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笔记 /
南方周末苏有鹏：非虚构写作如何构思选题逻辑并搭建提纲？
✍整理：许玉珍 陈钟灵 马翔
编辑：付雨洁
苏有鹏
苏有鹏，南方周末特稿工作室资深记者，曾获腾讯新闻谷雨奖、全球真实故事奖提名、广东新闻奖二等奖。
代表作品：
在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形容一下自己印象最深的一双眼睛。
同学们印象最深的一双眼睛
A：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父亲喝醉之后的眼睛，在喝醉的状态下，他会说一些平时不太和我说的话。我看到他的眼睛泛着一点泪光又带着一丝疲惫，那时候我不敢直视他，怕自己也会流泪。
B：我想谈谈我表姐的眼睛，她今年30多岁，小时候得了感冒没有及时医治，逐渐从慢性哮喘发展成了支气管炎，不得不长期待在家里面，无法工作。她本来是个活泼开朗的人，但因为长期待在家里而患上了重度抑郁。她的眼睛很大，双眼皮，原本应该很漂亮，但受到支气管炎和长期抑郁的折磨，眼睛里总是布满红血丝，我每次都无法直视她，因为她眼睛流露出来的那种悲伤真的会让人非常想哭。
这些问题看似与主题无关，实际上很容易引导对方说出一些自己在正式提问时不愿意讲的事情，比如第二位同学B，我直接问她可不可以讲一下患有抑郁症的表姐的情况，可能不太容易获得答案。而使用刚才这种提问方式，尽管细节有一定缺失，但能将姐姐的情况简单勾勒出来。
在非虚构的采访提纲里，最好要设计一定比例与采访主题无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时候恰恰是整个采访提纲中比较重要的部分。
我原本很不喜欢概念和理论方面的课程，尤其是新闻这种注重实践的专业，但很多新闻专业课往往从理论讲起。开始指导实习生后，我体会到，学习理论概念的重要性，因为我发现很多新传出身的同学，对于新闻的理解不太够，具体来说，就是不太知道，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我猜测，这可能是因为大学课堂里所讲授的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之间割裂过于严重，与实际的新闻采编工作脱节。
举个例子，新闻的客观性是一开始就有的吗？或许并不是。
新闻界从什么时候开始追求客观的？
客观性或许和很多因素相关，首先是报业竞争。两家媒体报道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家说是黑的，另一家说是白的，那它们就开始以客观性为标准相互攻击。
从业者本人的因素也推动了这一进程。从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许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选择成为记者，据《新闻从业者》统计，当时纽约各个报纸都至少聘有10名大学生。这群人在从政做国会议员和做记者中选择了后者。后者中的很多人的想法是：我虽然不能直接在政治上影响政策，但能否通过新闻报道影响国会决议？而如果报道要想有影响力的话，就必须保证内容的客观性，就需要调查。
比较知名的调查组织纽约慈善组织协会，他们于1900年就纽约的经济公寓房展开调查，当时现实主义的观点这样认为：报纸应该像照相机一样重现生活。这就涉及信息模式和故事模式之分。大家如果在校园里既练习过短消息写作，又接触过深度报道，可以隐约察觉到这两种模式的不同。短消息要求我们少用形容词，多用动词，做到客观公正。而一旦涉及非虚构写作，会发现没办法只用动词。这两种创作模式背后的思路完全不同。
在一些人看来，1960年代之前，客观性遭遇了两次危机，第一次是公共关系学的提出；第二次是宣传概念的使用，比如列宁在俄国革命中对报纸功能的定义，这些都对新闻的客观性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关于新闻和客观性的问题，大家有兴趣可以阅读迈克尔·舒德森的《发掘新闻》。但是，大家听到这里，或许会有点疑惑，作为一个报道者，我们为啥要知道客观性是从哪儿来的？
别急，讲客观性，是为了勾勒出非虚构的发展脉络。现在市面上对新闻中的非虚构作品定义很多，如果没搞明白非虚构的历史，那我们在写作时，要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要写得像什么样，才是非虚构？
来到1960年代的美国，这一次的客观性危机直接与非虚构的诞生相关。当时正值越南战争爆发，也是电视媒介第一次系统报道战争。按理说，提供声、画的电视，肯定比报纸更“客观”。然而，随着战争的推进，约翰逊政府开始对电视新闻施加政治压力，在严格的审查机制下，战争中很多关键画面无法在电视上播出。这一现实使当时的人们思考该如何追寻更客观的事实？
新新闻主义也随之兴起，诺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军》作为非虚构写作的经典之作，融入了浓厚的个人色彩。面对电视画面审查下的受限客观，梅勒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加入反战游行，记录自己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这种方式实现了另一种客观，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
