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村姑发现新婚丈夫不对劲，向我军反映情况，才得知身份不一般

1950年初，一个叫张克明的“普通”男子来到四川通江，并与当地的一名村姑结婚。婚后，村姑发现丈夫张克明的言行举止，并不像一个普通人，问他过去的事情，张克明总是不愿意回答。

村姑觉得不对劲，就向驻地的解放军反映情况。随后，张克明被我军带走，其真实身份也水落石出，他原来不叫张克明，而是叫王凌云，曾任是国民党军第13绥靖区司令官。

王凌云是河南洛阳人，生于1899年，早年加入镇嵩军憨玉琨部，后被国民革命军第20路军总指挥张钫收编。

张钫，是辛亥革命元老，在河南军政两界都有着深厚的人脉和影响力。他比较赏识王凌云的才干，将其逐步提拔。到中原大战前后，王凌云已经升任为第20路军（该部名义上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改编，但仍保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第3师的少将师长。

随着国民政府中央军势力的不断扩张和对地方杂牌部队的逐步整编、削弱，张钫的第二十路军也被迫进行了缩编。原来的多个师被压缩为第75师和第76师两个师。在这次缩编中，王凌云改任为第75师下辖的第225旅旅长。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日战争打响，王凌云率部参加淞沪抗战，期间升任第76师师长，奉命率部在上海郊外的福山镇一带布防，阻击登陆后疯狂进攻的日军。

福山镇，位于长江南岸，是日军企图沿江迂回、威胁上海侧翼的重要方向。日军在此投入了优势兵力，并辅以猛烈的海空火力支援，志在必得。

战斗异常惨烈，期间作为师长的王凌云身先士卒，赤膊上阵，与76师官兵坚守阵地四天四夜。

虽然最终第76师因伤亡过大，被迫后撤，福山镇也落入敌手。但他们以极其顽强的抵抗，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步伐。更重要的是，王凌云身先士卒、赤膊上阵的英勇事迹，以及第76师将士们视死如归、血战到底的精神，通过战地记者的报道，迅速传遍了全国，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

就连远在南京指挥全局的老蒋，也得知了此事。老蒋一向注重军人武德和战场表现，对王凌云这种身先士卒、与士兵共生死的勇将极为赞赏。战后，他不仅对第76师进行了嘉奖和补充，更亲笔为该师题写了“福山铁军”四个大字，以示褒奖。

“福山铁军”的荣誉称号，成为了第76师乃至王凌云本人的光荣印记。这次战斗，不仅让王凌云名声大噪，更重要的是，让他这位出身杂牌的将领，成功进入了老蒋的视野。

淞沪会战结束后，损失惨重的第76师进行了整补，并被划归到了陈诚“土木系”的第79军序列之下。王凌云也因此，在组织关系上，开始与中央军嫡系产生了联系。随后，他率领部队南昌会战等一系列重要战役，继续在抗日战场上奋战。

1940年，第76师又被从第79军中划拨出来，转隶至另一支中央军嫡系主力部队——李延年（黄埔一期）指挥的第2军序列之下。这次调动，对于王凌云来说，意义更为重大。李延年的第2军，是中央军中历史悠久、战功卓著的王牌部队之一。能够进入第2军的战斗序列，并且仍然担任师长，这标志着王凌云已经基本摆脱了“杂牌”的标签，被正式纳入了中央军嫡系的范畴。

王凌云也十分珍惜这个机会。他在第2军序列内，继续兢兢业业，带兵打仗，并与军长李延年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两年后（1942年），凭借着过硬的战功和良好的表现，王凌云顺理成章地被提升为第2军副军长，成为了军长李延年的副手。

不久之后，李延年升任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按照顺位继承的原则，以及王凌云自身的资历和战功，他接替李延年，正式升任为中央军嫡系王牌——第2军军长。

至此，王凌云完成了他军旅生涯中一次极为重要的跃升。从一个地方杂牌部队的旅长，到中央军嫡系主力军的军长，这中间固然有运气的成分（如淞沪会战的“一战成名”），但更多的是他凭借着在抗日战场上实打实的战功和过硬的军事才能，一步一个脚印争取来的。

