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

a communist



芸婉笔谈

一个正努力成为不盲从西方社会科学、有独立思想、勇于批评中国文化精英依附性的普通中国学生...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摘要:


到了广州,出了黄埔军校第二件事就是来沙面岛。


说它是岛其实也不是岛,据说它原本和陆地连在一起,是珠江冲击形成的椭圆形小沙洲,初名中流沙、拾翠洲。1859年沦为英法租界,才改名为沙面,之后英国人将沙面和大陆挖断用于隔离,这才形成如今的沙面岛。


1856年10月,英法联军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12月29日攻陷广州城,俘虏两广总督叶名琛。此后,联军成立以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arry Parkes)为首的“联军委员会”,对广州实施军事管制长达3年零7个月(1858年1月至1861年8月),成为中国近代首个受外国势力直接操控的傀儡政权。

1859年5月,英法两国通过外交照会向广东当局正式提出租借沙面与西濠的领土要求。时任广东布政使毕承昭(字筠坡)负责具体交涉,以“西濠民居稠密,迁置不易”为由拒绝西濠租借,仅允诺划拨沙面沿江官地。迫于军事压力,两广总督黄宗汉于同年7月被迫接受英法条件,但其妥协态度引发清廷不满,旋遭革职。


1861年9月3日,继任两广总督劳崇光与英法代表签署《沙面租界协定》,正式将沙面划为租界。协定规定:沙面土地按每亩年租金1500文的标准,由英法领事机构代收后于每年年末缴付广东官府;清政府则永久放弃对该区域的司法、行政及土地管辖权。至此,沙面沦为英法两国在华实施殖民统治的“国中之国”,成为近代中国主权沦丧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1925年6月23日,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香港罢工工人联合广州各界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学生及黄埔军校青年军人)约10万人,在广州东校场举行“上海五卅惨案追悼大会”。会后示威队伍途经沙基路(今六二三路)时,突遭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白鹅潭水域英舰“摩轩号”(HMS Moorhen)、法舰“安特雷本号”(André Lebon)亦开炮助击。据广东革命政府调查委员会统计,事件共造成52人当场死亡(含黄埔军校学生27人)、170余人重伤,轻伤者逾200人,史称“沙基惨案”。

惨案次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对沙面惨案宣言》,向英法提出三项严正要求:立即交还沙面租界、严惩肇事者、赔偿伤亡民众。7月23日,代理外交部长胡汉民(时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正式照会北京公使团,首次以中央政府名义要求收回沙面租界。此举标志着中国官方对租界主权的法理主张正式升级。

1927年1月,受汉口、九江英租界收回运动胜利影响,广州各界成立“收回沙面运动委员会”,并于2月25日召开3000人反英大会。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奉命启动外交谈判,但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随后“分共”,国共合作破裂,交涉被迫中断。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其23军104师团当日凌晨突袭沙面英租界,解除英军武装。法租界因维希政权(1940年已向德国投降)未被直接占领,但实际由日军通过傀儡机构“沙面法国人自治会”操控。


1942年2月18日,日本为粉饰侵略行径,导演“对华新政策”,将沙面英租界“移交”汪伪政权。1943年2月23日,维希政权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6月5日,其驻广州领事亨利·科隆邦(Henri Colombon)在日本总领事石川的监视下,与伪广东省长陈耀祖签署《沙面法租界移交书》。汪伪政权为此将沙面街道更名为“复兴路”“博爱路”等媚日名称(1975年方由广州市革委会恢复原名)。

中国政府始终否认日伪非法交易。1943年1月1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在重庆签订《中英新约》,其第四条第三款明确规定:“英王陛下将广州英租界(包括沙面)之行政与管理权归还中华民国政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于9月16日接收沙面。1946年2月28日,外交部长王世杰与法国驻华大使梅理霭(Jacques Meyrier)签订《中法新约》,第二条规定“法国政府放弃广州法租界一切权益”。至此,沙面英法租界在法理与事实上完全回归中国。

可以说沙面岛的历史是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的局部缩影,迄今为止,据当地人说广州的夫妻拍婚纱照时从来也不会选择这里,广州市也从未将沙面进行文旅宣传,因为对于广州人来说,沙面是屈辱的见证。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另外去过的两个城市,上海与香港。

1843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被迫开埠。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以“华洋分居”为名,迫使上海道台宫慕久于1845年签订《上海土地章程》,将外滩以西830亩土地划为英租界。宫慕久虽试图通过保留纤道(今外滩沿江步道)维护主权,但最终未能阻止外滩成为列强侵华的桥头堡。至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法租界则独立扩张,形成“国中之国”的治理体系,工部局与公董局分别掌控行政、司法与军事权力,完全脱离清政府管辖。

列强通过越界筑路、填河造地等手段不断蚕食华界。至1914年,公共租界面积达22.59平方公里,法租界则通过三次扩界增至15150亩,形成以黄浦江为核心的“3”字形殖民空间布局。外滩沿江的汇丰银行、海关大楼等建筑群,成为“远东华尔街”的象征,而华人被挤压至南市老城厢,形成“双核分裂”的城市格局。

1868年建成的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虽名义为“公共花园”,实则长期禁止华人入内。1885年工部局颁布六条游园规则,明确“除西人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并将“犬类禁止入内”与华人限制并列。1881年,虹口医院医生恽凯英等联名抗议外滩公园禁令,开启华人维权先声。1928年,在持续半个世纪的抗争下,租界当局被迫取消公园禁令,成为民族主义胜利的象征。1930年代,外滩更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如“一·二八”事变期间市民自发组织支援前线。