新闻其实从没有绝对的客观：写什么主题？采访谁？哪段素材会被呈现？这个选择的过程，就体现了充分的主观。但当“我”作为一个报道对象，把自我感受写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文中提醒读者注意，这里是“我”自己的感受，是一种对绝对客观的反思。
另外，我注意到，在迈克尔·舒德森最近的一篇论文中，他也系统总结了对于客观的看法，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所出现的那种对于新闻报道的客观性要求，属于“客观性1.0”。
而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客观性2.0”成为文字媒体的一种必要经济行为，用于电视媒体竞争，为读者提供他们在电视中得不到的东西。具体而言，“客观性2.0”承认了记者应当做出判断，而且应当对报道事件有所分析。有学者做过统计，1960年，《纽约时报》与竞选有关的封面故事中，超过90%都是描述性的，而到了1992年，这样的报道只占20%。
过去一年，我很喜欢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新闻报道中能不能出现“我”这个字眼？其实从新新闻主义诞生的背景来看，肯定要出现“我”，或者说，需要有来自“我”的洞见，这是非虚构最重要的特质。
我认为比较受用的找选题的方法有以下几点 ：
1.投喂社交媒体
利用平台或软件的推送机制搜索感兴趣的东西，在短期内汇聚大量信息，博闻取实，去粗取精。
2.广泛交友
通过浏览朋友圈以及看朋友圈里朋友点赞的内容，也许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选题。
3.多问为什么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对很多事情习以为常，很少深究其背后的逻辑与缘由。但当我们多问几个为什么会是这样时，就能够产生出很多新颖的选题灵感。以经典的“睡美人童话为例”，它讲述的是一个公主遭诅咒长眠，直到一位王子路过，亲吻公主并将其唤醒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从小听到大，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我们换一种角度去思考，便能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比如：公主的身体躺在棺材里面还不腐烂，会不会是僵尸？什么样的王子看到一具尸体会想去亲她一口？由此，我们能发掘出很多暂未被关注的选题。
这个例子也不是我的原创，来自小说《美国众神》作者尼尔·盖曼提出的故事创作技巧。
那什么样的选题是好选题？结合李海鹏、包丽敏几位老师课程的一些内容和我自己的一些感悟，我觉得要满足以下五个条件其中之一。
季节性的选题。所谓季节性选题就是两种，一种是大季节性选题——时代的或者《南方周末》喜欢说的“根目录”问题。比如《夜幕下的大军》与反越战或反战运动相关；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等一系列作品是在中国卷入全球化、世界看中国的背景中写的；传统的《南方周末》在十年前、十五年前关注进城务工的农民、法律上的弱势群体，这就是根目录问题。另一种是小季节性选题，比如每年的高考季、七夕节、记者节等。
戏剧性驱动的选题。按照包丽敏老师的说法，戏剧性指看到事情之后，我们会感到很惊讶，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哇”。我之前在《湖南日报》上看到一则豆腐块新闻，一位100岁的副教授申请了国家社科（ 《100岁老人干科研获国家立项》 ） ，我很想知道100岁的他为什么还要申请国家社科。这件事情当时让我很惊讶，我想要了解他的动机，就有了这个选题（ ） 。
具有意义空间的选题。借用《冰点周刊》的第一篇报道来做解释。《冰点》第一篇报道是《北京最后的粪桶》，为什么要写北京最后的粪桶？90年代的时候，北京有很多四合院的厕所需要挑粪工人去清理，这群挑粪工人是谁？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当年去北大荒的知青，所以意义空间相当大。
能引发情感共鸣的选题。去年南周的一篇报道（）讲述了一所二本学校老师带着同学写班史。很多同学特别是二本院校的同学在这篇报道里收获了很多共鸣点。
学会养题。还有一种选题，或许没有以上四种特质，但因为你长期关注某个领域，所以可以看到另一种价值。比如，我喜欢喝茶，多年前，曾在一个茶博会了解到，在西双版纳边境的一个村子里，有一支由村民组成的足球队，并且，这些队员们还会和泰国、缅甸的民间足球踢球，十分活跃。这个选题我一直不太知道要怎么写，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我觉得时机到了，恰好那年年底，疫情防控政策发生变化，编辑吴筱羽想了一个“重新与世界连接”的主题。之后的采访也很顺利。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屠龙之技”——用概念操作化的方法列采访提纲。
