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时，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说，我要补补课，“我的头脑，要从乡土中国进入现代化中国”。早已誉满天下的费老，何出此言？
因为，1840年以来的中国，根本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如何实现现代化。青年时期的费孝通就以几部成名作，为这一问题找到病根：中国是乡土社会。因此发出“农村问题解决了，中国问题就解决了”的感慨。
然而，到了晚年，费老越来越发现，农村问题背靠的是整个农耕文明。90岁时他说，要真正在现代化上做出突破，还是要读他上一辈社会学家的书，然后停顿一下，说：“吴景超是有点东西的。”
吴景超是谁？他是费孝通的老师，中国社会学奠基人，中国倡导工业化、城市化的第一人。
1930—1940年代的中国，各种力量的交互博弈，史无前例。而在思想界，也爆发了一场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漫长争论，作为其中三次最著名辩论的主辩手之一，吴景超以一己之力，搬开一块块沉重的理论绊脚石，为中国通往现代化，画好了三个清晰的路标，堪称当年少有的“人间清醒”，亦是那二十年间最令人瞩目的思想界巨星之一。
巨星为何后来却“人间蒸发”？费老90岁时强烈推荐吴景超的书，然而太多人连他的名字都很陌生。费老去世20年后的今天，吴景超先生的《历史意识与世界视野》也终于艰难出版了：这是他关于现代中国种种建设方案的精华之作。
虽是八十年前的文章，却篇篇直指今日中国。这就是先知。打开这本书才知道，病是费孝通看得准，药方则是吴景超开得好。
以农立国VS以工立国
▲梁漱溟在山东乡建院时期与工作人员合影
1929年，中国农村发生空前的大萧条，如果说西方经济危机是其中最后一根稻草，时人口中的“都市化经济”，也许才是深层的“罪魁”：当时的中国城乡，处于史上最严重的二元分离状态，城市畸形发展，并从农村吸血以自肥。
正是这一年，以著名学者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崭露头角，试图把社会重心从城市移植于乡村，开辟新的乡村文明，让“乡村运动成为民族自觉的开端，渐渐扩大成为新的社会制度”。
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一系列举措，如创办研究院、实验区，设立村学，整顿风俗等等，设计之精，规模之大，令人惊异。他说：“我所主张的乡村建设，非止于乡村问题，乃是解决中国整个问题。”这就是影响极广的“以农立国”。
乡建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针对梁漱溟的“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提出截然相反的“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他认为，“乡村带动都市”是经济上的复古论，“迷信农村运动可以解决农民生计，将来一定会失望”。乡村实验必然破灭，只有建设“完备的都市，充分行使都市职务”，才是走向现代化的真正逻辑。这就是以工业为中心建设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
吴景超的逻辑起点，在他独创的“四种国家”理论中，并以此首次科学揭示了中国的本质。
此前衡量某国家，用的是先进、落后等词，吴景超按人口密度和农业人口占比将各国分类，中国属于两者均高的第四种国家，处境最艰难，而这绝非“乡建”可以解决，唯一出路是“创造新工业，创造新都市”，让城乡打破敌对，实现互助。
这是吴景超的新概念“经济化都市”：美国已到达都市经济，中国还在市镇一级。农村破产，正因都市规模不够，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虽有一百多座，但对周边贡献微乎其微，更罔论广大农村。
今天的城乡融合，正源自这种理念。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百般争议，到此终于有了抓手。胡适、陶希圣等学者云集响应。
尽管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以儒学为灵魂，引来大批拥趸，但历史早已翻篇，从工业文明回到农业文明，用吴先生的话来说，“是一件可怜的事，没有什么可以自夸”。
乡建运动后期，梁漱溟面对空荡荡的农民识字班，发出“农民运动而农民不动”的叹息，道出乡建派的集体困境——“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只不过是新儒家们的乌托邦。
拿另一位乡建组织者晏阳初来说，尽管以“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为原则，“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与村民“融为一体”的愿望依然落空。精心设计的“四大教育”体系，收效甚微；苦心十年的所谓“模范县”，最终瓦解。
1981年，梁漱溟回首往事时承认：“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历史证明，吴景超才是站在时代前沿的弄潮儿。
手工业VS机器工业
▲1935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合照。前排左二吴景超，左四史禄国（费孝通在清华的导师）
1947年10月2日，燕京大学礼堂，一场主题为“中国工业化前途”的对决，引来无数大咖到场。对决双方，是费孝通和吴景超。
作为工业化、都市化的代表人物，吴景超的新“对手”，是机器工业的反面：手工业。
40年代后期，中国农村已命悬一线。事实上，1938年费孝通开始走进乡野时，乡建运动已日暮途穷。
作为后继者，费孝通称自己所做的是“乡土重建”——既然农村的习惯、制度、道德、人才不断受到损蚀，除非“大规模的复员乡土”，否则“无法挽回沉沦的大局”。而乡土重建的关键一步，是复位乡土工业。
费孝通觉得，晚清以来，手工业在与西方工业的竞争中败落，并导致乡村中国日趋瘫痪，“现代工业不是工业的全部”，手工业同样是工业。
1945年，费孝通等著《人性和机器》出版，认为手工业主导的社会才能维持真善美：“机器最能抹杀人性，也最能造成罪恶渊薮。”
吴景超立即写下批驳文章，引发巨大影响，并促成这次现场辩论。
费孝通认为：发展工业必须从传统出发，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新路”，“我们得从土地里长出乡土工业，在乡土工业长出民族工业”。
