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文治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也是重要的经学家、易学家，在易学领域成就卓著。他研究易学坚持象数、义理并重，沿袭“人更四圣”之说，强调《易》《庸》结合、以《孟》解《易》，颇有新意。他也希冀通过易学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挽救时局，丰富了易学思想的内涵。探讨唐文治的易学成就，有助于推进对唐文治及其成就的全面认识和深度研究，也有助于易学研究的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
关键词：唐文治；易学；《中庸》；《孟子》
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也是重要的经学家、易学家。他一生著作颇丰，有《十三经提纲》《茹经堂文集》《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周易消息大义》《礼记大义》《性理学大义》《程子大义》《朱子大义》等。唐文治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一方面得益于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另一方面与他丰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学养及其易学思想密不可分。唐文治志趣广泛，博览群籍。从其私人藏书来看，他读过的各种易学著作数量众多，所读之书有的用五色笔圈点，有的有不少眉批，而且每本书都盖有“五十学易”的印章，可见其对《周易》用力颇多、心得颇深。所撰《周易消息大义》《学易反身录》等易学名著，成就突出，其后又有潘雨廷等学者承其遗绪，从而使其成为在易学领域承前启后的重要代表人物。不过遗憾的是，学术界仍然较少关注唐文治研《易》论《易》的创见和贡献。鉴于此，有必要细绎唐文治的相关著述，梳理唐文治的易学思想和成就，以期深化和拓展相关研究。
01
《周易》性质：卜筮之作与义理之书
易学号称显学，但千百年来，关于《周易》经传的性质和成书等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各种不同的说法，如卜筮书、哲学书、历史书、科学书等，众说纷纭，立场迥异。在这个问题上，唐文治认可卜筮作为《周易》的基本功能，同时强调其中所蕴含的深奥义理。
关于《周易》的性质，唐文治在《读〈周易〉大纲》中概括指出：“有学《易》之道，有占《易》之法。‘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学《易》之道也。‘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占《易》之法也。《论语》‘学《易》，无大过’，又引‘不恒其德’二句，曰：‘不占而已矣。’亦为学《易》、占《易》之分。‘圣人洗心，退藏于密’，又‘斋戒，以神明其德’，‘学’与‘占’二者尽于此矣。将学《易》与占《易》并举，强调两者属于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既表达了对《周易》卜筮功能的认可，也隐含着对其中丰富义理的称道，体现出唐氏对《周易》性质的基本认识。
《周易》为卜筮之书，是宋代朱熹的经典概括。朱熹多次强调“《易》本卜筮之书“《易》本为卜筮作”,充分肯定卜筮作为《周易》的基本底色、原初功能及其应用价值，这也成为朱熹易学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之一。其实，《易传》中的《系辞传》和《说卦传》对《周易》的占筮功能都有翔实的论说。比如，《系辞上传》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又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这说明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的出现本身就凸显了《周易》的卜筮性质。另外，根据《周礼》《左传》《国语》《汉书》等典籍记载，周秦以来，官府、官学和民间学派都将《周易》当作占筮书，《左传》《国语》中还有很多以《易》卜筮、预测的实例。西汉以来的历代朝廷也大多设置占卜机构，掌管《周易》占筮之术。可见，《周易》作为卜筮之书具有可靠的文本依据和历史渊源。在唐文治看来，“朱子邃精易学，……至《本义》则崇尚占筮，使读《易》者知如何则吉，如何则凶，不啻羲、文、周、孔耳提面命”。显然，唐文治对《周易》的卜筮功能的强调，传承和发展了朱熹的经典论断，也与《周易》文本形成以来赓续千年的易学传统一脉相承。
