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疾病的污名化与过度美化堪称另一种“疯狂”

近日，“双相情感障碍又叫天才病”在微博引发广泛讨论。不论是心理疾病的污名化还是过度美化，实则都在不同维度上忽略了患者面临的真实处境。二者的危害甚至远超过疾病本身，堪称另一种形式的“疯狂”。

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另一种疯狂》中，作者斯蒂芬·欣肖坦言父亲曾长期遭受双相障碍的折磨，但由于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误解，这个秘密被深深地埋藏于其家庭中，成为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欣肖从小就生活在这种沉默的阴影下，直到大学时期才得知父亲的真实病史。这段经历不仅成为他投身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动力，也让他深刻地认识到污名对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人造成的巨大伤害，并立志改变它。

欣肖以第一人称写作了这本书，从一个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的视角描绘了自己的成长历程，更记述了自己家族三代人的经历，并以此为基础，生动展现了精神疾病污名对一个家庭产生的深远影响。

4月1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联合北京新曲线出版，邀请该书作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精神病学教授斯蒂芬·欣肖，译者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蔺秀云，大儒心理创始人徐凯文，共同分享该书背后的故事。活动现场，欣肖讲述了这项研究的私人缘起，并由此挖掘了心理疾病污名化背后的社会动因。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出现偏离正常的状态。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更应消除污名化，秉持科学精神去探索这种现象或疾病。

以下是本次活动的对谈整理，有删减。

《另一种疯狂：精神疾病的污名与希望之旅》，[美]斯蒂芬·欣肖著，蔺秀云、殷锦绣、唐莹莹译，2025年1月，新曲线丨人民邮电出版社。

整理 | 申璐

双相情感障碍：

被误诊的与被污名的

斯蒂芬·欣肖：我是一名临床与发展心理学家。我研究过有各种心理和发展问题的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学校、大脑和所在社区。

大约 30 年前，我意识到我的研究中缺失了一些东西。缺失的那个因素，正是我最初投身心理学、研究以及临床服务的原因。那就是我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家中成长的经历。我的父亲很棒，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哲学教授，我的母亲也很出色，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英语讲师。在很多方面，我的成长环境都非常好。但成长过程中也有一些深刻、神秘且可怕的事情。我的父亲会忽然毫无踪迹地消失，每次消失长达6个月甚至 1 年。我的母亲不被允许说（他去了哪里）。

直到我18岁，已经不再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才知道父亲不在家是因为他患有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最初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我正确地诊断出他患的是躁郁症，也就是双相情感障碍。

我18岁的时候，他第一次给我讲了他的故事。

在我和父亲那次重要的谈话之前，我并不知道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中心他的主治医生曾明确地告诉过他和我母亲，永远不要告诉你们的孩子你患有严重精神疾病这件事。如果他们知道了，他们将永远被毁了。你和你的妻子不能提及你不在家的原因。也是那次在家中他的书房里的首次谈话中，他告诉我，他16岁时和父亲、继母以及四个兄弟住在加利福尼亚，第一次出现了症状，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他患的是慢性精神分裂症。

他开始有了非常强烈的想法。

那是什么想法呢？我的祖父，也就是我父亲的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我父亲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曾是国内和国际禁酒运动的领导者，他会邀请世界禁酒运动的领导者到家里来吃晚餐，然后所有人都会谈论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法西斯主义者。

我的父亲很聪明，对历史也很了解。他非常担心那些访客对法西斯主义即将到来的警告。在7天的时间里，他无法入睡，整晚都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的街头徘徊，直到他有了一个新想法。他脑海里有声音在对他唱歌，拯救自由世界。在他在街头徘徊的第7个晚上，他不知道该如何拯救自由世界，而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这个新想法就是，如果他张开双臂，它们就会变成翅膀，他就能飞起来，自由世界的领导人会目睹他的飞行，然后阻止法西斯主义。