升任第2军军长后不久，王凌云率部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滇西对日作战。

1943年，为了打通被日军切断的滇缅公路这条最后的陆上国际交通线，中美两国决定联合发动缅北、滇西反攻作战。国民政府为此组建了强大的中国远征军，并调集了国内最精锐的几支部队，包括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以及宋希濂指挥的第十一集团军、霍揆彰指挥的第二十集团军等。王凌云指挥的第2军，也被编入了远征军的战斗序列，隶属于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

为了提高远征军的战斗力，美方为这些参战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先进美式武器装备，并派出了军事顾问团进行训练。王凌云的第2军也因此鸟枪换炮，成为了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美械部队。

在随后进行的艰苦卓绝的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中，王凌云率领第2军将士，与其他兄弟部队密切协同，浴血奋战，屡克强敌，在强渡怒江，攻克平戛、松山、腾冲、平戛、龙陵、芒市、畹町等一系列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2军也因为其卓著的战功，成为了远征军中一支令人瞩目的劲旅。

王凌云本人，也因为在缅滇反攻作战中的出色指挥和卓越功勋，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同时，为了表彰他在协同盟军作战中的贡献，美国政府也特意授予了他一枚银质自由勋章。

抗战胜利后，第2军改编为整编第9师，王凌云先后任整编第9师师长、国防部中将高参、胶东兵团副司令官、第13绥靖区(下辖第2军、第15军、第64军以及一些地方民团)司令官兼行政长官等职。

随着解放军在中原战场上的凌厉攻势，河南大部地区已迅速解放。王凌云所在的南阳地区，成为了一个日益孤立的突出部，随时面临着被解放军优势兵力合围歼灭的危险。

就在这危急关头，远在武汉的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桂系大佬白崇禧，给王凌云发来了一封急电。白崇禧深知南阳已不可守，为了保存这支尚有一定实力的部队（尤其是其中的中央军部队），他命令王凌云：立刻放弃南阳，率领第13绥靖区的全部主力部队，迅速向南撤退，转移至湖北襄阳、樊城一线，依托汉水，建立新的防线。

接到白崇禧的撤退命令，王凌云心中五味杂陈。放弃经营多时的根据地，固然心有不甘，但也深知这是目前唯一能够保存实力、避免全军覆没的选择，便立刻开始组织撤退。

然而第13绥靖区下辖的部队，成分复杂，军纪本就参差不齐。除了相对精锐的第2军、第15军尚能保持一定的建制外，那些由各县警察、地方保安团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一听说要撤退，立刻军心涣散，如同无头苍蝇般四散奔逃。更有甚者，一些部队在撤退途中，纪律废弛，沿途骚扰百姓，抢掠财物，搞得鸡飞狗跳，民怨沸腾。

王凌云还被迫裹挟了南阳各学校的大批青年学生随军南撤，美其名曰“保护青年”，实则是想将这些学生作为补充兵员或人质。这些从未经历过战火、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在混乱的撤退大军中，更是苦不堪言，颠沛流离。

一路颠簸，一路混乱，王凌云总算率领着这支七零八落的部队，抵达了目的地——湖北襄阳。襄阳，这座扼守汉水中游的千年古城，与对岸的樊城隔江相望，地理位置险要，易守难攻。王凌云本以为，抵达襄阳后，可以暂时获得喘息之机，凭借汉水天险和坚固的城防，整顿部队，重新部署防线，或许还能据守一段时间。

然而，战局的变化速度，远远超出了王凌云的预料。王凌云立足未稳，惊魂未定，解放军凌厉的攻势便已席卷而至。

就在王凌云抵达襄阳后不久，一个令他更加心惊胆战的消息传来：解放军中原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与襄阳仅一江之隔的樊城。不仅如此，解放军还在樊城的江岸边迅速构筑了炮兵阵地，架起了威力巨大的火炮，炮口直指襄阳城。这意味着，襄阳城已经完全暴露在了解放军的炮火威胁之下，汉水天险几乎失去了作用。