外滩沿江码头成为鸦片输入的核心通道。19世纪中叶,英商怡和、沙逊等洋行依托外滩货栈,将鸦片经黄浦江转运至汉口、宁波等地,年输入量占全国70%以上。鸦片贸易的暴利支撑了外滩金融业的畸形繁荣。至1936年,公共租界内集中了全国半数以上的工厂(超5000家)和外资银行(78%),工部局通过税收与土地垄断,将外滩打造为列强资本渗透中国的“泵站”。华人资本虽参与其中,但始终处于产业链末端,如买办阶层仅为洋行附庸。

租界内的工部局学校(如汉壁礼中学)推行“中西合璧”教育,实则灌输西方价值观。华人精英子女被迫接受英语教学,而普通民众则被排斥在现代化教育资源之外,加剧了社会阶层的文化割裂。

1943年1月,国民政府与英美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法理上废除租界。然而汪伪政权与日军导演的“移交”闹剧,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才实质性收回外滩。1946年《中法新约》最终终结法租界特权,拿回主权。

和广州不同的是,上海外滩的过去在今天竟然被不少人认为是上海融入世界的骄傲。不少当地专家学者为此长篇累牍论证租界时代的上海接受了大量国外先进文化,是中国融入世界的窗口,亦是中国开放的证明……

比之更甚的则是香港,1843年,英国宣布香港为“直辖殖民地”,设立港督府,通过《英皇制诰》确立殖民统治体系。英资财团(如汇丰、怡和)垄断香港经济命脉,控制金融、通讯及地产,形成“殖民资本特权阶层”。

虽然在名义上英国放弃了殖民统治,归还了中国主权,但实际上英国通过扶植在港买办代理人充当手套继续为英国输送利益,比如李嘉诚。

到了今天,不少香港人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歧视大陆人鄙视普通话,即便他们连最崇拜的英语都讲不好。殖民地的奴性深深的扎根在这些精神洋人脑海之中。好在香港还有不少爱国人士以及像《大公报》这样的好报纸传递着香港爱国人士有震撼力量的声音。

于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屈辱的历史遗迹只适合参观展览铭记,但不宜卖弄炫耀歌功颂德,被殖民统治与被强行割地化为租界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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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志们:

现今世界的斗争中,一个国家能否在国际丛林中站稳脚跟不但取决于它是否有足够的实力,还取决于它的声音是否响亮。今时不同往昔,酒香也怕巷子深。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能只身体力行做好维持世界和平的卫道士,还要增加在国际上的音量,把中国声音传递出去,让“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的言论不攻自破,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深入人心。

简而言之,就是要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然而,完成话语体系的构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因为在人们的心中早已种下思想钢印。

实际上,西方理论和话语的诠释能力早已经不能解释今天中国为什么能和平崛起。而中国以这样的人口基数、这样的发展速度,放眼人类历史也是前所未闻的。今天我们再回首过去的峥嵘岁月,细细想来如果当初我们按照西方的话语完成现代化,后果将不堪设想,极有可能步苏联的后尘,哪还有机会在今天谈民族复兴呢?

对此,我想说:

经济学是经济制度的保障!

政治学是政治制度的保障!

社会学是社会制度的保障!

历史学是国家立身的保障!

令人愤慨的是,有相当一批中国的学者却仍在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奉为圭臬,并在公众舆论中大放厥词,辱没了其专家头衔的名节。这批臭公知言必称希腊罗马,对国外顶礼膜拜,对国内趾高气扬,似乎没有了希腊罗马他们就不会说话了一般。如果中国人只会在西方话语的语境下理解中国,就无法真正读懂中国,更不可能讲好中国故事,更不要说与西方话语交锋了。

今天的中国有足够的实力来支撑站在世界舞台上的底气,为什么不能用中国人的眼光和视角来看待世界?难道西方说什么我们就认为什么吗?

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注定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能有所依附。正是这份独立自主的信念支撑着我坚持阅读、坚持写作、坚持去西方化地看待、理解和评述世界。

我只想做一个不盲从西方社会科学、有独立思想、勇于批评中国文化精英依附性的中国学生,即使这看起来我像与“主流”格格不入的疯子。可我这个疯子就是要告诉所有人,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以工业化回到原来的位置,而是带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底蕴并汲取了包括西方在内其他文明之长重回世界中心的。西方狭隘的“殖民视角”是解释不了中国,更解释不了其他国家的历史征程。

因此,「芸婉笔谈」尝试为中华民族提供一个重新认识传统文化与历史问题的契机,促进大家对中华文明问题的新思考和讨论,使人们从西方科学的禁锢之下解放出来。

“不断挑战西方世界观,解构西方话语霸权”是一项跨越时代的艰巨任务,而且最大的障碍不再萧墙之外,而存在于中国思想界存在的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在于深受西方影响渗透的教育体系,在于仍然热衷于玩西方设计出来的思想驯化游戏的社会科学各学科,在于文化、传媒、出版和文艺等领域里不少人头脑里镌刻的西方思想钢印。

殷切希望能遇到更多同志,尤其是和我差不多年纪的青年学生能够跳出西方话语陷阱,提出具有中国特色和兼顾世界人民的社会科学理论。

——苏芸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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