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夏文化之成果展示 | 行走河南，从这里读懂中国

行走在4月的中原大地，一望无际的原野麦浪滚滚、丰收在望。在这片沃野之下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从这里起源又不断拉长，绵延至今。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是其中唯一延绵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重要课题。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外景

1中华文明探源实证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2002年春，国家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该项目由科技部立项作为国家“十五”到“十四五”重大科研项目，涉及考古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20多个学科，60多个单位的400多名专家学者直接参加工程，到今年5月，工程进行了整整23年。

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考古确认，距今4000年前后，夏王朝建立。在以嵩山东南麓为中心的区域，出现了10余座大型城址。其中，在登封王城岗发现了气势恢宏、大小相套的内外城，该地自战国以来一直被称为“阳城”。在同时期的禹州瓦店遗址，大型夯土台基上有人祭、殉牲等多种祭祀遗存。这些发现都昭示着中华文明进入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新阶段。《尚书·禹贡》中的“九州”基本涵盖了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表明在夏王朝建立之初，黄河中游势力集团的眼界已经扩展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形成了范围广泛的天下观。经过了约200年的发展，到了夏代后期，夏王朝的实力不断增强，中原的引领地位逐步形成，影响范围空前广阔。这些可以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得到反映。

二里头遗址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年代为距今3800年—3500年，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二里头遗址所在的伊洛河流域是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鼎盛期处在夏代后期至商王朝建立前夕。二里头文化创造的以玉牙璋为代表的礼器和礼仪制度辐射到周边广大地区，影响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二里头文化的一整套青铜与玉礼器，被后来的商王朝全面继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说，在商王朝建立前夕，在二里头文化分布的嵩山地区，夏王朝是唯一的强大政治实体，不存在其他具有如此影响力的势力集团。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二里头极有可能是夏王朝后期的都城。夏王朝的存在不仅在先秦以降的文献中有丰富的记录，也得到了考古学的证明。

瓦店遗址

瓦店祭祀区航拍

瓦店遗址出土器物组合

2夏文化探索重要成果不断被发现

夏文化的探索长久以来颇受中国历史和考古研究领域的关注，近年来，学者们在河南、山西、陕西、安徽等省份开展了大量工作，逐渐廓清了夏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域。重要遗址新考古发现不断，填补了多项空白。

为更好地组织学术力量进一步摸清夏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重建中国古史，2020年“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启动后，将偃师二里头遗址、禹州瓦店遗址、叶县余庄遗址、方城八里桥遗址等18个代表性遗址列为重点考古发掘和研究对象，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夏文化研究”项目是“考古中国”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研究成果为推动解决夏王朝的诞生背景、发展历程、社会历史、文明成就、国家体系、政治结构等众多难点提供了学术支撑。夏文化研究以学术课题为主导、多学科联合攻关，在年代学、古生物学、古环境学等多个学科取得了重要突破。

禹州瓦店遗址大型祭祀遗存、叶县余庄遗址高等级龙山墓葬及随葬成套器物、古城寨城址四合院式大型夯土建筑等的新发现，从礼制、祭祀和社会阶层分化等方面为夏文化早期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认识；二里头都邑布局实现了由九宫格向“多网格”的突破，分区更加清晰。由中央辐射地方，方城八里桥遗址“多网格”的考古新发现则生动展现了二里头时代地方城邑的内部建设模式……几年来，重要遗址新考古发现不断，填补了多项空白。早期夏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丰富了对早期夏文化与早期国家形成机制的认识。不只在河南，山西、陕西、安徽、山东等省的夏文化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晋南地区的考古新发现为了解夏时期晋南的文化格局、与豫西的关系、早期国家对晋南的管理与控制提供了新材料。安徽肥西三官庙遗址出土器物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从历史和文献记载角度分析，三官庙遗址是探讨夏文化去向的重要线索。

近年来，河南成立了夏文化研究中心，推动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塑性改革，推动夏商文明考古研究中心建成，组织了全省的夏文化区域调查，一些重要遗址的发掘不断有新发现，通过一系列努力，夏文化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考古新材料、新成果。