许多新手在列采访提纲以及做采访时，都容易出现一个问题——明明已经去了现场，但该采的东西没有采到，还要通过第二次、第三次采访进行补采。而概念操作化或许能一次采访就把所有问题搞定。
概念操作化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方式，指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观察和测量的具体指标的过程。比如，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这本书里探讨到底什么是现代人，一个国家公民的现代性到达了什么程度。这个时候，它要考虑三个层级：概念、变量和指标。
什么是概念？概念就是“人的现代性”，这个概念比较抽象。那怎么把抽象的东西变得稍微具体一些？
首先要把概念转换为变量。什么叫变量？变量其实就是概念的维度。比如，人的现代性可以拆分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年老者的角色、可依赖性、对变革的认识和评价等维度。
其次要进一步把变量细化成指标。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为例，什么叫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第一个指标是是否属于某个组织，如果属于某个组织，是否代表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第二个指标是所参加的组织的数目，所参加的组织数目越多，是否代表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第三个指标是参加投票的次数，参加投票次数越多，是否代表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从概念到变量的过程一定是周延的。回到刚才“人的现代性”那个例子，就是设置的几个变量能完全解释“人的现代性”，变量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那概念操作化到底怎么用，假设，你现在要去写一个县城的衰落，但看到什么、问到什么，才算“衰落”呢，我们可以尝试概念操作化一下“衰落”。
同学们对于“衰落”的概念操作化
A：如果我拿到“衰落”这个词，我会先想，是指哪一方面的衰落， 比如，一个城市的衰落，某个群体的衰落。我会聚焦农村的衰落 ，从老年人和年轻人两方面看衰落是怎样体现的。我会针对性提问， 年轻人的流动是否会加剧村落衰 落。
B：如果要写一个东北小城的衰落，我会先分成经济、文化、人口、教育这四个方面。经济方面，GDP的变化、优势产业的变化、有没有龙头企业；文化方面，流行文化的变化；人口方面，数量总体趋势以及年轻人和老年 人 的比例变化；教育方面，高考的升学率、教育质量以及好老师的多少。
在“衰落”这个例子中，A同学讲的看老年人和年轻人，其实只看了人，但哪怕是一个村子，也不只有人，因此不太周延。B同学提出，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来观察，这几个变量就是周延的，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这里可以继续借用社科的方法论，补充一点，变量要继续细化为指标，而指标本身可以不周延。比如，从文化角度来看，一个县城是不是衰落了，它或许有一百种表现方式，但你只需要根据你要到达的县城，挑出5个、或者10个指标就行，不用很全面。
发现没有，概念操作化其实是让你提前掌握一张地图，采访原本是一个论述题，但有了这张地图，就变成了填空题。
但要注意，概念操作化不具有导向性，换言之，有了一张关于县城衰落的地图，并不一定要写一篇县城衰落的报道，很可能经过你的观察和采访，你发现县城其实没有在衰落，而是在复兴，这就相当于你成功证伪了最早的假设。
这张地图可以变成更复杂。很多人会纠结，如何问出场景感的问题，除了现场观察之外，我自己的体验是，一定要有很多具体的预设，但这些预设又不是毫无根据的，它是从概念操作化这张地图上推导而来的。
这些表现出来的东西就会成为采访素材。如果觉得自己在新闻方面完全没有任何直觉、敏感，只是天然地热爱新闻，还需要下笨功夫，概念操作化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在说服采访对象接受采访时，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说服方法是隐瞒身份或突然袭击。比如我曾听说，有实习生会以大学生调研为由去套话，这种方式其实不太好，不太符合采编规范，也存在风险。突然袭击或许会好一些，在一个突发事件发生后，打一圈相关部门的电话，抛出很多问题让他回答，有的人可能还没反应过来，会回答几个问题。
第二种说服方法是说理。即向采访对象说明接受采访的公共价值。现在很多人喜欢用这招，但我个人认为，或许移动互联网本身并不是哺育公共价值的最好场所，网友们会认为，那个宏大的公共价值和自己关系不大，因此成功概率并不高。