站在古老的襄阳城墙上，王凌云望着对岸隐约可见的解放军阵地，听着偶尔传来的零星炮声，心中充满了焦虑与不安。他知道，襄阳已成危城，坚守下去希望渺茫。下一步该何去何从？是继续死守，还是再次撤退？

就在王凌云心烦意乱、举棋不定之际，一个副官气喘吁吁地跑上城墙，脸上带着惊慌失措的神情，向他报告了一个极其不利的消息：“司令，大事不好了，卑职刚刚得到消息，我们从南阳运送夫人和家眷行李的车队，在城郊被第十四兵团的人给截住了！”

“什么？”王凌云闻言大惊，“被谁截住了？”

“是十四兵团副参谋长陈康黎，”副官喘着气说，“陈康黎带人查抄了车队，发现里面装的都是夫人们的金银细软和贵重物品。他当场就发了火，说我们大战在即，不想着如何守城，反而只顾着转移家私细软，准备逃命，他还当场就打电话给宋希濂司令官汇报了！”

“宋希濂，又是宋希濂，”王凌云听到这个名字，气得脸色铁青，忍不住破口大骂，“这个家伙，到底想干什么？明摆着是冲着我来的，真是欺人太甚！”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毕业生，是老蒋的嫡系将领。他原本在新疆担任警备总司令，协助张治中治疆。但就在不久前，随着华中战局的日益恶化，他被老蒋紧急调往华中，出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并兼任新组建的第十四兵团司令官，负责指挥鄂西北地区的作战。

宋希濂虽然头衔显赫，但他这个十四兵团司令官，上任之初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光杆司令”，手下并没有多少嫡系部队。因此，宋希濂一到任，便如四处搜罗、吞并其他部队，以扩充自己的实力。而王凌云这支刚刚败退到襄阳、虽然狼狈但仍拥有两个军番号（第2军、第15军）的部队，尤其是其中的中央军第2军，自然就成为了宋希濂眼中觊觎已久的“香饽饽”。

宋希濂早就料到王凌云守不住襄阳，也对王凌云部队（尤其是那些地方保安团队）军纪败坏的情况有所耳闻。现在，又抓住了王凌云“大战在即，偷运家产”的把柄，这简直是送上门来的机会。

因此，宋希濂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向王凌云发难。他先是给王凌云发去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一方面以顶头上司（王凌云的13绥靖区由华中“剿总”指挥）的口吻，严令王凌云必须死守襄阳，不得后撤半步，违令者军法从事；另一方面，他又以“整肃军纪、以儆效尤”为名，宣布要对王凌云部在撤退途中的违纪行为进行严肃查究，并暗示要严惩相关责任人（矛头直指王凌云）。

宋希濂的这番操作，可谓是“一石二鸟”。逼迫王凌云死守襄阳，等于是将王凌云置于解放军的炮火之下，借解放军之手来削弱甚至消灭王部的主力；而以整肃军纪为名进行查究，则可以趁机插手王部的内部事务，安插自己的人马，最终达到吞并的目的。

王凌云看着宋希濂的电报，气得浑身发抖，但他心中也清楚，自己根本无力反抗。且不说宋希濂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手握“先斩后奏”之权。更要命的是，王凌云麾下最具战斗力的中央军第2军，其军长陈克非，虽然名义上归自己指挥，但实际上却与宋希濂有着更深的渊源。

陈克非，浙江天台人，黄埔五期毕业生。浙江人、黄埔生，这两个标签本身就意味着他更容易被同样是黄埔一期、且深受老蒋信任的宋希濂（虽然宋是湖南人，但黄埔系内部也讲究派系和人脉）所拉拢。而且，第2军中的骨干军官，大多也是黄埔毕业生，他们对王凌云这位非黄埔嫡系的“杂牌”司令官，未必有多么深的忠诚度。一旦王凌云与宋希濂公开翻脸，唱起对台戏，第2军这支主力部队，极有可能会在陈克非的带领下，立刻倒向宋希濂一边。