吴景超强调：手工业一定逐渐衰微而终于消灭。机器工业必然带动农村，这是世界各国走向现代的自然而然的道路，“并无别条新路”，甚至“没有歧路”。
从世界发展的普遍潮流出发，而不是沉溺于“传统环境”，如果说吴景超问的是“中国向何处去”，费孝通更关注的是“乡土中国如何自救”。
在费孝通的构想中，乡土工业使农民不必放弃农业，然而，迁就现实往往是饮鸩止渴。只有具备开阔的世界视野和清晰的发展逻辑，才会明白：中国真正的危机，不是苦于机器工业的侵袭，而恰是与现代世界的隔绝。
19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种“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似乎说明“从土地里长出乡土工业，在乡土工业长出民族工业”。费孝通道：乡镇企业“植根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开创了“我国工业化的新道路”。
然而，假如吴景超还在世，一定会说：乡镇企业的红火，并非得益于历史传统，而恰是受制度所限，剩余劳动力不得不就地解决，这并非自然进程；一旦户籍松动，人口必然随产业向城市集中，那才是自然趋势。
不到十年，长三角、珠三角的飞速发展，说明了这一点。
都认同工业化是出路，为何却没有开出相同的处方？“发展逻辑”不同。传统认知中，“乡村即为中国缩影”的观念入骨入魂，中国社会的历次重大变迁，都可以看到此观念的无穷威力。
而吴景超着眼于现代文明的趋势，直面现代化绕不过去的关隘。在中国，“乡土”常年占据C位，然而社会学是对现代性问题的反应，而都市无疑是现代性最充分的地方。作为都市社会学的开创者，吴景超的现代眼光由此得见。
计划经济VS市场经济
▲1944年的吴景超
1948年天地玄黄之际，在制度选择引发各界大讨论时，吴景超对苏式经济的批判，成为一道最炫目的理论风景线，也是鼎革之前最后的黄钟大吕。
吴景超并非天生市场派。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度认可“统制经济”，但恰如哈耶克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变成古典自由主义者，全面抗战开始，吴景超考察完苏联和美国后，重回自由主义价值观。
这种回归并不容易。1930年代起，战时管制思维的流行，苏联初期建设所展现的“巨大成功”，使计划经济迅速破圈，进入中国后，外有萧伯纳等左派溢美之词的加持，内有陈立夫等要人的大力鼓吹，苏式经济人人景仰，连一些自由派学者也徘徊起来，《大公报》等媒体甚至开始讨论起技术上的可行性。
1948年4月，内战形势日渐明朗，郭沫若发表《历史的路只有一条》，指出“照着进化的箭头所指示，整个历史只有一条路线”。
自从《资本论》提出“计划经济”，市场和计划的论战就未消停，1930年代起更成为经济学核心议题，米塞斯大战巴伦，哈耶克大战凯恩斯。鲜为人知的是，在同时期的中国，也有为市场护道的。
在郭沫若文章发表一月后，吴景超等人创办《新路》周刊，代表了自由主义者最后的挣扎，试图在社会主义已成历史必然的判断下，探讨一条新路。
在吴景超看来，虽内战尚未结束，但如何勾画“建设新中国的蓝图”已十分迫切。通过比较美苏状况，吴景超成了与时代逆流的孤勇者：
“有人觉得还有别的价值在经济自由之上，为实现此种价值，牺牲经济自由亦所不惜。战争的时候，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太平的时候呢？苏联与美国，显然有了不同的答案。”
他的文字意味深长：“苏联经济具有一个超经济的目标，便是不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为其主要工作的目标。”
站在众人的狂热之外，他对计划经济的洞察极其冷静：“到今天还没看到一个制度，保护消费自由的能力胜过价格机构。所以我不愿看到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联姻，而愿他与价格机构百年偕老。”
1948年年底，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做出选择。当局请他出任驻联合国官员，此前他曾入阁11年，希望能“以知识入实践，做政府的诤友”，但现实让他失望。他放弃了再度出仕的机会。
当蒋捎信给他，当胡适派人送来机票，当梅贻琦、傅斯年等动员他去美国，他亦全部放弃。
他说：“这是一个大时代。我们学社会学的人，决不能轻易放过。”
他没有放过大时代，大时代也没有放过他。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撤消了“政治不正确”的社会学专业。
1957年1月，吴景超率先发文《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为社会学辩护：“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我认为我国的哲学系中，还有设立社会学课程的必要”，“社会经济发展，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共同作用的结果”......
很快，这篇文章为他收获了数量最多的批判，以及新时代独有的各种头衔。1968年5月7日，吴景超去世，时年67岁。
他的后二十年，凄惨而毫无作为。对一个大学者来说，也可以说因为毫无作为而更加凄惨。
▲吴景超1962年的家庭合照
幸好，1949之前，他已经写出了极好的文章。他是能和傅斯年等史学大家切磋的“圈外高手”，用社会学视角分析史料的中国第一人，加之拥有最广角的世界视野，他对诸多“中国难题”给出了庖丁解牛的剖析和解决方案，并一路向前，指出了中国的未来。
他对未来的判断令人叹为观止：
“政府的作用是补充而不是代替市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采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采用计划经济”——这句人人耳熟能详的话，最早出自他的文章。
他在中国人口仅有四万万时，就指出，人口问题必将成为中国发展的硬约束。
可惜，他所批判的，后来都成为计划指令的理论基础；而他推崇的，比如关于土地的设想，后来则实践于对面的孤岛，以及他的工业化构想、城市化构想、市场经济构想。
他以普世逻辑看中国，他的前瞻性自然也覆盖世界：
他更早预见了文明的冲突，甚至给出了亨廷顿没有给出的关于秩序重建的细致方案；
针对一些国家排华，他说，不通过移民建立经济平衡，就会通过资本输出实现——资本和劳动力会在有竞争力的地方再次结合——这就是在20世纪末才成为思潮的全球化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