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日，毛新宇和妻子一起专门到上海华东医院拜访了96岁的老地下党李云，毛新宇此行的目的除了看望，还想听一听李云讲述当年她是如何在上海找到他流落街头的伯父毛岸英和父亲毛岸青。
这件事一直都是绝密档案，直到1988年，有中央领导看望李云时，告诉她已经过了保密期，她才愿意讲述给别人听。见面后，李云就开始娓娓道来。
两岁时，李云全家搬到了上海。因为他的家庭太穷了，他们甚至负担不起中学学费，他没有继续学习，去了一家服装店当帮手。
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小李云看着上海公园入口处的标志，困惑地问她的父亲：“上面写着什么？”她的父亲叹了口气，告诉她：“中国人和狗不能进去。”
从那时起，国家的苦难就像一个烙印一样深深地铭刻在小李云年幼的心中。1930年，李云年仅15岁，她参加了一个“党课”。同年，她正式入党。有人问她为什么想入党，她说：“当时，我的想法很直接。我的家庭很穷，如果我们穷人想成功，就必须追随党，对抗那些帝国主义者。
李云入党时，党组织告诉她三条规则，其中一条是保守党的秘密。从那以后，她一直在做这件事。1932年，李云被调到中央特科工作，特科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部门。特别是在情报领域，你需要清楚地了解你应该知道什么，不要问你不应该参与的事情。
当李云被安排和徐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后来成为夫妻，他们也从不询问对方的事情。李云加入特科后，她的第一个任务是设法说服国民党军惠东升弃暗投明。她检查了惠东升的背景，发现他曾在一所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也曾在黄埔军校当过老师。惠东生为人正直，尤其不喜欢国民党内部的贪污贿赂。
有一次，惠东升和他的密友冯三昧谈起了他们对国民党的不满。冯向他建议，你为什么不弃暗投明呢。惠东升以前确实听说过一些与党有关的事情，但他仍然犹豫不决，无法下定决心。徐强发现情况后，以为自己可以在这里做文章，于是赶紧让李云找惠东升谈谈，想办法让他和我们站在一起，给我们发些信息。
惠东升与李云进行了交谈，了解了我党的原则：廉洁高效，关心穷人和有需要的人。有了这个想法，他决定向我党发送一些有用的信息。惠东升曾经提供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情报，因为他偶然发现了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的计划。
徐强一接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立刻去把它交给李云。李云彻夜未眠，以米汤为墨，在一本旧线装书后偷偷写下情报，然后匆匆交给上海党组织。多亏了他，红军士兵才没有受苦。党中央对此表示了解，并给予了高度赞扬。
当时，李云只有17岁。后来，潜伏在惠东升军中的同志们被意外发现了。李云、徐强和其他几个人冒着生命危险逃跑，但其他人都走了，为革命牺牲了生命。惠东升也被诬告与我党勾结，最终被国民党杀害。
1935年的一天，徐强突然找到李云，认真地对她说：“我们要找两个孩子。年长的可能是十三或十四岁，年轻的可能只有十一或十二岁。他们是烈士们留下的根。他们以前被别人收养过，但不知怎么逃了出来。现在他们可能在街上闲逛。”
李云一接到这个任务，就开始喃喃自语。多年来，她一直在暗中挣扎，但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王牌特工。她一眼就能看出这两个孩子的背景确实非同寻常。没错，李云的感觉很准确。那两个还孩子是我们党的领导人毛主席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毛岸英，另一个叫毛岸青。
寻找毛岸英兄弟的任务为何会落在李云身上呢？那还得从1930年说起。
1930年冬天，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毛主席翻阅了11月15日在湖南出版的《中华民国日报》。报纸上的几个大字特别引人注目，上面写着：“毛杨氏14日下午1点在识字岭刑场被绑架处决。”
听到妻子牺牲的消息，毛主席感到非常伤心。他拿起笔，写下了八个字，充满了对妻子的深情：“开慧走了，啥也换不回。”杨开慧走后，毛主席特别关心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认为他们随时都可能遇到大麻烦。
这时，他听说弟弟毛泽覃要从中央苏区到上海工作。他很快告诉毛泽覃，无论如何，他都要想办法把这三个孩子从危险的地方救出来，带他们去上海交给地下党照顾。毛泽覃抵达上海后，很快找人联系了地下党的同志。
经过合计，大家都觉得毛泽民应该写信给湖南地下党，请他们帮忙照顾毛岸英三兄弟。收到这封求救信后，杨开慧的母亲立即把她拼凑起来的50元大海洋，和毛岸英的舅妈李崇德一起，安全地把三个孩子送到了上海。
外出时，李崇德特别小心。他告诉三个兄弟不要在路上叫他们的祖母“奶奶”，也不要叫他们的舅妈“舅妈”。出于安全考虑，他还给他们起了新名字：老大是杨永福，老二是杨永寿，老三是杨永泰。三兄弟被带到上海党组织藏身的秘密地点。当毛泽民和钱希均看到三个孩子安然无恙时，他们心里既兴奋又悲伤。
小岸英一看到叔叔，就跑过去紧紧地抱住他，哭着说：“我妈妈走了！”毛泽民拥抱了她，心里非常难过，但他仍然坚持着，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他说：“孩子，我理解。别难过，革命中总会有牺牲的！”
小岸英焦急地喊道：“叔叔，我想念我爸爸。快带我去找他！”经历过革命风暴的毛泽民看着这些刚刚失去母亲的小家伙，感到不安。他伸出大手，先摸了摸小岸英的头和脸，然后去拥抱岸青和岸龙。