大考古带来大传播，大传播带来大流量。夏文化的传播引起广泛关注，产生各界共鸣，社会效果显著。2019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2022年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挂牌，荣获2023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2024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被评为一级博物馆，开馆5年来累计接待观众500余万人次。夏商文明研究中心在二里头遗址奠基，为夏商文明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夏文化研究取得的成绩还表现在人才培养上，2020年河南省夏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引进了一批从事夏文化研究的青年人才。几年来，新一代青年考古工作者认真做好夏文化遗址的相关考古发掘工作，并以此为基础，主持或参与多项与夏文化有关的研究课题，出版了较多高质量的论著与研究论文，为讲好夏文化的故事作出了贡献。

叶县余庄遗址

叶县余庄遗址俯视照

叶县余庄遗址平面照（上为北）

叶县余庄遗址出土器物组合

3夏文化研究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近日，由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联合指导，“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课题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结项研讨会在位于洛阳市偃师区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6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系统梳理5年来夏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为我们了解夏文化的内涵提供了最新的答案。

2024年11月，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举行的2024年夏文化论坛上，有关专家进行了《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从夷夏东西到夷夏融合》《二里头文化在中国青铜时代中的阶段性》《纳贡体系视野下的夏王朝之经济与社会观察》《晋南地区夏文化研究新进展》《安徽地区夏文化的探索与研究》等主旨发言，与会专家围绕“夏文化考古新发现”“夏文化研究新进展”等主题进行了分组交流、讨论。专家们还考察参观了古城村遗址发掘现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随着当前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夏文化文字材料不断增多，出版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加，相关遗址面貌不断丰富，学术界对于夏文化的认识也逐渐完善，但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唐际根指出，对于早期夏文化、夏文化来源、夏商关系等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我们要加强科技手段，吸引公众参与，共同推进夏文化的研究、利用和展示工作。

王巍强调，夏文化时期是中华文明由多元起源向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当前是夏文化研究的黄金时代，考古学在阐释夏文化内涵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河南是夏文化研究最独特的地方，史前文化、农业的发展，以及地处中原的地理优势奠定了夏文化形成的基础。在当前的研究中，要通过考古实证证明、展示夏王朝及其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还要建立自主知识体系，熟悉国外的理论，走自己的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吸收外国理论中的优秀成果，推动夏文化的研究。

夏文化研究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夏文化论坛已经举办了4届，每一届的主题都不一样，从“夏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到“多学科视野下的夏文化探索”等，夏文化研究逐渐走向国际视野，把夏文化放在世界文明发展交流的大格局中进行比较研究。随着考古以及夏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华文明的壮丽画卷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王城岗遗址

王城岗遗址朱砂葬祭祀遗存

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晚期高等级遗物

王城岗遗址坎祭遗存中所见模型小方鼎

王城岗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石器作坊

2024年夏文化论坛上，与会专家围绕“夏文化研究新进展”进行讨论，发表了研究成果，现摘登部分研究成果：

《徐旭生“夏墟”调查的学术背景》（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立东）：1959年考古学家徐旭生率队展开的夏墟调查，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徐旭生早年学习哲学，后于1932年加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开始从事考古工作，在1939年至1941年写成《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他在1940年提出洛阳、登封是探索夏文化的重点地区。后来，随着登封玉村、洛阳东干沟等地文化遗存的发现，有关“二里头文化”的讨论展开，主要有“夏代”“商代”两种观点。徐旭生在夏墟调查报告中认为二里头遗址的遗物与洛达庙、东干沟的遗物相似，为商早期。所以推测，如果当时徐旭生采纳“夏代”说而把二里头遗址指认为夏都，那么夏文化探索的春天可能会提前20年到来。

《新郑高新庄遗址龙山至二里头时期遗存》（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继印）：高辛庄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市东南梨河镇高辛庄东双洎河的西岸，遗迹面积约8万平方米，早期遗存主要分布于遗址西北部，面积约1万平方米。为了探索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关系，2022年至2023年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有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5个时期的遗存。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遗存的面貌与郑州大河村遗址第四期和第五期比较接近。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有较多的造律台文化因素，年代大致相当于柘城山台寺龙山晚期文化的晚期早段。新砦文化遗存与新砦遗址第二期文化面貌最为接近，约相当于新砦遗址第二期晚段。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第一期至第三期，其第一期的年代不晚于二里头一期早段。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对研究早期夏文化的来源、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方城八里桥遗址考古工作成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王豪）：八里桥遗址地处南阳盆地东北部，扼守中原地区经南阳盆地进入江汉平原的重要通道。2022年，八里桥遗址纳入“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开展八里桥遗址考古工作。目前的勘探表明，遗址内部以沟类遗迹为界，将遗址分成若干网格，存在明显的功能区划。遗址发现有环壕、大型建筑基址、墙垣、窖穴、祭祀坑等遗迹；出土有陶器、石器、玉器和绿松石嵌片等遗物；还出土有与冶铸铜器相关的遗物，表明遗址可能存在冶铸铜行为。八里桥遗址是豫南地区最大的二里头文化核心聚落，为研究夏文化对“南土”的控制、夏时期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与资源流通等课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多网格布局的发现填补了夏代中小型城邑内部规划布局的空白。