唐文治非常重视对《周易》丰富义理内涵的研究。《周易》经文形成的下限大约在殷末周初，带有浓厚的占筮色彩，是对殷商占卜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殷周鼎革，周人继承了此前的卜筮系统，并有所发展。《周易》八经卦和六十四卦的符号及卦爻辞便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随着《周易》六十四卦卦象、卦爻辞的逐渐定型，《周易》文本也开始走上经典化的道路，即《周易》逐渐由原始的卜筮之书发展为人文化、哲理化的哲学著作。《左传》《国语》所载筮例显示，卦爻辞的道德内涵在春秋时期已经得到充分挖掘和展现，六十四卦卦象及卦爻辞的文本也开始突破卜筮之书的性质，发展出哲理之书的功用和价值。现有资料表明，孔子颇为关注卦爻辞的德性内涵。据马王堆汉墓帛书《要》篇记载，孔子强调：“《易》，我后亓（其）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论语·子路》亦载孔子引《恒卦》“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以说明“德”比“占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讲，“观其德义”乃是孔子读《易经》研《易经》的根本精神所在。孔子对于《易经》的认识和理解也深刻影响了孔门后学及后世儒家的易学，特别是《易传》的产生。唐文治高度肯定《周易》所蕴涵的深奥义理，显然与孔子“观其德义”“求其德”“不安其用而乐其辞”的态度和思想遥相呼应，不仅拓展了唐氏自身的思想观念，也进一步深化了《周易》的微言大义，对后来学者认识、理解《周易》的性质乃至经史关系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饶有趣味的是，唐文治还将《周易》卜筮应用于实践，卜以决疑。张文江先生转述潘雨廷先生言：“唐先生（文治）在清末任高官，清亡后很苦闷，乃卜一卦决疑。得乾之讼，初爻、三爻变。乾初曰‘潜龙勿用’，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乃终身奉此二爻为的。讼三曰‘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准此始绝口不谈政治，改堂号为‘茹经’。食旧德以发扬本国文化，改办教育，所创无锡国专，一时人才荟萃……然非食古不化，又办今交通大学，吸收西洋文化，取《易》‘天地交，万物通’之义。唐文治将卜筮结果奉为准则，以“终日乾乾”自奋，以“食旧德”为要归，其潜心弘扬传统文化、投身教育、创办学校，均由此而来。
我们知道，孔子并不否认《周易》作为卜筮之书的原初功用和基本性质，而且他本人也精通此道。据马王堆汉墓帛书《要》篇记载，孔子曾自言“吾百占而七十当”。朱熹也曾占卦得遯卦，于是“默然退，取奏稿焚之，更号遯翁，遂以疾丐休致云”。在这里，唐文治之举与孔子、朱熹所为如出一辙，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站在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出，唐文治研究易学不排斥象数和筮占，这也是对古圣先贤易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02
《周易》成书：“人更四圣”
在《汉书·艺文志》中，承于《易传》及司马迁等人关于《周易》产生过程的说法，班固提出：“《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认为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爻辞，孔子则作《易传》即《十翼》。后来，马融改造、发展了这一观点，推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的说法，并为后来的陆绩、孔颖达等人所接受，宋代朱熹又概括、总结出了“人更四圣”之说。
唐文治认同朱熹关于《周易》成书的“人更四圣”说，并撰《四圣作述源流及〈彖〉〈象〉〈文言〉名义》予以阐发：“伏羲画八卦，遂重之为六十四卦，又作十言之教曰‘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消、息’，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文王作诸卦之彖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盖伏羲、文王、周公为之经，而孔子为之注。经四圣人之手订。唐文治在《紫阳学术发微》中将朱熹崇尚占筮与“四圣相较并举，同样是唐氏主张“人更四圣”说的体现。可以看到，唐文治的观点进一步强化了伏羲、文王、周公和孔子在易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使《周易》成书说更加精细、更加完善。而且，“作十言之教”可以说是唐文治对司马迁、班固、郑玄、孔颖达、朱熹等古圣先贤易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出其对《周易》“消息”大义的重视，这与乾嘉时期张惠言以“消息”说概括虞氏易学颇有相通、相似之处。