失去了第2军，王凌云就真的成了“光杆司令”了。

看透了这一层利害关系，王凌云心中充满了苦涩和绝望。他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宋希濂精心编织的罗网之中，难以脱身。

就在王凌云为宋希濂的步步紧逼而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来自南京的、更具分量的电话，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他。

电话是老蒋亲自打来的。

电话那头，老蒋说道：“王凌云，当前徐蚌（淮海）前线战事紧急，急需增援。我命令你立刻将你部主力第2军调离襄阳，前往沙市集结，然后由水路东运，转赴浦口，驰援徐州战场.此事我已经直接给第二军军长陈克非下达过命令了，你负责协调执行！”

“至于你本人，”老蒋继续说道，“你带着第15军和绥靖区的其他部队，继续留守襄阳，务必给我坚守住，策应江防，不得有误！”

挂断电话，王凌云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冷汗瞬间湿透了衣背。

王凌云想，将自己麾下最具战斗力的第2军主力直接调走，只留下战斗力相对较弱的第15军和那些早已军心涣散的地方部队，让自己继续死守已成绝地的襄阳，这和让自己去送死有什么区别？

而且，老蒋竟然越过自己这个绥靖区司令官，直接向军长陈克非下达命令，这本身就极不寻常，也充满了对自己极度不信任的意味。

王凌云心中警铃大作，他几乎可以肯定，这道看似来自最高统帅的调令背后，绝对少不了宋希濂在背后捣鬼，一定是宋希濂向老蒋进了谗言，或者利用了某种关系，才促成了这个将自己主力调走、让自己陷入死地的命令。宋希濂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彻底剥夺自己的兵权，吞并自己的部队。

果不其然，就在老蒋的电话打来后不久，宋希濂的“邀请”也到了。他以“商议第2军调动及襄阳防务事宜”为由，命令王凌云立刻前往他设在沙市的第十四兵团司令部。

王凌云接到这个命令，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他知道，宋希濂将自己调离襄阳，前往他的地盘沙市，必定是要当面“摊牌”，逼迫自己交出最后的兵权。

去，还是不去？王凌云再次面临艰难的选择。去，很可能就是自投罗网，任人宰割。不去，就是公然抗命，不仅违抗了顶头上司宋希濂的命令，更违抗了老蒋的“旨意”（虽然调兵的命令已经下了），后果不堪设想。

权衡再三，王凌云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在强大的中央嫡系势力面前，他一个失势的杂牌将领，根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最终，王凌云只能硬着头皮，带着几个随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前往沙市的第十四兵团司令部。

在沙市的兵团司令部里，宋希濂果然早已“恭候多时”。双方见面，虚伪的寒暄过后，宋希濂便直奔主题，脸上带着“为你着想”的表情，说道：“王司令，你也知道，眼下局势复杂，战况瞬息万变。我听说，你原来的那位副司令官万式炯，跟你手下的将领们之间，似乎有些矛盾和隔阂啊？”

“你想想看，”宋希濂继续“苦口婆心”地劝道，“将帅不和，乃是兵家大忌，这要是上了战场，指挥不统一，人心不齐，肯定会误了党国大事，依兄弟我的愚见呢，不如你先把第15军的指挥权暂时交出来，由兵团部统一指挥、整编。你本人呢，就先带着那些从南阳带来的地方团队和学生，渡过江去，到江南后方去进行整训。这样既可以避免内部矛盾，也让你暂时远离前线的危险。等将来局势稳定了，或者前方战事需要了，这第2军、第15军，自然还会‘物归原主’，交还给你指挥嘛！”

这番话，说得是何等的“体贴入微”，何等的“合情合理”。但王凌云岂能听不出其中的深意，宋希濂这分明就是要将他彻底架空，，什么“暂时交出”、“物归原主”，全是骗鬼的鬼话。一旦交出了兵权，他王凌云就真的一无所有，任人宰割了。

“宋希濂，”王凌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猛地一拍桌子，指着宋希濂的鼻子骂道，“你少在这里假惺惺，把我的第2军调走，现在又要吞我的第15军。两个军都调走，我岂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你这分明就是想趁火打劫，吞了我的部队！”