《二里头早期晋南地区和河洛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李慢迪）：晋南地区和洛阳地区地域相邻，同处中原文明的核心区，一直存在文化上的交流与互动，二里头时期早期从“万邦林立”到广域王权的社会转型阶段，两地区的文化通过不同的方式互相渗透、融合，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文化面貌。依据考古发现尤其是近年来新发现的材料，运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以及文化因素分析法、聚落考古等方法，对两区域该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文化互动态势以及交流与互动的方式、路径、背后的成因等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对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以及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和确立模式，特别是对夏文化的研究有所裨益。

《二里头文化研究新进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研究主要从陶器、文字符号、宗教信仰等方面对二里头文化新进展进行分析。二里头文化大中型墓葬中出土的陶塑、雕刻、绿松石和金属粘嵌等发现了大量的龙纹，与文献中的禹为蛇形龙之说、夏后乘龙等记载相对应，表明夏人认为龙是自己的图腾。二里头文化同时期的河北和海岱地区分布着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前，三种考古学文化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从二里头文化四期开始，下七垣文化南下，岳石文化西进，至四期晚段，这两种文化陶器组合大量出现在二里头遗址的核心区，大量大型宫殿遗址被废弃，这一变化应与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代表的对立政权入侵二里头都城有关。二里头文化遗存中丰富的陶器组合，为我们管见夏人的社会生活提供诸多线索，其折射出夏代文明之光，同时也呈现着中华文明序列。

《早期夏文化探索的回顾与思考》（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贺俊）：早期夏文化是夏文化探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辨识早期夏文化所对应的物质遗存始终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但一直存在较大分歧。深入探讨早期夏文化，要对是否存在早期夏文化、如何界定早期夏文化等问题作进一步讨论。从中原腹地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社会发展演变的视角进行宏观考察，推测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至于何种遗存为早期夏文化，则因对早期夏文化定义的不同理解而有多种答案。

《资源、社会与仪式：夏商都邑占卜活动新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飞）：通过对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三处夏商都邑占卜活动用材、方式与空间的重新研究，揭示了占卜作为一项仪式活动与早期国家资源系统、社会变迁之间的紧密联系。夏商都邑占卜用材的选择深受王国资源获取能力的影响，并且也是彼时生态系统限制的结果；占卜方式在同一政治属性的王国都邑中具有演变历程上的同步性与操作程序上的同质性，但在夏商两政体间形成了显著差异；占卜地点空间分布则显示夏商都邑内的占卜功能或目的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均显示出强烈的经济导向性，与手工业生产的运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夏商都邑内的占卜活动是资源获取能力与社会变革形势共同制约、相互影响的结果，是窥探早期国家社会的一把钥匙。

《二里头遗址5号基址建筑形态及性质探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周要港）：研究认为，二里头遗址5号基址的建筑形态并非多进院落，而是建在夯土基址上内部经设计规划的一组平行连间排房。在对建筑内部结构、空间布局等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文献中有关府库的记载及相关考古发现，认为5号基址的性质应是中国目前所发现年代最早的由王室直接管控的大型府库类建筑遗存，是中国府库建筑营建的源头。

《技术与人群：二里头遗址陶器的制作技术、成分分析及其反映的人群互动》（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谷雨萱）：研究聚焦于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通过“技术身份”理论与成分科技分析，探索制陶技术所反映的人群互动情况。基于文化因素分析法，结合制陶模拟实验、陶器民族考古学和便携式XRF仪器等，研究从“技术身份”角度，区分不同文化群体的技术流派与传承，并对陶器化学元素成分进行无损检测，以识别其产地和流通模式。研究结果包括：二里头遗址内部存在不同技术流派，具有岳石文化风格和下七垣文化风格陶器的制作技术与二里头遗址典型技术存在差异；揭示了二里头礼仪性陶器、夹砂陶、泥质陶配方的历时性变化；通过分析具有特殊制法和外来因素的陶器，认为这些陶器可能是外来陶工使用本地陶器配方制作而成。研究揭示了二里头遗址陶器生产与交流的复杂性，为深入理解该遗址的人群互动提供了新视角。