论及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唐文治认同、肯定了孔子学《易》乃史上确有之事。《论语·述而》记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为政》则记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唐文治在撰写《论语大义》时，将这两段话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指出孔子“五十学《易》，以知命之年为知命之学”，“作《十翼》以赞之,充分肯定了孔子在《周易》成书史上的成就和贡献。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的记载以及近年来一些学者所作的相关考辨，已经基本证实了唐氏的结论。
众所周知，《周易》由《易经》与《易传》两个部分组成，其成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易经》产生较早，初作卜筮之用，随着《易传》的产生和流传，卦爻辞的哲理被不断挖掘，《周易》演变成为一部哲理之书。汉儒费直、郑玄以及三国魏王弼逐渐将单篇流行的《彖传》《象传》《文言》系在卦爻辞之下，经传开始合一。唐代孔颖达崇尚王学，王弼《周易注》作疏而成《周易正义》，经传合一的形式经科举考试渐成定本。宋代疑辩之风盛行，自欧阳修疑孔子作《易传》始，学者们开始倡导恢复《周易》本来的面貌。例如，我们后来所说的宋代“古《易》五家”，其中吕祖谦所订《古周易》十二篇，后来为朱熹撰《周易本义》之本，“经传分观”与“以传解经”的理念开始比肩而立、分庭抗礼。至清代，易学领域趋于复杂，近人潘雨廷称之为“分裂的清易”。有坚持“以传解经”的传统经学观；有倡导“经传分离”的考据派，崔述著《考信录》疑《易传》是其中的代表；也有坚信“经传一体”的今文派，如皮锡瑞、廖平、康有为等。《周易》作者、成书以及经传关系成为20世纪以来学者们不得不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
对于《周易》的经传关系，唐文治强调“经传一体”，而且更倾向于“以传解经”的传统思路，这同其主张的“人更四圣”之说紧密相关、相辅相成：“伏羲、文王、周公为之经，而孔子为之注”。《周易》既然是“经四圣人之手订”的经典著作，那么读《易》研《易》自然也应当“以传解经”。他曾引沈起元之说：“学《易》者不能舍卦爻辞以求《易》，即不能舍孔传以解辞。伊川《易传序》云：‘未有不得于辞而通其意者……余所传者辞也。’然则欲得文、周之辞，舍孔传其曷由？王氏以传附经，用资观玩，乃学《易》之定法，不得云变乱”。他认识到《周易》经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内在关联，将王弼“以传附经”视为“学《易》之定法”。唐文治始终肯定孔子在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坦言“吾治经，知‘孔门家法’而已。近代诸家，仅供参考，非所宗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其对“以传解经”传统理念的认同。进而言之，能否重视和遵循孔传对卦爻辞的认识和解释，已经成为唐文治品评各家易说的重要标准。应该说，唐氏此举对于当代学者校读、研习《周易》和易学著作也是颇有助益的。
03
治《易》原则与方法：“《易》有圣人之道四焉
《系辞上传》有言，“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自古以来，象数与义理就是易学领域的两大主要流派，也通常被视为治《易》学《易》的原则和方法，清代四库馆臣将其发展历程概括为“两派六宗”。论“象数”者沿袭汉儒思想，多就卦象本身下功夫，配合阴阳、五行学说，至宋代图书学派兴起，《易传》论“大衍之数”的内容被重新挖掘，河洛之学昌盛。讲“义理”者多发明《周易》经传之事理，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王弼扫落象数的玄学化易学，以及程颐的理学化易学。两派之间或各立门户，或相互攻讦，但亦不乏兼采两派之说者，如郑玄兼治今、古文，并用象数、义理，成为易学的集大成者。后来的朱熹也是融会象数、义理之长而著《周易本义》。
唐文治学《易》研《易》素有兼通象数、义理之志，其在《十三经提纲》中言：“学《易》之法，备于孔子之《系辞传》。《系辞传》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易》之精蕴也。其《学〈易〉入门录》亦言：“学《易》当先知汉宋家法。汉《易》以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为主，内所载郑、荀、虞三家说最要……宋《易》以程伊川先生《易传》为主，而辅以朱子《本义》”。在这里，象数、义理兼治并重之意甚明。类似的表述在唐氏的相关论著中所在多有，例如，“庖羲之画，文、周之系辞，皆主乎象数者也，而莫不涵有义理。孔子作《十翼》，主乎义理者也，而莫不本于象数”。又如，“伏羲、文王、周公之作《易》，主乎数者也。孔子之赞《易》，主乎理者也。汉儒郑、荀、虞诸家之说《易》，主乎数者也。宋儒程子、朱子诸家之说《易》，主乎理者也。数者难测，变动不居。理者易明，守之有则。虽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而其教人之宗旨，未尝不归于一贯”。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主乎象数又涵有义理，《十翼》主乎义理又本于象数，两者“归于一贯”，这无疑是对象数、义理的兼采融通。
