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觉得看别人的朋友圈，如同看不同的人生。很多老朋友，不知不觉间换了单位、换了行业。一些在媒体时挥斥方遒的人，去企业后逐渐“三日可见”。很多人，从晒美照的姑娘，成了晒孩子的妈妈。
无意中，我看到了“中国经济时报徐谷明”的微信朋友圈。意外地发现，他得了重病，他的家人正在用他的微信向外界求援——
看了一下“朋友资料”，我和徐谷明居然2016年12月就是微信好友了。但我们从没聊过天，更是素未谋面。
搜索了一下，发现我微信里的一位轻松筹PR也发了徐谷明家人对外求助的朋友圈。问了她，了解到原来是徐谷明的中国经济时报的同事们，好心帮他的家人联系了轻松筹。如今，他的家人希望通过社会公开途径募集到更多的捐款。
这是一位怎样的媒体人？通过和他的家人、前同事的交流，我了解到这位44岁前财经调查记者的前半生——
徐谷明是1981年生人，今年44岁，江西上饶人。2001年从内蒙古大学新闻学院毕业，2004年进入中国经济时报，从实习生到正式记者，徐谷明在中国经济时报干了16年。
按照家人的说法，他是农民家庭，家庭十分困难，是靠助学贷款和业余时间做家教才读完大学的。
毕业后他在中国经济时报当记者，专职财经与社会调查方向的报道。在中国经济时报工作的16年里，他撰写了多篇有影响力的深度调查稿件，不少都是农村题材和基层题材，如《江西弋阳：农机补贴怪现象》、《民工闫全成的艰难讨薪维权路》、《深度调查｜贵州湄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一个高考移民中介的自白》等 。
其中，《江西弋阳：农机补贴怪现象》（刊发于2009年4月27日）一稿据说获得了总理的 批示。但随着一个时代的过去，即使是这样的新闻报道，在百度上也仅能搜索到一条链接，而且点击进入之后是这样的，新闻的“半边脸”已经没了——
中国经济时报收入不高。徐谷明的报社同事李晓晔说，记得2005年她和徐谷明一起入职，报社的底薪才880元，而且维持了很多年。所以大家加上稿费收入，每月收入也才四五千。虽然报社提供宿舍，能保证基本生活，但想存下点积蓄，就难了。作为调查记者，理想越来越受束缚，风险大、回报低，是几乎所有人面临的现实困境。
在朋友圈，看不到徐谷明太多的情感表达，甚至连对新闻链接的评述都极少。十多年间，他只在2014年5月编辑过一条长文（以下为节选）——
“我不喜欢用文字表述内心世界，除非好友间交谈。在报社呆了快十年，这两年愈发对北漂和家境两个词倍加惆怅，有点累了，在北京常有些莫名恼怒——伴随着自个白发也出奇的多了，实在看不下去了索性染黑了，一段时间又冒出来了，真想剃光头，理发师说没用的，记者这个行当是个错误选择——光鲜的表面是欲望和现实的巨大的离间，生活真的非得这么心累。”
徐谷明于2020年从报社离职。但翻看他的朋友圈发现，他可能是属于极少数离开报社后还源源不断发前东家新闻链接而让极少发其他内容的人。
但他渐渐淡出媒体圈。也离婚了，北京的房产给了前妻。
他离开北京，返乡创业，据说是在“冷库项目”，具体是什么，他的前同事和家人谁也说不清，只知道他投入了所有积蓄，手下数名工人，但他的侄子透露，项目没有太大盈利，后来就搁置了。
徐谷明的父母说，儿子很少和家里谈自己的工作生活，他们也是后来才了解儿子的个人生活和工作情况。
徐谷明的侄子说，他印象中，叔叔总是很忙。“每天我觉得我睡得够晚了，可每次夜里醒来，发现他房间的灯还亮着。”
他的家人透露，徐谷明体检的时候就查出了高血压，但忽视了。结果，一天深夜，徐谷明的母亲被一通电话惊醒。电话那头传来儿子沉重的呼吸声，但问话不应。她感到不妙，赶往儿子家中，发现儿子倒在地上，半边身子动弹不得，口齿不清，意识模糊。
徐谷明被送往医院，诊断为脑出血，随即进行手术，转ICU抢救。诊断书载明：左基底节出血、继发性脑室出血、急性呼吸衰竭、重症肺炎、应激性溃疡、电解质紊乱和高血压三级（极高危）。
轻松筹里，他的多位中国经济时报同事为他呼吁捐款——
向他的前同事们了解情况，他当时的编辑张东臣说：“谷明为人正直，抗压能力强，不会因遇到困难或采访对象态度恶劣而退缩。”
他在报社时的主管领导陈宏伟说：“他从不抱怨条件艰苦，也很少因采访受挫而沮丧，是个有韧性的人。”
但他的前同事都表示，直到此次生病，才得知他后来的境遇。
据徐谷明的家人透露，他现在虽然有意识，但说不了话，不能下地，一直在 南昌康复医院接受康复治疗。尽管有医保报销，但每月仍需自费1万元左右， 医生表示多久能康复，康复什么程度，都不好说。
徐谷明的 父母都是农民，母亲今年69岁，父亲今年76岁，父亲还患有慢性病，常年吃药看病。徐谷明 发病至今，全家已花费近15万元，不仅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还借了不少债。
很多年轻记者刚入行时，对未来都充满了美好的想象。但其实走到后来，并不是每位新闻人，最终都能成为耀眼的星。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多年以后，是否还会有今天的笑容灿烂。
或许，帮人即为帮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