面对王凌云的暴怒，宋希濂却只是微微一笑，摊了摊手，摆出一副无奈的样子：“王司令，何必如此动怒呢？这可不是兄弟我的意思啊。第2军的调动，是蒋总统亲自下的命令。至于第15军的暂时整编，也是为了顾全大局，避免内耗。我宋某人，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

听到“蒋总统”三个字，王凌云刚刚燃起的怒火，如同被一盆冷水浇灭，瞬间泄了气，除了服从命令，他别无选择。

从沙市返回襄阳后，王凌云心如死灰，他这个绥靖区司令官，彻底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光杆司令。

王凌云并不甘心，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托关系找到了时任参谋总长的顾祝同，向顾祝同哭诉自己的遭遇，表示第2军被调走也就罢了，那是总统的命令，但恳请顾总长出面协调，无论如何也要把第15军给他留下，保留一点最后的家底。

但顾祝同却回复说：“宋希濂是黄埔嫡系，是委座信任的人。现在华中战局危急，委座正倚重于他。你公然反对宋希濂，就是公然反对委座，孰轻孰重，你自己掂量吧！”

这番话，彻底打碎了王凌云最后的幻想。连参谋总长都如此表态，他还能指望谁呢？

心灰意冷之下，王凌云悄悄地离开了襄阳（此时襄阳可能也已守不住），只带着极少数的亲信随从，一路辗转，向西入川，去投靠当时负责西南军政事务的军政长官张群。

张群与王凌云有些旧交，又或者是出于平衡四川内部势力的考虑，接纳了落魄的王凌云。在张群和后来入川的胡宗南等人的“关照”下，王凌云总算得到了一顶新的“官帽”——豫陕边区挺进军总指挥兼豫西行署主任。

但这个头衔，却比他之前的第13绥靖区司令官更加虚幻。此时，河南、陕西的大部分地区早已解放，王凌云这个“挺进军总指挥”和“行署主任”，根本无兵可调，无地可去，完全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头司令。

王凌云的离开，也正好给了宋希濂一个彻底吞并其部队的口实。宋希濂立刻向老蒋报告，声称王凌云在襄阳战事危急之际，“临战脱逃”，请求对其进行严惩。老蒋明知其中的内情，但也乐得顺水推舟，做个人情给宋希濂。他当即下令，将原属王凌云节制的第2军、第15军以及相关的保安团队，全部正式划归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团指挥。

就这样，宋希濂兵不血刃，得偿所愿，将王凌云的部队悉数吞并，其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充。而王凌云，则彻底沦为了一个失去兵权、名存实亡的“空头将军”。

随后的解放战争进程，摧枯拉朽。成都解放前夕，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王凌云知道自己已无容身之地。他没有选择随残余的国民党势力逃往台湾，而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隐姓埋名，遁入乡野。

王凌云将名字改为“张克明”，销毁了所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和物品，一路辗转流浪，最终来到了四川北部一个偏僻的山区县城——通江。在那里，他以一个普通外来农民的身份，定居下来，并与当地一位淳朴的村姑结了婚，开始了全新的、也是极其平凡的生活。

昔日的绥靖区司令官，如今变成了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农民。王凌云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过去，与邻里和睦相处，似乎已经完全融入了这片宁静的土地。

然而，王凌云身上那种长期军旅生涯和身居高位所形成的独特气质、言行举止，终究难以完全掩盖。他的妻子渐渐发现，这个自称“老张”的丈夫，谈吐不俗，见识广博，有时还会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威严和落寞，这与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格格不入。她不止一次地追问丈夫的过去，但王凌云总是含糊其辞：“都是过去的事了，不提也罢。”

妻子的疑虑越来越深，最终，她觉得事有蹊跷，便向当地驻扎的解放军部队反映了情况。

经过一番细致的调查和核实，这位化名“张克明”的普通农民的真实身份终于水落石出，他正是当年国民党第13绥靖区司令官、陆军中将王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