此刻，他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掉下来。毛岸英和他的两个兄弟被送到大同幼儿园，这是一个党的外围组织。在那里，岸英很高兴。他与同龄人一起阅读和玩游戏，重新获得了童年的快乐。
在幼儿园待了一段时间后，小岸英学得很快，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拿起毛笔，给他的叔叔毛泽民写了一封信，信中的文字带有孩子般的童趣。他说幼儿园很好，但他非常想念他的父母、叔叔和祖母。
小岸龙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晚上经常尿床，有时还会做噩梦。在梦中，他大声呼喊母亲，轻而易举地把毯子踢倒在地。钱希均读完信，泪如雨下。她哽咽着说：“这个孩子只有八、九岁，他的字迹很漂亮。这真是太神奇了！”
1931年5月，毛泽民正要动身前往中央苏区。临走前，他向岸英道别。但谁会想到这次会面会成为他们最后一次见面。1943年，毛泽民被盛世才残忍杀害。
毛泽民正要走，小岸英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要叔叔帮他把信带给父亲。毛泽民看着它，心中充满了喜悦，称赞岸英是一个有思想的好孩子。回到苏区老家后，毛泽民和哥哥毛主席聊起了岸英三兄弟，从口袋里掏出了岸英写的信。
毛主席很快接过认认真真看起来。杨开慧离开后，毛主席一直在想他的三个孩子。1931年5月底，有一天晚上，年仅3岁的小岸龙因突然生病，加上身体虚弱在医院去世，这是谁也没会想到的事情。
那一年，是我党的多事之秋。顾顺章叛变，上海的党组会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大同幼儿园也不得不关闭，毛岸英二兄弟被迫流落街头。幸运的是，党组织迅速伸出援手，安排他们在一位名叫董建吾的红色牧师家中寄养。
为了确保这两个孩子的安全，董建吾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总共搬家了四次。白色恐怖愈演愈烈，董建吾别无选择，只能将两个孩子托付给前妻黄慧光照顾。因为他自己也暴露了，不得不躲起来。
起初，党组织每月提供30元的补贴来支持孩子的生活。但这些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933年，我党的中央在上海待不住了，迁往江西瑞金，由于党的资金不足，补贴中断。黄慧光，家里本来有几个孩子要养，加上岸英两兄弟，她渐渐觉得有点捉襟见肘。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被生活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脾气变得很坏。她经常打骂岸英两兄弟。他们。两兄弟忍受不了，决定离家出走。就这样，两人成了无家可归的小流浪汉。他们俩无论走到哪里都四处游荡，最后在一座破旧的寺庙里安顿下来。
为了谋生，他们走进了一家烧饼店打工。店主总是欺负他们，对他们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后来，这两兄弟还是被店主赶了出去。这两兄弟不得不在街上闲逛，尽一切努力生存。刘思齐谈起往事，说解放后，她和毛岸英一起去看了一部电影，叫《三毛流浪记》。在电影中，毛岸英的手不停地拉着她。
电影结束后，毛岸英陷入沉思。刘思齐正要提醒他该走了，毛岸英红着眼睛看着她说：“这是我在上海漂泊的日子。岸青和我，虽然我们没有做过富人的心腹，也没有偷过任何东西，但我们基本上经历了三毛所经历的一切艰辛。除了四处闲逛，还有一次岸青看到一份报纸上写着“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被杀了。他非常生气生气，他拿起脚边的粉笔，跑到电线杆前，写着：“帝国主义，滚出去！”
警察碰巧看到了这一幕。他抓起附近小贩的铁夹，狠狠地砸在岸青的头上。刹那间，岸青的脑袋鲜血直直地流了出来。这次打击严重伤害了他的大脑，留下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
李云也开始找人了。在这个巨大的上海，感觉就像从海里拔出一根针。到处都是危险，还有许多隐藏的敌人间谍。为了防止人们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她不敢随便问任何人。李云回忆起当时发生的事情，说：“我一接到找那两个小家伙的任务，就立刻跑了出去。但上海太大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我在哪里能找到他们？我找了好多天，但没有看到他们。此外，我时刻小心，以防身份暴露。”
半年后的一天，李云漫步到城隍庙，想碰碰运气。因为那里有很多流浪的孩子。李云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闲逛，什么也没吃。她饿得想在小吃摊上买一碗粥来填饱肚子。在卖粥的摊位旁边，她看到两个瘦得像竹竿的小男孩，他们的衣服很不整洁。他们和她要找的人年龄差不多。
隔壁卖粥的哥哥说，这两个小家伙平时都很安静。李云亲切地请他们吃了一碗粥，并试图和他们说话，但两个孩子什么也不肯说。回去后，李云迅速将此事告知组织，组织立即派冯雪峰确认，确实是是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
在那之后，兄弟俩的痛苦日子终于结束了！
听完整个故事，毛新宇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他站起来，深深地向老李云鞠了一躬，说：“你真是毛家的大救星！”
李云说：“别对我客气。这实际上是组织分配给我的工作。”。2013年，李云去世，享年9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