1936年9月6日，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回到了家，爬上了长着花的棚架，然后到了屋顶，脱下衣服，张开双臂飞了出去，只不过他的飞行只持续了1 秒钟，就摔到了下面的人行道上。他的三个哥哥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们从房子里冲出来，看到小维吉尔，也就是我的父亲，失去了意识，在屋顶下面的人行道上流血，他们叫了急救队。他先是被送到了一家综合医院，然后又被送到了一家成人精神病院。

那家医院是一家成人公立医院，他是那里最年轻的病人。他认为法西斯主义者在医院的食物里下了毒。我父亲是个高大强壮的运动员。他刚入院的时候体重 180 磅。他不再吃东西，只喝水，最后体重降到了115磅，院长甚至叫来了我的祖父帮忙进行临终圣礼。

他在那家我们现在会称之为“蛇窟”的医院里呆了6个月。奇迹的是，第二年春天，他在几天内就康复了，然后出院了。自从那次临终圣礼后，他就和家人没有联系了，脑海里的声音也停止了，他变得更加理智。最后他出院回家完成了高中最后一年的学业。但家里人决定不谈论这件事，因为这会很丢人，而且可能会破坏他的康复。

他有一段时间康复了。他去了斯坦福大学。他获得了奖学金，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他和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一对一地学习了一年。他结识了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还就爱因斯坦的道德哲学对他进行了采访。

就这样，我父亲辉煌成就与严重精神疾病并存的人生开始了。当他完成了关于科学哲学的博士论文时，他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心灵感应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他又一次精神错乱，被送进了费城州立医院。费城州立医院真的是个“蛇窟”。男性病房里有近7000名男性病人，而病房只能容纳大约1500 人。而且那里还有浅坟。我父亲每周都会被工作人员和同病房的病人殴打，而且同样没有得到任何治疗。他开始认为自己被关在德国或波兰的集中营里。他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叔叔去探望他，想带他出去透透气。但我父亲说：“不，我在集中营里，我们俩都会被枪毙的。”这是妄想，他其实在费城郊外，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他所在的医院和集中营非常相似。

我父亲又奇迹般地康复了，成为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哲学助理教授，在一次相亲中认识了我的母亲，我母亲当时是英语专业的研究生，然后他们结婚了。然而，在他们订婚后，我父亲对自己的精神疾病和住院经历只字未提，因为这太丢人了。所以在我出生、我妹妹出生时，在我们出生期间，他又因为躁狂和抑郁的复发住进了其他医院。

当时有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全新药物。因为误诊，他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还接受了很多次电休克治疗。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不在家，我认为这是我的错。如果我是个更好的儿子，也许他就会留下来。如果我敢问他是去了哪里，也许他又会离开。

在经历了多年的神秘、沉默和父亲的缺席后，我的母亲照顾着这个家，但没有告诉任何人（父亲的情况），因为她不被允许说。最终，在我上了大学后，我父亲向我敞开了心扉。那次初次谈话不仅激励我投身心理学，与孩子们一起工作，最终还让我研究污名化的问题。但这也让我感到恐惧，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就是下一个要被送进可怕的精神病院的人，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告诉任何人（父亲的情况）。

在接下来的 25 年里，我完成了大学学业，管理过针对神经发育障碍儿童的夏令营和学校，还获得了自己的博士学位。在这期间，我和父亲每年会进行三四次长谈，更深入地探讨他的精神疾病。

在大学毕业前，我说：“不，这不是精神分裂症，这是双相情感障碍。” 我通过伯伯（他是一位心理学家）说服了父亲的医生，给他作出了正确的诊断。我父亲最终开始服用锂盐，有一段时间没有了症状。

他发表研究论文和书籍，教过成千上万的学生，在国内和国际上进行演讲，而我自己也经历过抑郁，有时还很严重。在职业生涯中期，我意识到……现在我需要研究我们家所遭受的污名、羞耻和沉默。

