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李雨心 摄影报道
围绕着三星堆的青铜器，有许多的假设和推测。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持续推进，以及专家学者持续不断的研究，有些谜题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4月28日，天府文化访谈第二期来到三星堆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冉宏林带来“三星堆—金沙的青铜器文化”的对谈。
左二起：孙华、冉宏林、黎海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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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飞”的蛇、沟通天地的鸟与龙……
带有神性的动物反映了宗教文化
与同为青铜时代的其他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相比，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着鲜明的特征。其一，便是数量的庞大。冉宏林介绍，目前三星堆8座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数量，相对完整的个体近3000件。此外，青铜器所呈现的造型和装饰方面，尤其是以本地特征为主的青铜人像、动植物形象，极具特色。而以青铜神树、青铜鸟足曲身顶尊神像等为代表的青铜器，更是体量巨大，全国罕见。
这些风格各不相同的龙、蛇、鸟、虎、神兽等动物形象，有的写实，有的融合了古蜀先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形成了抽象的艺术风格。为何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黎海超以为，这与古蜀先民对这些动物的认知有很大的关系：“鸟、龙以及最重要的神兽，应该在三星堆的宗教祭祀系统里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比如说一号神树上的青铜鸟，以及三号神树上人面鸟身的形象，可能就发挥着类似于沟通天地这样的重要功能。”
青铜神兽与带有羽翅纹的青铜蛇亦是如此。神兽，出现在青铜神坛这样的祭祀核心器物中，出现的位置也相对固定，并非偶然。因此黎海超推测，它也是在祭祀过程中发挥了某种作用。虽然目前很难明确其具体有怎样的功能，但其所代表的含义应该与三星堆人独特的宗教文化相适应。
冉宏林则以为，这些带有羽翅纹的蛇，就已经表明其身份的不一般：“这是可以飞的蛇。”所有带有类似羽毛纹饰的蛇，在他看来，应当就是一种带有神性的动物形象。而三星堆目前出土的青铜蛇的数量已经突破了10件，且是数字3的倍数。“这与我们祭祀坑出土的同类型青铜器的数量呈现的规律是一致的。三件成套的规律可能反映了当时祭祀过程中的使用方式，以及器物制度背后所隐藏的内涵。”冉宏林说。
青铜神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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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打工艺值得关注
技术来源和发展仍需进一步研究
从整个青铜时代的铸造工艺来看，中国青铜器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大多数青铜器都是使用范铸工艺体系铸造而成。这一点，无论是在三星堆还是中国的其他地区，均是主流的方式。但是黎海超特别提到，三星堆的锻打青铜器同样值得关注：“三星堆的锻打铜器，从数量到水平，都要远远胜于同时代的其他地区。”
正因为有了出色的锻打工艺，青铜神树的枝叶和装饰的挂件，才能造就其繁复精美的视觉效果。而这种工艺也被使用在三星堆出土的其他青铜器上。在技术特点表象之下，黎海超以为，是三星堆人祭祀系统中的需求，造就了这样的特点。但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技术背景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融入到三星堆的青铜铸造系统中？未来仍需更多的研究。
青铜扭头跪坐人像（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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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写实的青铜像：扭头跪坐人像
不明晰的谜题：能提供更多认识的窗口
前来参观三星堆博物馆的游客，尚且会对文物念念不忘。作为参与三星堆发掘、与三星堆“日日相对”的三位专家学者，更是如此。而他们关注的重点，则更偏向于研究和意义的层面。
让冉宏林印象深刻的三件扭头跪坐人像，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这三件来自四号坑的人像，其造型、细节装饰所呈现出来的写实风格，代表了当时的一种艺术类型。其面部特征、手指关节、腿部的肌肉线条、脚趾蹬地的发力状态等，穿越千年依旧栩栩如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大多数都是写实的风格，其中最写实的，应该就是这三件。”冉宏林说。正是这种写实的风格，证实了大眼睛、高鼻梁、宽嘴这些与之面部特征不同的形象，应该都是面具的写照。同时，三件的数量，也是对三星堆出土器物“三件成套”规律的反映。
青铜顶尊跪坐人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孙华最近则对青铜顶尊跪坐人像颇感兴趣。这件人像与青铜神兽可进行跨坑拼对，但大体量的神兽和人像之下，却没有对应的青铜底座。究竟是没有底座，还是因为底座并非青铜材质而是木头之类难以保存下来的有机质？孙华对此提出了自己的假设。
龟背形网格状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负责三星堆第5、6、7号坑发掘的黎海超，以7号坑出土的龟背形网格状器为例介绍道，这件器物上，其实还有两条青铜条带，类似于“书包背带”一样的存在。如果能够复原，或许会对研究该青铜器的用处提供依据。实际上，类似于龟背形网格状器这样实际用处并不明确的器物，三星堆还出土了很多。纵然这意味着有更多尚待解答的谜团，但是以黎海超为代表的考古工作者，依然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没有见过的器物，因为这“为了解三星堆提供新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