应该承认，唐文治对《周易》的理解和诠释，主要是从性理之学的角度入手，显示出一定的服膺理学、宗仰程朱倾向。他曾说：“文治尝即理以求《易》，以为《易》者，心学之书也。在《〈周易程传纂注〉序》中，唐文治也表达出对程颐《易传》的推崇：“然则程《传》在宇宙间，非如曹氏所谓‘日月不刊之书’哉？他将以郑玄为代表的汉儒与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进行比较品评，指出：“汉代大儒，无过郑君；宋代大儒，无过朱子。朱子之于学，靡不登峰造极……郑君说《易》主爻辰，朱子说《易》尚占筮。虽家法不同，而朱子作《易五赞》，于易简中寓精微之旨，不可及也。当然，他以朱子之学为登峰造极，并不是说他偏主程朱之宋学而轻忽郑玄之汉学。总体来看，唐文治的经学仍是汉学、宋学兼采，将考据、义理融合而一，其易学思想同样体现了这一特征。正如有的学者明确指出的：“以‘心学’统摄象数与义理……是唐先生易学之特色。”
《周易》中既有“形而上”的“道”，有系统思维和哲学思想，也有“形而下”的“器”，有具体的操作手段，有预测、占筮的功能，两者是辩证统一、密不可分的整体。就整个易学发展史而言，象数之学在汉代达到高峰，义理之学在宋代最为发达，及至乾嘉，汉学名家辈出，硕果累累，此时的宋学却由于空谈、空疏遭到汉学家的猛烈批判，一度有式微之势，在某种程度上也致使清代学术呈现一定的扬汉抑宋的倾向。唐文治深受乾嘉学派之沾溉和影响，但其学《易》方法和治《易》原则都倾向于象数、义理兼治并重，服膺理学、宗仰程朱，充分展现出他对学术的深刻理解和独立思考，难能可贵。
04
《周易》与《中庸》《孟子》有着内在关联
唐文治研究《周易》颇有新意和特色，这突出表现在他主张《易》《庸》结合、以《孟》解《易》等方面。
在《中庸大义》中，唐文治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庸》其准《周易》而作乎？随后便详细阐明两者的诸多共通之处，如“上经首乾坤，言天道，下经首咸恒，言人道；而《中庸》常兼天道、人道而言,等等，并感叹“大哉《易》也！至哉《中庸》也！天道之奥，人道之本，其悉备于此乎！其对《易》《庸》之间深层渊源的关注和洞悉可见一斑。事实上，从千百年易学发展、演变的脉络和规律来看，唐文治对《易》《庸》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可以说是渊源有自。郭店楚简清晰地显示了思孟学派在儒家经学传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子思作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庸》中对性、命问题的讨论能够与《易传》相辅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强调《易》《庸》密切关系的学术传统又被后来的学者作了进一步发挥。明末清初，桐城学派代表人物方以智即主张以《周易》贯通诸子思想，将《周易》“三唯”与《中庸》“三谓”相提并参。钱澄之在撰写《庄屈合诂》时处处与《周易》《中庸》相互阐发，对《易》《庸》的渊源和共通也多有揭示。乾嘉时期的惠栋也洞察到《中庸》与《周易》的思想相贯通，其《中庸注》即为发明《易》义而作。惠栋在《中庸注》中强调，《中庸》“此仲尼微言也，子思传其家学，著为此书，非明《易》不能通此书”。钱大昕在治《易》过程中，也曾将《易》《庸》结合起来，着力阐发孔子和儒家的中庸之道。唐文治对《易》《庸》关系的阐发承于宋儒、清儒之说而有所发展，对当时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多有启发。杭辛斋认为“《大学》《中庸》，皆本于大《易》，以象证之，几无一句无一字，不与卦义卦数相合”，熊十力主张“《中庸》本演《易》之书”，杨向奎更是强调《中庸》完全可以纳入《易传》的行列而变作“十一翼”，严灵峰、张丰乾等学者也都论及《周易·大象传》与《中庸》之间的紧密关联。以上这些，均与唐氏之说有着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处。
同时，以《孟》解《易》、阐释孟学大义与易理的相通之处，也是唐文治研究《周易》的独到创获。唐文治八岁即读《孟子》，投师王祖畬门下时，又熟读《孟子大全详释》，对《孟子》与《周易》的紧密关联逐渐形成深刻的认识和体会，著有《〈孟子通周易学〉论》：“余尝谓《孟子》不言《易》，而七篇中多寓有《易》理。昔人谓善《易》者不言《易》，岂不信欤？然先儒从未有发明之者，余特论‘孟子周易’学，俾学者以两经对勘，实说心研虑之大端也。诚如唐文治所揭示的，今本《孟子》虽不见直接称《易》引《易》，但其中有关于性与天道的论述多合于《易传》诸篇之义理。事实上，这一点也有上承于宋儒、清儒之处。邵雍曾说：“孟子著书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程颢、程颐亦言：“知《易》者莫如孟子矣。朱熹则指出孟子性善的思想，“盖探其本而言之，与《易》之旨未始有毫发之异”。至清初，关中理学家王心敬曰：“孟子不言《易》，而所行无非《易》也。”既长于易学又精研《孟子》的乾嘉时期学者焦循也有类似表述：“孟子不明言《易》，而实深于《易》。唐文治上承前代诸贤，撰《孟子周易学》，进一步考证出孟子精通《周易》，孟学大义通于《易》理，这也可以视为唐氏治《易》的独到创获。唐氏在《孟子大义·尽心下》“浩生不害问曰”章释“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句后按语征引清初王心敬语，即可作为其承继前贤易学思想之明证。民国易学家杭辛斋赞同孟子通《易》：“《孟子》七篇，微言大义，荦荦具在，安见为不知《易》哉！当代学者吕绍纲、陈居渊等也有过相关论述，认同孟子与《易》的内在联系。凡此种种，都与唐文治的主张契合。