我父亲有五个兄弟，其中两个患上了物质滥用和成瘾障碍。还有一个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为什么我父亲会患上双相情感障碍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首先，他的生母在他三岁时去世了，死于癌症手术。3到4岁失去父母的孩子，日后很容易患上情绪障碍。

其次，在我祖父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我父亲的母亲去世后，他再婚了，娶了一位非常严厉的传教士，就像我祖母曾经一样，她曾去过南美洲传教。她觉得维吉尔是个非常聪明且虔诚的男孩，可以被培养成一名牧师。所以她会因为一些小过错就残酷地惩罚他。他遭受了身体上甚至是性方面的虐待。这是人们患上精神疾病的另一个原因。

第三，他无疑携带了那些高度预示着会患上双相情感障碍的基因组合。双相情感障碍可能会受到早期经历和创伤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遗传疾病。在我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我开始谈论他，并撰写关于他的这本书的草稿，这花了我很多年时间。我父亲患上了一种类似帕金森症的疾病，我认为部分原因是误诊，他接受了错误的药物治疗和错误的电休克治疗。

在他去世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和父亲在游泳池边交谈。他说：“儿子，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希望自己得的是癌症。”我说：“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想想‘精神疾病’这个词对一个哲学家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疾病，是精神方面的，是想象出来的。如果我得的是癌症，也许我就能原谅自己了。但我知道我所有的发病都是我的错。”即使在我父亲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对污名化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

这本书是为了把我父亲、母亲和妹妹的经历记录下来。它是为所有经历过精神疾病的家庭而写的，实际上几乎所有家庭都有这样的经历，因为精神疾病并不罕见。这本书也是为了传递一个希望的信息，那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打破沉默，展开对话，治疗方法就会被研发出来。

家庭不必再默默忍受痛苦，整个人类都可以进步。

最后，我们应该来讨论一下。“污名” 是一个强大而丑恶的词。我们形成刻板印象，我们有偏见，我们进行歧视，但污名化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因为它会将人非人化。在我父亲十几岁、年轻的时候以及中年的时候，他在住过的那些医院里，受到的待遇都不像个人。一旦我们认为，比如，某个精神错乱的人不像个人，我们就会疏远他们，甚至消灭他们。

来自国内一线观察：

心理疾病污名化的变迁

刘冰云：这本书对于我们从整个层面抵抗改变污名化会带来哪些改变？

蔺秀云：欣肖教授在祛除精神疾病污名化方面贡献卓越，而我也希望能将他的这份心愿传递到中国。在我从事家庭治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过不少患有抽动障碍或抑郁症的孩子，他们的家长大多抗拒前往精神类专科医院。面对这种情况，我通常会建议家长带孩子去儿童医院，因为儿童医院相关科室的主任来自安定医院，这样更容易让家长接受。

往前追溯，在我小时候，身边也有一些被大家称为 “疯子” 的人，实际上他们是未得到妥善精神治疗的患者，当时大家也不知如何提供帮助。就像我的伯母，多次前往精神病医院住院，周围人都对她避之不及。这足以说明，过去人们对于精神疾病的认知、治疗手段以及相关知识的传播都极为有限。

刘冰云：徐凯文老师，您长期扎根国内，始终奋战在一线心理治疗工作岗位上，而且还是我们这本书的首批读者。请您讲讲国内心理疾病的现状，尤其是在污名化方面的情况，以及这些年来这方面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

徐凯文：我是一名精神科医生，1997 年从医学院毕业后就开始从事精神科工作，至今也快 30 年了。在这期间，我察觉到一个变化：以往，各地的精神病院往往都有外号，很难想象综合性医院会有这样的情况，但精神科医院却普遍如此。例如，我曾就职的苏州广济医院，其所在地原来有个别称叫“四摆渡” ，它本是一个地名，却被用来骂人，比如说 “你这人该去四摆渡” 。还有，大家都知道上海宛平南路600号，以前这也是个不太好听的说法，现在已经时尚化了，这就是非常成功的去污名化的一个例子。

