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抗战胜利60周年的献礼片，电视剧《亮剑》在2005年播出后可谓一炮走红。即便是20年后的今天，人们依旧借助无处不在的网络将这部作品捧上同类题材作品的“神坛”而推崇备至。
究其原因，尊重历史事实，不浮夸、不炒作的基本立场是关键，但真正吸引观众的，还是贯穿全剧的“晋西北铁三角”革命友谊和李云龙、楚云飞一言难尽的亦敌亦友交集，让人们在洞悉历史环境的同时，平添了一份对人性的深度思考。
无独有偶，作为剧中“旅长”原型的陈赓大将长子陈知非曾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父亲同黄埔同窗宋希濂的关系时，老人家直言不讳的说道：
其实，了解陈赓与宋希濂的人都清楚，二人的交情不仅在黄埔同窗中堪称典范，放眼当时复杂的时代背景，能做到跨越意识形态和阵营对立、继而保持一份纯粹私人感情的可以说凤毛麟角。
即便是在陈赓英年早逝后的20余年间里，只要有接触或会晤对方家人的机会，宋希濂总会毫不犹豫的以自己的方式寄托一种对“老大哥”的哀思和眷念，属实令人动容。
了解陈赓与宋希濂交往历程的，大都会将二人的交集起始定格在黄埔一期的同窗岁月。其实，早在进入黄埔的前一年，二人便已结成革命道路上的“莫逆之交”。
说起陈赓与宋希濂的出身，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都算是中游往上的水准。陈赓的祖父陈翼琼是征战太平军的湘军名将，后因厌倦晚清官场权力争斗的乌烟瘴气而选择解甲归田。
虽说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殷实的物质财富，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家国天下的格局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家族后代。当然，也包括陈赓本人。这一点，从日后陈赓将名字由“庶康”改为“赓”字以示继承和赓续祖父和父辈沙场建功立业的决心。
相比之下，宋希濂家族的前人更侧重于“文治”方面。曾祖父宋蟾桂曾以参军身份随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楚军首领左宗棠西征，颇受对方赏识。祖父宋光卿和父亲宋樾山均以在家乡兴办学堂而闻名。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让青年宋希濂不自觉的比同龄人多出一份书生意气。
宋希濂比陈赓小四岁，当他在长沙中学就读时，陈赓已是在湘军中摸爬滚打近5年的老兵。相似的是二人对当时兴起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都充满浓厚兴趣，不同的是，宋希濂态度趋于保守缓和，而陈赓则抱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
因此，在报考黄埔军校的前两年时间里，陈赓通过进入教员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就读而得以接触国内刚刚兴起的共产主义团体。在此期间，陈赓完成了两件对日后革命生涯意义深远的“里程碑”事件：
一是于1922年底主动申请加入了组织，成为日后新中国开国将帅中革命资历较早者；二是在1923年初参加了轰动一时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行动，成为当时长沙青年的“明星”式人物。
机缘巧合之下，宋希濂在返乡探亲之际结识了“大名鼎鼎”的陈赓，二人性格上虽有内敛和健谈之别，但胸怀报国之志的热血豪情就这样将二人紧密凝结在一起，自此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之路。
1923年底，陈赓、宋希濂以及同乡郑洞国、邓文仪等人共赴长沙，参加由时任广州“大元帅府”大本营军政部长、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程潜组织的招聘考试，得到录取后，几人一同踏上了前赴广州求学之路。
不过，等真正迎来开学之日，陈赓和宋希濂等人突然发现心目中的理想军校与采取旧式教育的传统军校并无二致，加之学校在硬件设施和师资配备方面也极尽寒酸，陈赓等人也就倍加失望。
最终，在陈赓的号召下，几人转身报考了新成立的黄埔军校，在这里开始了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光辉岁月。进入黄埔后的宋希濂在性格方面比此前开放了许多，整个人也变得谈笑风生起来，只是，在看待革命发展走向的问题上，他与陈赓还是有着明显的距离感。