目前，《彖传》《象传》《系辞传》的有关章节曾为思孟学派所整理或润色，已日益获得学者们的重视和认可。我们可以看到《易传》中确实蕴涵着丰富的儒家思想，如《系辞上传》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又说：“成性存存，道义之门。这些有关宗法等级和道德教化的内容，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可见，孔子及先秦儒家源源不断地从《易经》中汲取思想资源，而他们的理论学说又成为《易传》诸篇得以哲理化、体系化的源头之一。唐文治对《周易》的研读和思索暗含了其对《中庸》《孟子》的基本理解，这既是唐氏治《易》研《易》的独到之处，也是我们探寻其易学思想和成就的重要途径。
05
重视《周易》的教育功能和君子之德
清朝覆亡后，唐文治将主要精力投向创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饱含了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他对于“《易》为忧患之作”心有戚戚焉，将易学与教育相结合，提出了《易》教，强调君子教育。
儒家的学术传统，历来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和追求。道咸以降，清朝统治开始出现内外交困的局面，民怨沸腾，列强环伺，这时的思想界、学术界，不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无法有力地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这种局势，一些有良知、有担当的学者，纷纷忧天下之所忧，慨然以拯救国家为己任。唐文治目睹官场之腐败成风，感慨民众犹如一盘散沙，以为若要救国，必先以传统学术收拾人心，重建传统道德，特别是有感于“《易》为忧患之作”，努力探究《周易》忧患九卦中的反身修德之道,把易学诠释与时代的忧患意识结合起来，将易学之道落实到人伦日用之中。他认为：“自古帝王盛德大业，悉备于《周易》之中，故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尤为上下两经之枢纽。“因一心之消息，推及于身与家与国与天下之消息，举凡废兴存亡、进退得丧、风俗迁流、运会变革，不外消息之几”。可见，唐文治一直致力从丰富的易学内涵中探究和揭示治国之理、济民之策，其做法值得充分肯定。
面对混乱、动荡的时局，唐文治提出以教育包括易学教育来救亡图存。他指出：“夫世界一教育场也，国家一大学校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可以定一时，善教可以淑数世。于是他先后主持南洋大学、无锡国专等，而且在他看来，“古之学校所以造人才，今之学校所以害子弟，岂不痛哉！《易纬》曰：‘正其本，万事理。’今之学校未有不正其本而能救之者也。唐文治认为，“今之学校”的症结在于不能“正其本”，“盖古之为教所以范民志者，要在于视听言动之间；今之为教所以启发民情者，无非耳目玩好之欲，如是而欲成就人才、陶淑品性，譬诸南辕北辙，愈趋而愈远矣”。鉴于此，唐文治心怀儒家修齐治平之道，在办学过程中十分推崇《周易》的穷理尽性之学，指出“吾因讲《易》而有感焉，特引《周易》所言君子小人之辨，推及诸经，愿诸生之勉为君子也”，又引用“孟子道性善”之言说“言君子教育者，得一善而拳拳服膺，日积之以至于无穷，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者也”，希冀传统经学能够为纷乱世道重新指明道德和价值的方向。唐文治也认识到《中庸》“参赞化育”与《周易》所言通志、定业、断疑之道具有相通之处，多次强调实现儒家修齐治平政治理想的根本在于人心。“君子教育，心术为先,洗心乃可以寡过；“顾亭林氏谓：‘孔子说《易》，见于《论语》者，一为寡过，一为有恒，可知学《易》不外乎以修身为主。’其言可谓至精至切矣，此学《易》之大旨也”。唐氏在《论语大义》中注解“子曰：‘不占而已矣’”时，也感叹“末俗之士，朝三暮四，日居凶悔吝之中，哀哉！君子观象玩辞，观变玩占，欲以救人心也,殷殷之情溢于言表。在办学过程中，唐文治旗帜鲜明地提出“读经救国”论，并坚持以致用和实践为核心旨归，“读经责乎致用，而致用之方，必归于躬行实践。故凡讲经者必须令学生——反诸于身，验诸于心，养成高尚人格”。