然而，从相关数据来看，情况并不乐观。2009 年发布的一项全国性流调显示，中国人精神障碍患病率为 17.5%。但在这 17.5% 的患者中，仅有 8% 的人寻求过帮助，真正得到帮助的更是只有 5%。需要说明的是，这项调查是 2005 年开展的，2009 年发表的文章，这就是多年前我们所面临的状况。

然后，我想举一个例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欣肖教授主要介绍的是重型精神病的相关情况，然而实际上，人们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并非仅局限于重型精神病范畴。事实上，我们似乎普遍对心理疾病存在恐惧心理。我有一个印象极为深刻的小例子，大概在 10年前，我还在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做秘书长，我们收到一起严重投诉：一位来访者与咨询师发生了性关系，这严重违反了咨询伦理。

在调查处理过程中，我发现一个现象。一位我十分尊敬的前辈咨询师，其道德人品和专业能力都无可挑剔，但他当时的反应——后来我发现很多资深心理学家以及不少精神科医生都持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一个年轻女孩与比自己大几十岁的咨询师发生性关系，是因为女孩属于边缘人格障碍，无法控制自身情绪和行为，才会做出这种草率且自我伤害的行为，仿佛错都在女孩身上。

当时，作为咨询师或精神科医生，竟然也会对病人存在这样的歧视，这让我大为震惊。无论来访者是否 “疯癫”，是否有情绪障碍，这都绝不是侵犯她的理由，然而这样的观点却公然被拿出来讨论，所以我开始关注这背后的问题。

再比如，在大学研究生录取过程中，我留意到很多导师一旦听闻学生有精神疾病病史，他们就会有一种回避的倾向。我觉得，实际上这并不是歧视，而是一种恐惧，他们害怕学生因心理问题出现状况而连累到自己。

所以我认为，这背后反映出人们对精神问题存在深深的恐惧与歧视，患病的人似乎被当作异类遭到排斥。从精神病学的历史来看，这是一个极为显著的现象。甚至在中世纪，人们会用火刑、水刑等残酷方式对待精神病人。所以，文明在不断地进步。

污名化背后：

耻感与歧视的根源

刘冰云：如今，心理疾病在当今社会已为大众所熟知，逐渐走入大众视野。然而，心理疾病的污名化现象却依旧顽固地存在着。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心理疾病被污名化？在流行文化中，又存在哪些对心理疾病的典型误解呢？

斯蒂芬·欣肖：自从我们成为一个物种以来，精神疾病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它并非罕见之事，也不是令人憎恶的东西。大多数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如果能得到治疗，如果能得到同情和理解，如果能接受教育并找到工作，也许可以康复。

不过，让我们回到人类物种历史的早期，那时人类生存难度非常大。我们的捕食者比我们体型更大、速度更快，除非人们相互合作、具备很强的社交性，并且花费大量时间养育后代——毕竟我们生来就是社会性的动物。

但如果我们人类总是积极亲近社会且总是轻易信任他人，我们可能会成为存在以下三类问题的人的受害者。

其一，你是否患有传染性疾病？我们最好离你远些。

其二，你会不会欺骗我？在生意往来或者私人关系中，你会不会不给我应得的回报？

其三，你的外貌、行为举止以及宗教信仰与我差异巨大，以至于你可能属于另一个不同的部落？

所以，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我认为你有可能有传染性疾病，或者我认为你在与我打交道时不会恪守道德规范，又或者我认为你与我差异太大，你的部落可能会压倒我的部落，那么我就会倾向于将你推开，认为你与众不同，认为你不值得交往。

而有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看起来似乎没有相同的“道德标准”。他们说话不讲道理，也许还会骗走我应得的东西。如果我认为你有精神疾病，不只是因为你品行恶劣，而是因为你的大脑有问题呢？是你糟糕的基因导致的，我可能就会开始觉得你不太像个人，你不太算是我们这个物种的一员。

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各种文化里，对那些行为不理智、看起来不聪明或者可能有反社会倾向的人的污名化无处不在。

