的绘本数量少、女性人物从事的职业角色类别少、表现女性职业活动的篇幅少。与此关联的另一面是，原创绘本书写职业女性时似乎形成了一套叙事思维，即赞美母亲对社群公共生活贡献的同时为母亲无法全力照顾家庭而遗憾，内中隐含的逻辑是家事劳动（包括育儿在内）天然是女性的责任——尽管小主人公最终往往会表达对母亲的爱和难以百分百完成母职的“原谅”，但在以职业父亲为聚焦对象的文本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儿童主人公对父亲完成家事劳动的期待。
在2020年的一项社会学调查中，研究者发现国内已婚夫妇承担家务劳动（买菜、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的总体情况是“妻子独自承担家务的情况约占四成(43.2%)，丈夫独自承担家务的情况占2%”“男性平均每天做上述家务的时间中位数为45分钟；女性相应劳动时间中位数为120分钟……在双方均参与家务劳动的情况下，追踪调查期内妻子平均每天比丈夫投入上述家务劳动的时间多61分钟”。可见实际生活中，当前国内男性平均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要远低于女性。然而，原创绘本写作对父亲缺席家事照顾活动的社会事实反应较为淡漠或者说滞后。男性家长的权威单因其物质贡献亦难以撼动，而家务劳动成果又转移到后者身上，以利于他们从事、开展更具创造性和高经济回报的工作，这一生产系统将循环绵延。
图片来自《1001个妈妈》。
值得儿童文学研究者关注的是，在这类性别书写中，儿童文学文类的叙事传统可能扮演了一个特殊的共谋性角色——其模式中的“回家+大团圆结局”有时候会被作者用于掩盖真实存在、却未能充分深入思考回应的社会结构性层面的议题，通过文内儿童的“爱之宣言”制造出家庭生活的甜蜜神话，在一团和气其乐融融的氛围中陷入微醺的迷醉和满足。也就是说，这类儿童文本实际上只借用了儿童视角、调用了儿童口吻，而未能让儿童人物作为决定性因子参与对原世界的改造。此类儿童人物的声音很大程度上表现出隐含作者对性别不平等现状的失察和回应上的偷懒懈怠，以及儿童本位基本立场的失守。
在优秀的儿童文本中，尽管叙事上往往不脱于“回家+大团圆结局”模式，但达成这一结局的前提是成人因为儿童的“离家”而产生变化或儿童以更积极直接的方式改变了成人，亦即儿童人物必须对改变故事中陈旧固化的“经验世界”（包括性别话语）产生影响，最终的“家”绝不是最初儿童无法忍耐、选择远离的“家”。而不是行相反之道，借儿童之口确认成人特权、为经验世界的陈旧哲学包裹上一层甜蜜的糖衣。简言之，在一个以“性别”特别是“女性劳动”为关键议题的儿童文学文本中，天真哲学的代表者必然是与稚嫩新生但开明而少自我束缚的性别理念联系在一起的。
《1001个妈妈》的故事有第三层，常立说那是由所有看着这本书的读者共同书写的，面对着辛劳而孤独的母亲，你和我又该如何为她创造一个解放而幸福的美好星球呢？
撰文/王帅乃
编辑/李永博 王铭博
校对/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