时庄遗址

时庄遗址及发掘探方（上为北）

时庄遗址出土器物图

2024年夏文化论坛上，与会专家围绕“夏文化考古新发现”进行讨论，发表了研究成果，现摘登部分研究成果：

《文明俊彩秦川华章——陕西西安太平遗址考古收获与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庆）：太平遗址发现了两个东西并列的环壕，并清理出不同形式的房屋建筑、墓葬20余座。出土陶器类型丰富，出土的玉器可构成完备的玉器生产加工体系。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关中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龙山时代环壕聚落，具有中心性聚邑地位，是四方文化交流的辐辏之地，填补了关中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的空白。

《石峁遗址皇城台墓地考古新收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裴学松）：皇城台墓地位于石峁遗址核心区皇城台顶部西侧，目前已发掘石峁文化墓葬120余座，出土各类文物300余件。根据墓葬的具体信息，可将该批墓葬分为五类，表现出清晰的社会等级差异，反映了明显的阶级分化与社会复杂化现象，为研究早期国家起源、发展模式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墓葬材料。

《关中东部龙山晚期至夏时期的社会变迁——以陕西临潼康家遗址资料分析为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秦小丽）：本项研究以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陕西临潼康家遗址资料整理的新成果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并结合其他遗址新发现的资料，对龙山晚期到夏时期关中东部地区的聚落社会演变进行研究。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夏商考古新收获》（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孙慧琴）：西吴壁遗址2018年至2021年的发现补全了晋南地区冶金相关的生产链条，对于探索夏商时期的冶金遗存有重要意义。2022年新发现的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灰沟和二里岗下层阶段的墓地，墓葬排列有序，可分大、中、小三类。此墓地对于了解西吴壁遗址的性质、研究商代墓葬制度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芮城坡头遗址近年的发掘与收获》（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光辉）：坡头遗址是晋南史前时期发展最为连续、规模最大的一处遗址，涵盖仰韶、庙二、龙山等阶段遗存，面积有400万平方米。近年来发现了该遗址的环壕系统，在遗址内发现了一批制玉、用玉的材料，而且可能与尚玉之风盛行的大汶口晚期人群在时间上存在一定交集，为东方玉文化的西传提供了新证据，也为探索该区域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关键案例。

《山西忻州尹村遗址发掘收获（2021—2024）》（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俊）：尹村遗址是忻定盆地重要的龙山至夏商时期遗址之一。尹村遗址夏时期遗物普遍集中在夏代晚期，与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某些器物有着高度一致性，是受夏文化影响强烈的遗址，但它也明显继承了部分地方文化特性。该遗址是以中原为中心历史趋势形成前夕的一个重要文化枢纽。

《禹州瓦店遗址近年来考古工作收获》（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张华贞）：“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实施以来，禹州瓦店遗址先后发现和确认了多组环壕、城墙、祭祀区、排房式居址区、手工业区等遗存。上述发现证明了瓦店遗址在颍河中游地区龙山社会时期占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是当时的中心性聚落，已经具备了“大都会”的规模与气象。瓦店遗址作为颍河流域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的中心聚落，很可能与“禹都阳翟”或“启有钧台之享”有关。

《登封王城岗遗址夏文化遗存的新发现与初步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马龙）：王城岗遗址的新发现有龙山文化晚期的房屋、窖藏坑等遗迹，出土了一批重要遗物。新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道路、墙垣、房屋基址等重要遗迹，出土了玉器、陶器重要遗物。发掘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王城岗遗址在颍河流域乃至二里头王国中仍是一处中心级遗址。

《淮阳朱丘寺遗址2022—2024年发掘收获及认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方利霞）：朱丘寺遗址呈龟背形，是一处以龙山晚期造律台文化堆积为主的聚落遗址，清理出一批丰富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对于深化认识洛阳盆地夏文化核心区和淮河流域夏文化的关系、全面把握夏王朝的控制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平粮台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