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专访丨程子华之女程海燕：父亲在长征中受重伤死里逃生

1934年11月16日，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率领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简称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踏上了长征之路。彼时，他们与党中央长期失联，却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于1935年9月15日抵达陕北地区，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完成长征。

红二十五军堪称一支传奇的红军队伍，在长征途中创造了诸多独特成就：它是五支长征红军里，唯一在长征途中建立根据地的队伍，唯一人数不减反增、发展壮大的队伍，也是最先到达陕北的队伍，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央红军之向导”“为革命立了大功”。

近日，曾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的程子华之女程海燕接受了红船融媒的专访，她说：“红军长征期间，红二十五军孤军北上，一路历经千难万险，而长征时这支部队平均年龄只有十五六岁，因此又被称为‘娃娃军’，但是他们经历独树镇、庾家河两场生死之战，最终率先抵达陕甘地区，为中国革命大本营定址西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立下赫赫功劳。”在采访中，程海燕深情讲述了父亲在长征期间的革命故事。

▲程海燕

年轻的军长

1932年之前，鄂豫皖苏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影响力极大。然而，蒋介石亲率50万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重兵“围剿”，致使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突围，西进川陕。此后，留守当地坚持斗争的红二十五军处境愈发艰难，更为棘手的是，因失去电台，与中共中央彻底失去联络。

1934年，鄂豫皖苏区在敌人的围剿下根据地被分割成小块，不断缩小，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人力物力补充，面对根据地的危险局面，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著名作家矛盾的弟弟）委派在当地担任省委宣传部长的成仿吾向中央汇报工作，要求派军事干部，加强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领导。

程海燕讲述道，成仿吾到上海后，并不知道党组织在哪里，因为中央当时已经都搬走了，找不到党的关系，成仿吾想到了鲁迅，请他帮忙，在鲁迅的帮助下他到了苏区，跟中央汇报了工作。

“1934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我父亲谈话，介绍了鄂豫皖苏区的情况，并告诉他：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部队才能得到发展，把敌军主力引走了，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转移的地区应该是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受过革命影响，地形便于作战，有比较丰足的粮食和物资条件的地方。”程海燕说。

1934年8月，程子华受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遣，到达鄂东北地区，传达中央的指示。

“父亲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后，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到了鄂豫皖根据地。沿途他看见房屋都被烧毁了，鸡犬无声，耕牛绝迹，农民无路，水草捞尽，树皮剥尽。还有没有掩埋的尸体，可以想象当时围剿非常惨烈。”

1934年9月，程子华到达鄂豫皖苏区，彼时红二十五军正在前方打仗。在等待的40多天里，程子华和郑位三、程坦、刘华清了解了当时苏区的现状以及历史。

1932年，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后根据地形势急剧恶化，在敌人的围剿下，苏区不断缩小，红二十五军也大幅减员。红二十五军也曾设法在根据地边沿创建新的根据地，但是在反“围剿”的情况下，几次都没有成功，到远处去又不了解情况。

“我父亲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听说过伏牛山上有土匪，他认为土匪能待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根据地的情况后，父亲就提议可以在那里建立根据地，这样他们就达成了共识。”程海燕说。

1934年11月11日，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举行常委会会议，会议上决定，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创建新根据地和发展红军而斗争，并以平汉路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到鄂豫陕去建立根据地。同时决定，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原军长徐海东改任副军长，吴焕先仍为军政治委员。

▲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

“红二十五军的组成比较特殊，战士大多是鄂豫皖根据地在战斗中牺牲者留下的孤儿，长征时这支部队平均年龄只有十五六岁，因此又被称为‘娃娃军’。当时我父亲29岁、吴焕先28岁、徐海东34岁，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程海燕感慨道。

同年11月16日，按照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红二十五军2980余名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军政委吴焕先的率领下，开始实行战略大转移，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毅然踏上了长征之路，向桐柏山和伏牛山前进。

红色交通线

“父亲当时是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到达的鄂豫皖根据地。这条红色交通线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机关与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联络的南方交通线。该交通线由上海的中共中央经香港、广东汕头、潮州、梅州大埔等地，再转福建永定、上杭、长汀到达中央苏区红都瑞金。”程海燕介绍称。

当时，由于党中央在上海，而两大主要根据地中央苏区及鄂豫皖苏区，与上海相隔上千里。为了保障人员往来和物资输送，毛泽东和朱德提出要建立一条交通线，负责运送人员、物资、弹药、药品、黄金等苏区需要的物资。后来由周恩来亲自负责构建红色交通线。

“周恩来对交通员的选拔标准极为严格。交通员必须是老党员，具备出色的记忆力，能够准确认人，拥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此外，枪法要精准，身体素质良好，而且睡觉不能说梦话。由于工作的高度保密，有些交通员如果独自生活，会以小店店员等身份作掩护，就连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其真实身份。在当地，只有第一书记知晓谁是交通员，保密工作做得滴水不漏。”