值得注意的是，唐氏还将易学与教育相结合，提出了《易》教的主张，强调“务宜研究微言大义，与涉猎章句者不同，其尤要者，实施之于政治，推广文化，改良人心风俗，如《礼记·经解》篇所谓洁静精微为《易》教……纂言钩玄，确得要领”。《礼记·经解》引孔子曰：“洁静精微，《易》之教也。”《易》教就是以《易》教化，“洁静精微”是《易经》教化的功效，也应视为读《易》的终极目标。孔颖达《礼记正义》对“洁静精微”有精练的疏解：“《易》之于人，正则获吉，邪则获凶，不为淫滥，是洁静；穷理尽性，言入秋毫，是精微”。宋代张载亦概言“《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遇到君子则吉，碰上小人则凶。清代章学诚撰《文史通义》，《易教》乃其首篇。唐文治吸收、借鉴历代古圣先贤之说，多次强调“君子教育”的重要性。例如：“‘君子之称，始于文王《周易》之彖辞，周公爻辞亦多言君子；孔子作《十翼》，屡称君子，《大象传》系以君子者五十四，所谓‘君子教育’也。他主张通过《易》教通达治体、涵养民气，将人心之善恶与世运之盛衰、社会之治乱联系起来，运用教育的方式和手段来挽救人心。有学者在整理唐文治《周易消息大义》时明确指出：“其意在讲求正心修身，达于治国平天下，而要皆归于‘实用’，以纠正虚言滥说之说《易》风气，进而指导人生社会与政治。唐文治经世致用的思想及其对君子教育的重视，与同时期的学者存有颇多契合之处。梁启超曾将“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作为衡量君子与否的首要标准，也就是说，若要成就君子的理想人格，就必须树立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培育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这一思想理念影响深远，至今仍体现在许多高校的校训当中。唐文治强调《易》教，强调君子教育对于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维系和改善社会道德等具有的重要时代价值和意义，而且由于君子教育贯注了他对于易学的基本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易学的时代内涵和意义，促进了易学研究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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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唐文治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经学家、易学家、教育家，在其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中，易学研究是一个重要内容，并与他对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相互呼应、密切相连。纵观其易学思想，可以看到其对于《周易》的性质和成书既有与传统学术一脉相承之处，也不乏与传统观点相异的独到见解。他将卜筮视作《周易》的原初意义和基本功能，同时展现出对其义理内涵的高度重视，认为象数、义理兼治并重；他沿袭“人更四圣”的《周易》成书说，突出“消息”大义，并基于经传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认同、坚持“以传解经”的治学思路；他强调汉学、宋学兼采，也在对汉儒、宋儒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表现出更为认同程朱理学的思想倾向。唐文治研《易》治《易》，采取《易》《庸》结合、以《孟》解《易》的路径和方法，其中多有真知灼见、精彩之笔，而且他身处动乱时局之中，秉持经世致用的思想理念，追溯《易》为忧患之作的特点，始终积极从易学中探寻救国之道，希冀通过君子教育等来挽救人心、维系社会道德，进一步丰富了易学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意义。
综上所述，唐文治的易学思想和成就是多视角、全方位、综合性的，既有对《周易》和易学文本及其相关材料的具体而微的开掘、考证和阐释，又有对易学史及其相关问题的宏观认识和总体把握，始终注意将易学问题置于宏大的思想文化背景和流变之中来系统考察，将易学研究建立在与社会史研究紧密结合的基础上，从而有所创获、有所发展。这也启示我们，未来应当将易学研究的视野拓展到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和历史长河中，充分发挥《周易》兼容并包的文化品格，重视在各领域获得突出成就的学者及其著作，研究他们是如何看待、论述、实践《周易》及易学思想的，不断强化学科之间的交流和融通，进一步推动易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作者：张涛，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文化与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