在不同的文化中，它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我们仍然知道，没有哪个社会是不存在这种污名化现象的。如果公众因为你的宗教信仰、肤色、行为，也可能是因为你的精神疾病而对你和你所属的群体抱有污名化的态度，那么作为当事人，你很清楚社会的看法。在过去，这种看法可能是通过篝火旁讲述的故事传播，而如今则是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你会将这种污名内化。

（你会觉得）我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我不如那些心理健康的人。一旦你将这种羞耻感和自我贬低内化，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其中一个后果就是，你会认为自己不配接受治疗。难以获得治疗还有其他原因。我们没有足够的医生，但即便是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也会受到污名化，因为我们是和“疯子”打交道的。

最后，如今的一些政策加剧了这种污名化现象。你找不到工作，无法完成学业，你被认为毫无价值。无论是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一旦你行为不理智，滥用药物，或者看起来与常人相差甚远，你就会被视为异类。在美国，你甚至会被以不同的方式来刻画，尤其是当你无家可归时。由于这种污名化，你会被排斥，像我父亲那样被送进糟糕的医院，或者被送进那些与常规教育体系脱节、处于社会主流之外的特殊学校。缺乏社交联系会让人感到孤独、孤立，进而加重精神疾病。

要消除这种污名化，就意味着要改变政策，树立不同的媒体形象，促进人们与外界的接触，让他们有机会获得工作和接受教育，更重要的是，要让那些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患有多动症的人以及患有孤独症的人恢复人性尊严。他们并非全是缺陷，有些人有很多优点，只要我们能给予他们基于可靠证据的良好治疗，他们是能够有所成就的。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蔺秀云：为什么大家会对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存在病耻感与歧视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大众对这类疾病缺乏了解。以变态心理学的历史为例，早期有头盖骨钻洞术，人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疯狂的想法从脑袋里 “跑出去”；后来还有诸如殴打患者、强迫其吃污秽物等荒唐做法，认为疾病是附体所致，想通过让患者难受来驱赶。直至现在，很多人对心理疾病依然一知半解。比如抑郁症，我们常说它类似 “情绪感冒”，身体感冒时，大家都清楚发烧等症状，也会积极治疗。但对于抑郁症，尤其是四五十岁的人群，很多人出现躯体化症状，身体疼痛不适，去检查却查不出问题，实际上可能是抑郁、焦虑或者神经衰弱（神经衰弱属于焦虑障碍的一种）。可大家并不清楚这背后的原因。像更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双相障碍在躁狂期，患者会出现失控、失去自制力的症状，甚至打人，这让大众觉得十分可怕。而且这些患者若得不到良好治疗，往往难以正常工作，抑郁和精神分裂症对人的社会功能、工作能力损伤极大，即便病情好转，大众仍觉得他们会受影响。

还有一个例子，我们的“变态心理学”课，每年会带学生去医院里见习。学生们去之前，总认为精神病患者状况糟糕。但回来后，学生们经常会说：他们好像都挺正常的，除了会有一些妄想或幻觉的症状，其他方面还好。很多人觉得精神分裂症患者会打人，却不知道往往是患者受到言语攻击或歧视后才反击，大家误以为他们天生具有攻击性。这都体现出大众对疾病本身缺乏认知。

其二，因为不了解，所以容易产生恐惧。精神分裂症患者会打人，躁狂患者会在微信群疯狂骂人，甚至有大小便失禁等失控行为，人们不清楚这是什么病症，也不知道会对自己产生何种影响，未来又会怎样发展，出于恐惧便选择远离。大众隐隐约约觉得这些是 “精神病”“疯子”，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远离。

还有一点，Stigma （污名）这个词，它意味着身体表面的文字标记或烙印。最初来源是在奴隶身上给他打一个标记，标志着特定的身份，但凡某一个群体有这样一个标记，就特别容易被歧视。