红色交通线对于苏区的作用至关重要。苏区所需的人员、黄金、弹药、物资，甚至是食盐等，都依靠红色交通线运输进去。在人员护送方面，南方线从未出过差错。然而，交通员的工作充满危险，时常面临叛徒出卖，许多人也因此牺牲。

其中，伯公凹（地处闽粤交界处的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的群众几乎家族式的参加了交通站的工作，不足30人的村庄有10多人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涌现了“伯公凹七烈士”红色交通员英雄群体。

程海燕讲述道，当时共设有三条交通线，南方线、北方线和长江线。北方线和长江线最终都通往鄂豫皖苏区，南方线则是通往瑞金的中央苏区。在顾顺章叛变后，北方线和长江线相继瘫痪，仅剩下南方线仍在发挥作用。南方线曾先后护送了300余名中央领导从上海安全抵达苏区。

“我父亲曾两次走过这条红色交通线。1931年父亲前往苏区时，走的就是这条南方线。后来，他从瑞金出发去鄂豫皖苏区，同样也是经由这条路线。去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之际，我们还参加了重走‘中央红色交通线’活动，去感受父亲曾走过的路。”程海燕感慨地说道。

1931年初，程子华由交通员带路，从上海出发，经汕头、潮州、大埔、闽西根据地（龙岩市），4月份到达江西东固红军总部。1934年6月间，周恩来受中央委托找父亲谈话，派他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

程海燕回忆道，父亲曾回忆说，去鄂豫皖的途中，在白区行动时不敢白天赶路，只能趁着夜晚在山区小道中前行。有一次，在通过一个关卡时，国民党士兵要检查每个人手上是否有拿枪磨出的茧子。父亲此前有一只手受过枪伤，手上留有痕迹，当时他机智地用受伤的手拿着扇子，这才蒙混过关。

到了火车站，不知何故，父亲被拦住不让上车。因他与交通员没对好口供，不敢贸然相认，父亲只能示意交通员先上车。就在火车快要开动时，国民党士兵没查出问题，才放了父亲。上车后，父亲沿着车厢找到交通员后，找地方坐下。他当时打扮成商人模样，过了一会儿，便到厕所换上事先准备好的其他衣服，然后把商人的衣服塞进下水道扔掉。

就这样，程子华通过红色交通线，从瑞金出发，经过大埔、潮州、汕头、上海、汉口，于8月末抵达鄂东北县委所在地卡房，与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鄂东北县委书记郑位三会面，传达了周恩来要红二十五军主力作战略转移的指示。

鏖战独树镇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2980多人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实行战略转移。红军轻装出发，只带了3天干粮，2双草鞋。

部队先进入桐柏山区，到达这里后，发现桐柏山区距离平汉铁路太近，又面临汉水，战略回旋余地不大，难以立足发展。此时国民党军前堵后追，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桐柏山区。中共鄂豫皖省委认真分析形势，果断决定率领部队向伏牛山挺进，相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不久，蒋介石就调集了豫鄂皖3省的30多个团的兵力围追堵截，企图将离开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一举歼灭。红二十五军采取了声东击西战术，跳出了国民党军在桐柏山区布下的包围圈，计划取道泌阳、方城以东的独树镇、保安寨地区，向伏牛山区前进。”程海燕说。

“当时省委认为我父亲任军长后还没有和部队见过面，就集合部队由我父亲讲话，进行动员。父亲给部队讲了当时的敌情，说明为了跳出包围，一路不能走直线。之后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带路，在山里行军，走崎岖的小路，从而跳出了包围圈。”

向伏牛山进发时，到达独树镇附近，程子华、吴焕先率一梯队到达独树镇，准备由七里岗通过许南公路进伏牛山，却突然遭遇敌人几万步骑兵前堵后追。敌人已经判定红军将向独树镇伏牛山挺进，国民党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已经抢先一步到独树镇七里岗一带，封锁了公路，并设下埋伏正等着红军。

“当时天气特别冷，又遇上寒流，先头部队被两路敌人包围，父亲说当时连枪栓都拉不开。先头部队在军领导的带领下，拿着大刀和敌人展开白刃战。第二梯队徐海东带领的二二三团跑步赶到后，立即投入战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把正面敌人压了下去，占领了公路两侧的有利地形。”程海燕说起当时危急的情形。

二十五军想冲开一道缺口，冲过公路。但是，由于敌人的疯狂阻击，连冲三次，都没有达到成功。天黑以后，经研究，认为若后面追敌赶到，形成前后夹击，对我十分不利，必须迅速绕过当面敌军。

当晚，在地下党和当地百姓的帮助下，红二十五军绕道通过了许南公路，进入伏牛山区，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合围。

“我父亲后来总结独树镇突围成功的原因，一是共产党员以身作则奋勇当先；二是战士的顽强战斗精神；三是我军遵守群众纪律，秋毫无犯，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四是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例如张星江同志的帮助。”程海燕说。

▲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遗址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在入陕途中进行的一次关系到战略转移成败的遭遇战。此次战斗，红二十五军不仅一举挫败了国民党数万步骑兵的围追堵截，保存了有生力量，更对其完成向陕北的战略转移，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血战庾家河

