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谌旭彬老师的新书《从刘邦到王莽：时代的改良与倒退》，便想画蛇添足，写点文字出来。
谌老师的《秦制两千年》奠定了他精彩的史学框架，以“秦制”为基础，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便有了绵延不绝的基因，后来他写晚清的大变局，写大宋的造极之世，都在深入历史细部来剖析肌理，秦制在不同朝代的如何变体，所谓变法亦是提升对民力的汲取能力，所谓繁华之下又存在“生子辄杀”的惨剧，帝王、藩国、权臣、外戚、宦官、旧勋、新贵……权力博弈下难脱儒表法里的内核，最终大清在应激之下的救亡，由于这种内核也早已注定了失败。
《从刘邦到王莽》则回到了汉朝。我们都知道“汉承秦制”，我们在历史课本里又学到汉初的“休养生息”，似乎与暴秦不同。汉代从最初的黄老之学又如何转向儒家，而董仲舒之后杂糅了谶纬迷信的儒家还是儒家吗，儒家又是如何成为帝国的“形象标准照”，法家的权斗与疲民又是如何成为两千年的皇朝潜规则。“秦制”的雏形暴虐而冷血，二世而亡，之所以能延续两千年，恐怕要归功于“强汉”对秦制的完善，用“伪儒”打过补丁的秦制，让皇帝这个职位有了“道统”意义上的存在价值，终于有了绵延不绝的力量。
谌旭彬首先厘清了一个普通人常见的误区，认为夺得天下的刘邦便有了跟秦始皇一样的权威，其实不然。汉初强大的军功阶层，让刘邦根本没有秦皇帝那样的绝对权力，白马之盟确认了非刘姓不封王，非有军功者不封侯，意味着皇权与勋贵之间的妥协。以至于吕后控制朝政后也心内惶惶，无为，非是不想作为，而是不能或不敢，这也恰恰成就了汉初的民间恢复期。
文帝则展示了自己的另一面，史书上对文帝一直称颂有加，谓之仁厚贤明，“不如说更像雄主——整肃官僚、打击诸侯王、开征重税、出击匈奴，这些事文帝都干过”。他宠幸邓通，赐给邓通铜山，以至于“邓氏钱”遍布天下。文帝时，已历四十年的汉朝，百姓们遇到天灾就要卖儿卖女。出击匈奴，“百姓饥乏，谷籴常至石五百”。他的优点在于善待批评者，这让官员和批评者感到欣慰。于是，当武帝的苛政猛于虎，文帝便成了批评者的标杆和挡箭牌，怀念文帝只是某种借古喻今。这样想来，倘若文帝其人没有生在汉初，恐怕也难掩“雄才大略”的野心。
及至武帝，年轻时看影视剧《汉武大帝》，常常对逐匈奴于漠北、封狼居胥这些功勋感到热血沸腾，可是曾经丰盈的国库被雄主的好大喜功挥霍一空，于是开创了“盐铁官营”这样的民力抽水机，各种官营和金融手段用来聚敛。再到剿灭勋贵、藩王、游侠等有组织能力的潜在对抗者。独尊儒术，让尊儒成了灭儒，孔孟那些活泼生动且深刻悠远的伦理学，被迷信的谶纬学说所取代，子不语怪力乱神，汉代的儒却口口声声的祥瑞。董仲舒本想用天命来限制皇权，不料天命却被权力玩弄于股掌。辽东高庙于长陵高园殿遭遇火灾，董仲舒当成“灾异”试图批评现实，不料草稿被武帝得到，召见儒生讨论后，董仲舒的弟子不知道这是老师的观点，迎合皇权给出“大愚”的评语，结果董仲舒被下狱，险些丧命，“遂不敢言灾异”。天命，终于成了皇权愚民的手段，也成了绝对权力的庇护所。
武帝前半生的“成功”终于引发“天下户口减半”的惨剧，以至于不得不下罪己诏。这也成为汉朝一段令人恐惧的集体记忆，武帝的聚敛让西汉中期的皇权和士大夫阶层都有所收敛，但皇权已经尝到甜头，找到了精明的统驭之术，即汉宣帝口中的“霸王道杂之”，从此千古未变，只不过在霸道与王道之间摇摆调整而已。
经历武、昭二帝的苛政，宣帝以“霸王道杂之”有限变革，再到元、成二帝进一步为社会松绑，西汉百姓迎来又一次喘息。对“虽远必诛”一事的反应就可见一斑：元帝时期，西域副校尉陈汤，与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出使西域，主张联合乌孙国突袭郅支单于，甘延寿虽然同意，但坚持先取得朝廷的调兵许可。陈汤就趁甘延寿生病的时候矫制发病，胁迫甘延寿一起行动，斩杀郅支单于。捷报传到长安后，陈汤建议把郅支单于的人头高悬在长安城，“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就是虽远必诛的典故，可陈汤的行为却引发巨大争议，如何封赏擅自矫制发兵却打了胜仗的行为？丞相匡衡（没错，就是凿壁偷光那个匡衡）坚决反对陈汤这种行为，吵了半天元帝最终采纳了“论大功者不录小过”的主张，最初打算封“千户”，在匡衡等人的激烈反对下，甘延寿被封列侯，陈汤封关内侯，各赐邑三百户，这个时候距离陈汤斩杀郅支单于已经过去了两年。这场拉锯战，谌旭彬称之为“主要驱动力是对刘彻时代穷兵黩武的深刻恐惧”，虽远必诛立功封侯者固然光鲜，可代价往往是万千平民百姓的命。
元、成二帝的休养再次给西汉的皇权续了命，而且在王道与霸道之间再次做了调配实验，不料外戚却登上了舞台，并且出现了王政君这样超长待机的皇太后。王氏逐渐掌握大权后，哀帝又搞封建迷信里的歪门邪道，听从一个叫夏贺良的神棍，下诏说汉帝国气数将尽，改成“陈圣刘太平皇帝”的闹剧，虽然紧急撤回，但在灾异和祥瑞的舆论场上，刘氏皇帝很快就被唾弃了。
终于，另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王莽，横空出世。后世有些人说王莽是“穿越”而来，实际上王莽时期的政策：恢复井田制、变奴婢为私属、五均六筦、改革货制、针对荒弃土地征税、打击无业游民，全面更改地名官名……实际上，这些政策不过是汉武帝时期政策的翻版，王莽之恶，不在于他的篡汉，而在于他重空想而缺实务、过分汲取民力而成就自己的雄心。最初，篡汉而未遭遇大规模的抵抗，因为大家已经认可了汉帝国的刘姓皇帝没有了天命，可真的当上皇帝，王莽暴露出和刘彻一样的志向，开始折腾。不过此时，拥有地方自组织能力的豪强已然成型，王莽已经失去了刘彻时代的机遇，在他作大死的时刻，豪强纷起，新朝一世而亡。
每到无为，小民幸甚；每到雄主，小民遭殃。这是秦汉以来的规律，当官仓充盈，哪个皇帝都有刘彻的野心。而在西汉的实验中，每次在霸道与王道之间的摇摆，都让这套秦制不断迭代和修补，又有经历“禅让”的模版，皇帝因“天命”而得合法性，用儒家来调和与装点，用法家和酷吏来统驭，再掌握一些权力平衡的帝王心术，秦制终于变得难以撼动，虽然偶有尝试，但这个窠臼终归无法脱离，从皇权、官僚到民众都被规训，直到近两千年后被西方惊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