在宋希濂看来，只要有革命领袖或先驱在前振臂一呼，依靠革命军人集体的力量便可打碎旧机器，建立一个新时代；而陈赓却进一步看到了工农大众参与革命斗争并形成合力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各阶层联合起来才能彻底推翻长期压在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
当然，二人的认知差距不仅仅表现在对革命前途和轨迹的看法上，同样体现在加入党组织的态度上。当陈赓和周恩来积极吸纳宋希濂加入我党时，对方欣然同意，但理由却有些令人一言难尽：跟着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等“支柱栋梁”以及陈赓这样的人才一定会有前途的。
乍听起来这话似乎没什么不妥之处，但细思之后不难发现，将革命目标建立在追随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个人崇拜基础上，显然是有失公允且极具危险的。
果不其然，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宋希濂在两大阵营、两种主义间曾反复徘徊，一度陷入深深苦闷之中。或许是被一时的形势发展所迷惑，亦或是抱着对老蒋“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态度，总之，宋希濂在此后与陈赓分道扬镳了。
此后的岁月里，二人并未产生太多交集，除了1933年陈赓意外被捕后宋希濂联合一众黄埔同学向老蒋请命释放对方外，也就是西安事变期间二人在处理“兵谏”善后事宜中的交流和接触。
当然，不止是陈赓，宋希濂还见到了阔别近十年的“周主任”，师生几人交谈甚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彼此间又形成了一种久违的共识。用宋希濂的话讲：
此后的抗日战场上，国共双方携手抗日，宋希濂和陈赓都在各自战场上打出了中国军人的意志和风采，也都无愧于抗日名将的称号。
只是，随着接续而来的内战烽火，二人再次由合作走向冲突。结果毋庸置疑，宋希濂作为老蒋西南决战中部署的一支主力军，在1949年底兵败大渡河畔，随即以俘虏身份被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即让人毛骨悚然的白公馆。
虽说有自己的下属钟彬及川军元老王陵基、军统出身的沈醉、徐远举等人相伴，但宋希濂却显得忧心忡忡。一来是出于军人战败被俘的本能反应，二来则是对自己昔日所犯罪孽可能带来的命运结局充满渺茫和未知，尤其在得知自己关押后的居住地正是昔日老蒋囚禁北伐名将叶挺的场所后，这种消沉低迷的情绪愈发强烈。
彼时的陈赓刚刚指挥二野四兵团进驻云南昆明，在赴重庆开会期间特意前往白公馆探视这位昔日老友。当然，一来是尽同窗挚友之谊，二来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设法开导对方积极配合战犯教育改造工作，争取早日回归新社会。
为此，陈赓特意从邓政委的办公室“偷”出一瓶对方珍藏的茅台酒用以在探视过程中“提质增效”，原本对方对一向古灵精怪的陈赓心存疑虑，得知是借以开展“统战教育”工作，索性大手一挥，柜中酒任由陈赓驱使。
最终，情绪稳定下来的宋希濂有如吃了一颗定心丸，不仅欣然接受老大哥的谆谆告诫，在此后十年间的功德林改造生涯中，宋希濂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遗憾的是，宋希濂特赦后仅过去两年时间，积劳成疾的陈赓便因病溘然长逝，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值得一提的是，当陈赓大将遗孀傅涯于1985年赴美出差之际，以宋希濂、蔡文治、李默庵等一众黄埔同窗在内的老人们集体隆重接待了这位故友的亲属。临别之际，宋希濂将一笔钱硬塞到傅涯手中，在对方坚辞不受的推脱过程中，宋希濂缓缓道出了这样一段话：
“这是我们共同的一点心意，请帮我们买一些鲜花，送到陈赓墓前，代我们纪念下这位亡友，顺便告诉他一声，我在这里一切安好……”
所谓的“莫逆之交”、“高山流水”也不过如此吧……多年以后，当被问及陈赓与宋希濂关系时，长子陈知非将二人的交往过程比作李云龙与楚云飞式的惺惺相惜。
其实，我们不妨这样试着去理解：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是立足于现实根基之上，而李云龙和楚云飞又何尝不是以陈赓和宋希濂为参考原型进行创作，继而引起观者的情感共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