到达伏牛山区后，红二十五军经过多方调查情况，了解到这里地域狭窄，人口稀少，粮食和物资都很缺乏。同时，豫西“内乡王”别廷芳在这里统治严密，盗匪出没无常，地主围寨很多，群众都在围寨里，发动群众、开展工作艰难，也不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理想地方。因此，中共鄂豫皖省委再次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进军方向，决定继续西进。

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从豫陕交界的铁锁关（洛南县境内的箭杆岭）入陕。12月9日，进至洛南县庾家河镇（今属丹凤县）。

10日上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镇一间名叫“春茂永”的中药铺里召开了第十八次常委会，研究在鄂豫陕边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旧址

“会上认为豫陕边界地区敌人统治比较薄弱，人民生活贫困，阶级矛盾尖锐，加上这里山大沟深、丛林茂密，回旋余地较大，便于活动，符合中央关于创建新根据地的原则，于是决定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改中共鄂豫皖省委为中共鄂豫陕省委。”程海燕讲述道。

才在庾家河落脚的红二十五军还未来得及休整，突然从庾家河东北方向传来了枪声，并且越来越激烈。听到枪声，立即中止会议，指挥员随即指挥部队投入战斗。

“原来是尾随而来的敌人迅速将他们包围了。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南部的商洛市后，国民党军第60师一直追着红二十五军，在庾家河附近终于追上并交上了火，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激战中，一颗子弹飞来，从徐海东眼睛下方穿过，又从颈后飞出，他满脸是血，当即昏了过去。战场上，正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的程子华，被射来的子弹一下打穿双手，鲜血直流，十分危险。

“父亲和徐海东都负了重伤。父亲双臂的腕骨被子弹贯穿，有十个伤口，因伤了动脉，流血过多，昏迷不醒，还发起了高烧，一度生命垂危。父亲昏迷了两三个月，在大山深处，医疗条件很差，连纱布都没有。当时，红二十五军随军医院院长钱信忠用白布代纱布，没有消毒药，就将布条煮过，塞进伤口，简单处理。父亲一双手化脓，过程极其痛苦，曾一度请求截肢。好在经钱信忠院长的悉心照料，父亲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程海燕回忆起这些，仍满是心疼地说，如今回想起来，都觉得揪心不已，也愈发敬佩父亲当年的坚韧与顽强。

在庾家河战斗中，红二十五军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终于打垮敌军。这场战斗极为惨烈，此战下来，共毙伤敌800余人，红25军伤亡200余人。全军团以上干部除吴焕先政委和二二三团团长张绍东没有负伤，其余或伤或亡，营以上干部大部分都挂彩。

“早年父亲的手就曾挨过枪，此战后更是雪上加霜，父亲虽经及时救治捡回了一条命，但双手久久不愈，落下了一辈子的残疾，右手指无法弯曲，左手指握拳无法伸直，两手腕也是僵直的。”程海燕满是心痛地说。

庾家河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最险恶的战斗之一，是关系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的最后一场决战。这次战斗的胜利，有效地打击了国民党“中央军”的尾追。使红二十五军暂时摆脱困境，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建立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经历了独树镇、庾家河两场最为惨烈的战斗之后，兵力锐减，近三分之一的战士和官兵伤亡。但即便如此，红二十五军依然顽强行军1800多里，抵达了洛南县地区。

“我军神速入陕，蒋介石来不及统一鄂豫陕三省军队的指挥。原来追堵我军的敌人，大部没有进入陕西省境内。陕西是杨虎城的地盘，杨虎城忙于对付北边的陕北红军和南面的川陕红四方面军，在西面又受到蒋介石嫡系朱绍良、胡宗南的威胁，一时未能集中很多兵力对付我军。根本无暇顾及刚到的红二十五军。”程海燕介绍说。

鄂豫陕边区敌人力量薄弱，百姓生活十分穷苦，但有着红军活动的基础，此前红四方面军、红三军以及陕北红军都曾到过此地，当地百姓对红军有所了解，因此容易发动斗争、利用敌人的矛盾。

红二十五军一到，便立即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行动，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游击队和抗捐军，扩大红军力量。武装群众，解除民团武装、消灭国民党军，建立苏维埃政府，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

红军所到之处，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并将没收土豪恶霸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广大贫苦农民从苦难中逐渐觉醒，知道红军是自己的军队。入陕不到五个月，红二十五军发展到3700多人，人口近50万，耕地面积90多万亩。

1935年4月20日，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王以哲和陕军一部，共30多个团的兵力，统由杨虎城指挥，蒋介石亲自督战，向鄂豫陕根据地发动围剿。

“这时我军正在进行战备整训，我父亲还在养伤，只是向政委吴焕先介绍了中央苏区反对敌军第三次‘围剿’时，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程海燕称。

无论是中央红军还是红二十五军，力量都相对薄弱，国民党进攻红军时往往动用数倍兵力，采用人海战术。省委决定，鉴于鄂豫陕地区山大、公路少、人员稀少，国民党后勤补给困难，红二十五军决定采取速战速决作战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