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支队林县籍队员追记之二

——扎根闽南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海滨,闽江穿境而过。元朝时分福州、兴化、建宁、延平、汀州、邵武、泉州、漳州八路(相当于府的行政区划),明朝时改为八府,历清朝无变革,故有“八闽”之称。

还有一种说法。晋时中原战乱不断,中原大族南迁,始入闽者有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八姓。入闽后先在今闽北地区及晋安(福州)定居,而后渐向闽中、闽南沿海迁居,史称“衣冠南渡,八姓入闽”,故称“八闽”。

福建是蒋家王朝败亡台湾的最后一站。

筹粮支前

1949年8月11日,长江支队、华东南下干部(200余人)和在福建坚持地下斗争的干部,由新成立的福建省委组织在建瓯召开会师大会。会议要求:首先做好接管工作,发动群众开展征粮征款,支援前线,吃饱饭,打胜仗;其次,开展剿匪、除霸,稳定人心,安定秩序。这几项工作必须紧密结合,不能单打一,一切保证支前。

其时,三野10兵团10万余人正在与国民党18万残余作最后的决战,巩固现有解放区、筹粮支前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还未全部解放的福建,刚成立了两个地委,一是建瓯,二是南平,分别由太岳、太行各一个大队接管。长江支队第五大队负责接管的龙溪地区(漳州),当时尚未解放。其时,隶属第五大队的120多名林县南下干部,主要任务是和第五大队成员一起服务支前工作,随军前进,解放一个县,就接管一个县。1949年9月23日,漳州除东山县外全部解放,长江支队第五大队成员才全部进入漳州。

新来乍到,立足未稳,就面临紧迫的筹粮重任,这对数千名南下干部来讲,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刚刚解放的福建,满目凄凉,遍地饥饿。一方面老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另一方面地主、恶霸、土匪屯粮抢粮,蠢蠢欲动。一方面是广大群众对新来的军队和干部缺乏信任,敬而远之;另一方面国民党残余、潜伏的特务勾结地主、恶霸、土匪,造谣惑众,趁机作乱。

“吃苦并不怕,但最大的问题是语言不通。”石有泉,1929年10月出生,原康镇人,南下时任漳州市海澄县司法科科长。他在谈到他和战友刚到漳州的情景时说。

语言不通,就得找“翻译”。先是通过当地干部联系积极群众,但等人一走,曾和长江支队队员接触的群众就遭殃了。“连江县小沧乡一个姓林的户籍员,在工作队走后,就被地主活埋了。”张全金,1927年10月出生,桂林镇人,南下时任长泰县委宣传部干事、县委秘书、办公室主任,现在是漳州市长江支队研究会名誉会长,他在讲到筹粮工作队刚下乡的困难时说。

“一个人不敢单独出去办事,不带武装根本进不了村。”郝锦章,1931年出生,采桑镇葛木村人,南下时在海澄县组织部工作,现在是漳州市长江支队研究会会长。他在说到当时情况时说,国民党残余、特务勾结地主、恶霸、土匪,与新政权为敌,气焰十分嚣张。

漳州下辖的南靖县是土楼之乡。1950年3月16日,一个叫梅林的屯粮点被土匪包围,刚筹集的11万斤粮食可能被抢,情况危急。征粮工作队组织公安、民兵队伍奋力反击,打死3人,打伤一人。28日,土匪卷土重来,又被击溃。

“筹粮支前15个月,南下干部付出了血的代价。仅在1950年,地主、土匪、恶霸、特务相互勾结,打死、活埋、致残海澄县干部群众61人。”石有泉曾参与南下海澄纪念册的编写工作,时间、人数记得清楚。

“土匪抢走老百姓的粮食要夺回来,地主手里的粮食要强征出来,不法粮商的要征借出来。群众看到我们和他们一条心,积极性很高。”王治国,1928年10月出生,东岗镇人,南下后曾任东山县县长。说到当时怎么筹粮,老人声音高了许多。

当时,福建各县实行的是旧政权时的税收制度,乡、村两级的底册都在甲长、保长手里。出布告让他们自报,他们不配合,只好把他们“请”到区公所,严令他们交出来。在吃清底子后,废除旧税收制度,实行老解放区的派购制,按田地亩数征派。这样一来,老百姓高兴了。因为这不是国民党时的办法了,实事求是,该谁缴多少,就缴多少。一听说没收了地主的粮食,群众很高兴,抢着往兵站运送军粮。建瓯一个区,仅用4个月就筹粮600万斤。

规范合理的粮食征购制度和紧紧团结群众打击地主、恶霸、土匪的政策实施,使南下干部入闽后的第一项工作进展神速。但福建尚有5万匪患,土地改革还未进行,朝鲜战争也已打响,更为严峻的考验还在等待着南下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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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林州市新闻中心 崔国红《长江支队林县籍队员追记》(2014-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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