徐凯文：对于污名化问题，我深有感触。医学院毕业时，我本可以选择任何科室，却选了精神科，结果我父亲的反应是要和我断绝父子关系，因为他觉得这太丢人了。我之前在苏州广济医院工作，这家医院至今已建院100周年，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三座精神病院，当时的老院长告诉我，我是医院历史上第一个自愿做精神病科大夫的人，这在当时显得十分疯狂。由此可见，大约 30 年前，精神科所遭受的污名化极为严重，人们对精神病人的歧视甚至延伸到了精神科医生层面。

听欣肖教授讲述他父亲的经历，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不确定能否算作问题，想与教授探讨。关于污名化，或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以他父亲的病情为例，最初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后来又被诊断为双相障碍，我非常理解这种情况。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可能连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都尚未确立。我曾查阅我国第一版的精神疾病诊断分类标准，上面仅有寥寥几行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连疾病名称都未统一。在那个年代，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知极为肤浅，恐惧正源于此。

另一方面，欣肖教授的父亲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那时没有药物治疗，他长期住院，甚至有时会消失长达一年。然而，他身为哲学教授，能与罗素对话，还能采访爱因斯坦。尽管他的症状会间歇性发作，但可以想象，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以精神疾病的标准衡量，他是正常的。

这让我想起我遇到的一个特殊病人。我在医院当实习生的时候，曾有过一个带教老师，她是科主任，是这个领域非常厉害的医生，医术非常精湛，是一位平时非常严肃的专家。两年后，她却成了我的病人，而且病情严重，她患的是双相情感障碍，还是快速循环型。所谓快速循环型，就是早上我查房时她还处于抑郁状态，跟我说想自杀，丈夫在一旁监护；到了中午，她就兴奋得满病房跑，需要有人时刻看着，以免她跑掉，那时她自我感觉特别好，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你可以看到，这看起来真的非常生物性，但是其实，在她一生中大部分时候，她都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医生。

我还接触过一位如今80多岁的美国精神科医生，他说在20世纪50年代精神分裂症药物出现之前，有些病人能够自愈。欣肖教授父亲的那个年代，既没有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也没有治疗双相障碍的药物，但他父亲的病情也有自然缓解期，且持续时间很长。

所以，我们需要对人类精神疾病有更深入、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而不是简单地给病人贴上标签，将他们视为异类。说实话，有些情况令人担忧，因为我们并不清楚精神疾病的病因究竟是什么。虽说我们常认为精神疾病与遗传有关，可能存在基因因素，但至今没有任何一种精神疾病能够通过明确的基因诊断出来。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出现偏离正常的状态。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更应消除污名化，秉持科学精神去探索人类的这种现象或疾病。

爱和工作是治愈的良药

刘冰云：对于患者及其家人来说，他们身处污名化影响的中心，外界异样的眼光时刻都刺痛着他们，不光是患者，也包括患者的家人。那么在这样的艰难的处境下，患者和家人应该怎样去调整心态，积极应对？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又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求助？

斯蒂芬·欣肖：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减少污名化需要在多个层面进行改变，比如制定允许公开透明而不是歧视的政策，改变媒体形象，创造接触和人性化的机会，但在对抗污名化的斗争中，最有力的武器或许是提供良好的治疗。

一旦治疗方法变得可用且可及，带来的改变将是巨大的。比如，研究艾滋病患者是否接受了治疗，结果是，如果患者接受了治疗，污名化的比例会降至15%。因为这是一条双向的道路，社会在情感和行为方面需要有更广泛的可接受范围，只要这些情感和行为对他人没有威胁。所以，污名化的恶性循环就是指责、排斥、孤立，这会导致患者内心抗拒治疗并且无法获得治疗。

我就再快速说一点，我们大多数人，至少在美国人的观念里，向别人承认自己状态不好、情绪低落、缺乏动力，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你必须保持高效，你必须保持积极。但实际上，承认这些是一种坚强的表现。我们会保养汽车，但我们却不太会保养自己。美国的运动员和中国以及其他地方的运动员一样，都必须有高水平的表现。