真正高明的说服方法是寻找共同利益。
在《事实核查：理念与方法》一书中，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庄永志老师曾总结过11种人们之所以会接受采访的情形，包括履行社会义务、参与公共表达、维护自身权益、积累社会声望、实现自我辩白、出于竞争需要、迫于特殊压力、为了获取报酬、被纠缠不过、满足虚荣心、支持或同情媒体和记者。
庄老师之所以列举这些动机，是为了讨论信源真实性，但我们完全可以参考这些情形，想想看，在保证信源真实的情况下，记者能为受访者提供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非虚构选题中，让受访者积累声望的吸引力正在降低。举个例子，一个愿意在豆瓣、小红书上诉说自己经历的人，如果他们想出名，为啥发帖时往往会匿名或者用小号？
如果一定要补充一种情形的话，或许是被聆听的需要。当尝试劝说采访的人越多，我越感觉到，随着技术革新带来的、对人类感官的每一次刺激，让个体在真实世界中愈发孤独，如果我们曾认为，被聆听是一种基本能力，那么，被一个真实的人聆听，在当下则变成了奢侈品。有几次，和对方聊了三个小时的采访，聊到最后，TA会提到，从来没有人听TA说过那么多话。
大家或许都认为，媒体应该为被采访者带来公平、正义或一些更为雄伟的东西，但其实，如果这一切注定会缓慢消解，媒体不妨回到它最简单的功能，聆听和撒播。很多时候，把握住这一点，就能争取到不少采访对象的信任。
Q：在您讲采访的说服技巧时，还提到可以利用“信息差”，具体指的是什么？
A：比如做人物报道，正常情况下，会先采访他的朋友、他的敌人等等。我们会预设，受访者朋友说的内容，他本人是知道的，但其实并非如此，这就是信息差。哪怕是紧密联结的亲密团体，彼此之间的评价或对于一些事情的认知并不一样。很多时候直接去采访主人公a，a可能不接受采访，但如果我们先去把a的外围采访全部做一遍，采访之后获取了很多信息，这些“信息差”会有助于我们说服a。a或许也好奇，最亲密的朋友会怎么评价自己。
Q：在校园环境中如何增强对社会生活的了解或者对某件事的在地感？
A：去交朋友、培养真正的兴趣爱好，以及多阅读。刚刚提到我爱喝茶，我把学校里所有跟茶有关的书都读过一遍。当然我们学校本身不是一个农业学校，所以跟茶有关的书不是特别多。
除此之外，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果你是大一的同学，我很建议大家加入学生会，学生会能让你接触不同专业的同学。以前学生时期负责校园媒体的时候，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我在每个学院认识了5个左右的同学。这5个同学大多消息也很灵通，是我想打听什么事，能马上找到人的同学。
Q：什么是观点先行，什么是在事实材料中逐渐形成的立场？
A：任何一个采访，哪怕是个很小的采访，都要看很多论文和素材。通过收集的素材形成一些问题，并把问题带到采访当中解决。立场在采访之前就要形成，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就直接到现场。
Q：概念操作化的提问必须封闭式提问吗？可以问开放性问题吗？
A：当然可以，这不是非黑即白的设计。明确一点，概念操作化不能解决采访提纲的所有问题，它只是一张地图，而且这张地图也应该是随着提问而不断被标注新的地点。
Q：在讲概念操作化的时候说，要关于某一个角度选取指标，那么具体的写作角度是从这些指标中切入吗？
A：切入角度，或者说主题，不应该由概念操作化解决。在采访之前通过材料获取素材，有了一定的需要思考的问题之后，就要有切入角度，而不是概念操作化之后再去想角度。某种程度上，概念操作化是对角度或者说主题的证实或证伪。
Q：之前的刘学州事件和药家鑫事件，当媒体报道一些相关事实之后，反而让舆论愈演愈烈。这种情况下，媒体或者相关从业者还可以做些什么？
A：过去一段时间，很多同行会因为一句话、一个提问有“问题”，而被“挂”在网络上。大家引用了很多新闻伦理中的概念，论述自己为什么愤怒。我很能理解，我在大学时代，也拥有给稿子挑毛病的勇气。
工作后，勇气变成了一种审慎。因为我发现，以前认为的“瑕疵”，其实背后有一个预设：记者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事实上，环境、知识结构、新闻时效，都是影响因素，很多时候，记者可能没办法做得更好了。去年我们组织的评稿会中，我提出一个点评稿件的原则，我们要信任记者已经付出足够努力，只能采访到这些人了，那么，基于目前的素材，稿子如何呈现会是更好的？
当然，我们也不应当放弃对新闻伦理问题的讨论，媒体从业者也不应当忽略新闻伦理规范。就连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新传失望的学弟学妹，也不要忘记，在食堂、在宿舍、在走廊，当你周围的人疑惑，稿子到底该不该给受访者看、要不要主动提出为受访者匿名、侵扰悲痛的界限是什么等等问题时，你完全可以发起一场关于媒介素养的讨论。讨论不一定要有结论，但每一次讨论，都会让我们离共识更近一点。
*本文封面及所有图片都来自Pixabay
系列统筹｜付雨洁 陈诗雨
值班编辑 | 林子琪
编委 | 伍颖欣 陈书扬
运营总监 | 温泓烨 梁 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