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推行新法，司马光却反对他的新法。结果，司马光被贬到西京洛阳，带着一家人在洛阳的尊贤坊居住了十五年。
要是一般的官员，在洛阳闲居，既有高官厚禄，又有灵山秀水，吃喝玩乐就足够了。但小时曾经砸过缸的司马光，是聪明人，也是自觉的人。他在洛阳闲居的十五年，不能没事做，他要好好生活。
司马光在《独乐园记》中介绍了他在洛阳的居住环境：
熙宁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以为园。……迂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绪。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达无穷之外，事物之理，举集目前。所病者学之未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
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徜徉，唯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独乐园”。
司马光的独乐园，是他的精神世界之园。人在现实生活中，都有肉体需求，皇帝和走卒一样需要吃喝拉撒睡。在吃喝拉撒睡之外，不同的人思考的问题、做的事情却不一样，这就是格局与境界之分。俗人眼中无圣人，因为他们看不到圣人的精神世界，用庸俗的标准来衡量圣人，看到的只有圣人的穷酸和无奈。
圣人与俗人的区别，关键在于对待穷酸和无奈的态度。圣人安贫乐道，俗人就无底线的“穷斯乱矣”(1)。司马光的独乐园，与裴度的高堂满座、李德裕的胜友如云、钱惟演的饮酒作乐不同，他是被排斥的政敌，是当时的失意者。他不能与民同乐，不能乐其乐，只有自己一个人孤独地读书写作，才能让世人忘记自己，才能让朝廷忘记自己。
他需要自得其乐，就在独乐园建立读书台、钓鱼庵、采药圃、见山台、弄水轩、种竹斋、浇花亭，使之成为心灵栖息的一方乐土。在他感到志倦体疲时，可以栖息，可以流连。
他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徜徉。明月时至，清风自来，独乐园无时无刻不在抚慰着他。他在院子里自由自在，违心的话不说，违心的事不做。心如清风一样自由，人如明月一样通透。
司马光的独乐园，现在位于洛阳伊滨区的温公村。旧居不存在了，留下来的只有《独乐园记》，却比任何复古的建筑更有意味。
独乐园当然不会有现在的园林美丽，《独乐园记》中洋溢的精神力量却熠熠生辉，超过现在很多平庸的园林，成为司马光对洛阳的永恒答谢。
苏轼读了《独乐园记》，他认为司马光的独乐，不是和光同尘，不是自我放弃，而是一种藏拙，是远离尘俗的自我保护。世俗的人不理解，看到的是他的失意。明白的人看到的是安贫乐道，静观其变。
苏轼理解司马光，认为他是在放弃中选择自我，其表面的自娱自乐实际是独善其身的自在，独乐之中，蕴含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从容。朱熹也认为独乐园是高人的自在之所：
高人山水心，结习自无始。五亩江上园，清阴遍桃李。一堂聊自娱，三径亦可喜。试问避俗翁，何如尊贤里？
朱熹认为，司马光知道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只知道进的是牛人，能进得去的是猛人，知道急流勇退的是高人。人最难能可贵的是内心不纠结、不拧巴、不内耗，能避开尘俗，做到自由自在，这才是最大的成功。司马光对自己在洛阳生活的自嘲，是自己主动的选择，也是成就司马光美名的重大选择。
主动的选择，是他坚持理想，不愿意改变祖宗成法。他在《酬赵少卿药园见赠》中自嘲性格“鄙性苦迂僻，有园名独乐”。“迂阔”，是宋神宗对自己的评价。宋神宗曾对吕公著说：“光方直，如迂阔何？”(2) 宋神宗时朝廷内忧外患，朝廷官员应该想想眼下怎么办，不应该说明天怎么办。
这是两种思维：一种是无利不起早的想法，马上去做，不停地做；另一种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彻底解决问题。大部分人都是第一种思维，只想马上解决现实问题，不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根本问题。这就造成第一种人总是忙碌，第二种人在现实中
不被理解。
王安石是第一种人，是宋儒中追求实用的人。司马光被视为第二种人，就被赶到了洛阳闲居。司马光独乐，并没有忘记儒家的“众乐”理想。他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观察中国历史，编纂完成一部足以让执政者明白治理得失的史书。
独乐是司马光在洛阳的心态，是传统的“君子固穷”的体现。南宋黄震很理解司马光，他说：“温公创独乐园，自伤不得与众同也。”(1) 独乐是孤独的，也能够让人成长。看似是自娱自乐，却是精神生活的自由自在。司马光十五年如一日，编纂了史学界绕不过去的《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贯穿16个朝代，记载了1362 年的史事，共294 卷。另有考异、目录各30 卷。
《资治通鉴》背后，是一个团队在工作。司马光主持编纂，刘羲叟编订年历，作为全书骨架；刘攽、刘恕、范祖禹参与编纂。刘攽负责两汉史，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史，范祖禹负责唐代及五代史，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负责检订文字。
他们各自收集资料、编写初稿，由司马光综合全书，最后由司马康检订完成。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实际历时19年完成。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说，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钦赐书名。
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实际是在给《资治通鉴》扫尾。全书不录怪奇传闻一类的事件，像“商山四皓”、屈原沉江等都被排斥。据说书成之后，只有他的好友王胜之看过一遍，其他人只翻了一页，便觉得了无趣味。其中的资料和系年，却为后世的史学家所重视。
司马光在《进书表》中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者，为编年一书。”《资治通鉴》着力叙述国家繁荣是如何造就的。司马光系统总结了一千三百多年历代王朝的治理经验，举凡一朝一代的政治变动、军事征战、社会危机、四境纷争等关系治乱兴衰的事迹，都予以全面论载，可谓是“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洛阳的独乐园中编纂成的。司马光说为了编纂它，自己“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3)，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
司马光倦了就在洛阳走走，休息一下。他在《独步至洛滨》中写伊滨：
草软波清沙径微，手持筇竹著深衣。白鸥不信忘机久，见我犹穿岸柳飞。
伊滨柔软的青草、清澈的水波、幽长的小径和自在的白鸥，让司马光感到轻松、舒适，让他暂时忘了疲倦。他在《洛阳看花》中写道：
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荫中十万家。谁道群花如锦绣，人将锦绣学群花。
一个“最”字写出了司马光对洛阳牡丹的赞赏之情。司马光
在洛阳不是离群索居，也到行人如织的地方去，欣赏得天独厚的山水。他在《过故洛阳城》中写道：
烟愁雨啸黍华生，宫阙簪裳旧帝京。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在司马光的眼中，洛阳是一部完整的古代史。它见证了太多的兴亡衰败，是历史的缩影，也是现实的写照。自古洛阳一直是逐鹿中原的要地，很多兴衰治乱都发生在这里。在洛阳写成
的《资治通鉴》，有历史的时间，有地理的便利，还有历史的缩影。司马光可以凭借史料处理历史故事，也可以实际踏访来补充史实。
司马光在洛阳的十五年，是王安石的幸运，他可以心无旁骛地变法；也是司马光的幸运，他可以专心致志撰成《资治通鉴》。
中华历史从来不缺一个宰相，因为宰相代代都有。而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那不是谁都能写出来的。
选自曹胜高《洛阳：天下之中》华文出版社202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