据我所知，为职业球队工作的运动心理学家们面临一个问题。运动员们会去检查膝盖、跟腱和肩膀，但他们却不进行心理方面的检查。用新的说法来讲，现在很多职业球队都有他们所谓的 “头部以上的检查”，并将其视为常规检查。

现在这已经是大家都会做的事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佳表现。我们必须改变社会规范，这样一来，关注自身的健康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对自身健康也是最有帮助的。

徐凯文：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我想通过两个案例来说明。

我接过一个案例，有个学生要退学，辅导员不知道如何应对。后来，我就请辅导员把这个学生带过来。这个学生精神分裂症发作的时候会在社交媒体上说了一些胡话，因为他当时有被害妄想。所以很多人都知道他得了这个病，不正常。后来，他经过治疗已经痊愈，并回到了学校。但是，因为用药以及病耻感的缘故，他觉得自己跟不上课程，觉得待在学校里特别难受，所以他就想放弃学业。然后，我评估了他的情况。他回来以后第一个学期的成绩没有原来好，但是都是70多分，也就是说他是可以完成学业的，他并不是考试考得一塌糊涂。我就想劝他继续学习，不要轻易放弃。

我送给这个学生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欣肖教授的好友，因为她给《另一种疯狂》写了书评。她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法律学和精神病学教授，叫埃林·萨克斯。她写了一本书叫作《我穿越疯狂的旅程》，这本书的内容就是记录她自己。作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她有幻觉、妄想、思维破裂，情感倒错等等症状，都太典型了，可以说是教科书级的精神分裂症。但是她经过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长期的心理治疗，不仅保持了病情的稳定，还能够担任大学教授，这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她在TED（Technology，Entertainment，Design的英文缩写，即技术、娱乐、设计，是美国的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演讲的最后，用了弗洛伊德的话：爱和工作是治愈的良药。这句话很不精神分析，但是非常有道理，这是她自身经历的总结，她得到丈夫的爱、朋友的爱以及她一直在从事的工作。我把这本书送给那个学生，请他好好读一下，告诉他其实她的病比你更严重，也跟你一样在名校，似乎一下子从神坛上跌落，但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后来，这个学生就开始接受我的心理咨询，一直到毕业。他现在很健康，在做很好的工作，我们现在还有联系。所以我要说的是，事实上，这类疾病没有那么可怕，哪怕是最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也是如此。

另外一个层面是我们怎么看待精神疾病的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把它看得太神秘，可怕或者赋予它特殊的文化意味在里头。

我的一位来访者，她是很漂亮的一个女孩，有一次在地铁上被猥亵，不是最严重的程度。当时她受到了极大的惊吓，逃离了地铁，给家里人打电话，让父亲来接她。她父亲赶来后的做法，我觉得非常好。实际上，对性侵受害者心理治疗的最困难之处，并不是创伤本身，更不是身体创伤，而是他们会认为“我被侵犯了”“我不干净了”“我的一生会被这次性侵毁掉，所以我没有办法更好地生活了”。这个观念并不是完全不合理，因为确实会有这种歧视，文化上的这种stigma。那位父亲是这样跟女儿说的：女儿，你今天受到的伤害真的是很严重的伤害，但是这个伤害跟你今天遇到流氓把你打了一顿是一样的，你受到了伤害是真实的，你经受的痛苦是真实的，这就是一切，不要赋予它更多不恰当的、远远超出伤害本身的负面意义。

所以，就如刚刚欣肖教授最后讲的，他父亲的感受，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他宁可得癌症失去生命，也不想得精神疾病。这是因为我们对精神疾病本身的恐惧，以及赋予它太多疾病以外的内涵。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这一点，那这个问题就会得到更好地解决。

本文经合作方授权刊发。分享嘉宾：斯蒂芬·欣肖、蔺秀云、徐凯文；整理：申璐；编辑：张瑶；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