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20日，此时河西走廊的温度降至了零下三十多度，参加红军西路军远征的红五军在甘肃省高台县已经跟马步芳率领的“马家军”激战了八个昼夜。
这天，“马家军”利用飞机和大炮的优势，对高台县城发起了总攻。
红五军的兵力只是“马家军”的七分之一，面对如此相差悬殊的兵力对比，红五军第13师师长叶崇本壮烈牺牲，就连已经投降红五军的民团突然打开城门，“马家军”顺势进入城内。
随着民团的临阵倒戈，红五军跟“马家军”在高台城内展开了惨烈的巷战。
由于“马家军”的兵力和装备都在红五军之上，他们利用强大的火力对红五军形成全面压制之势，红五军处于极度被动的局面。
见此情景，就在形势万分危急的关头，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对红五军军长董振堂说：“军长，部队损失惨重，咱们赶快突围吧！”
就在这时，警卫排长突然喊道：“保护董军长向东门突围，我们在这里拖住敌人。”
听完这话，董振堂的眉头紧皱，他拔出腰间的手枪，大声喊道：“城都丢了，还突什么，我董振堂誓与高台共存亡！”
最终，在“马家军”的围攻之下，红五军全军覆没，董振堂也在这场战斗当中壮烈牺牲，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人在阵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的豪迈誓言。
为了向蒋介石邀功，马步芳竟然残忍地砍下了董振堂的头颅，并且泡在酒精里送到了南京国民政府。
董振堂
组织第26路军发动起义，加入红军
1931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以失败告终，在其它“围剿”部队纷纷撤回休整的同时，唯有董振堂所在的国民党第26路军还在死守被红军包围的江西宁都。
此时的董振堂担任国民党第26路军第25师第73旅旅长。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并且很快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
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依然坚持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这让董振堂非常气愤，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
在董振堂的眼里看来，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虎视眈眈，南京国民政府就应该联合国内的一切抗日力量，一致对外，而不是实施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
面对外界纷纷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团结一心，一致抗日”的呼吁之声，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他甚至还下令：“奢谈抗日者，杀无赦！”
看到蒋介石“始终坚持内战，不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行径，彻底激怒了董振堂。
当时的宁都已经处于红军的围困之下，董振堂率领的国民党第26路军第25师第73旅，无论是和红军展开正面作战，还是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弃城而逃，都是死路一条。
因此，董振堂不得不为自己和第73旅的兄弟们谋求一条生路。
1931年12月初的一天夜晚，在宁都城门东侧的一幢二层小楼里面的第73旅旅部，董振堂组织召开了一次绝密会议，商讨第26路军未来的出路。
关于这次绝密会议的内容，董振堂在后来手写的《宁暴经过》当中这样记述：
“我同赵博生同志与第74旅旅长季振同说：‘我们如果北去，有蒋介石的军队挡着，过不去长江，我们与红军联合联合怎么样呢？’季振同说：‘可以’。”
此时的国民党第26路军人数众多，一旦决定投奔红军，就必须要做出缜密的安排。
1931年12月7日，董振堂正式决定起义，他交给第73旅参谋长郭如岳一个重要任务，让郭如岳起草一封起义信件，并且准备派人把信件送到中央苏区。
但是，蒋介石在国民党第26路军当中安插了许多眼线，董振堂应该怎么避开这些眼线把信件送出去呢？
董振堂深知，一旦被蒋介石的眼线发现，那么起义大计就会功亏一篑。
于是，董振堂把信件内容抄在一块红绸子上面，缝在郭如岳的衣服夹层里面，让他前往中央苏区送信。
虽然把信件送了出去，但是究竟能不能送达中央苏区，董振堂、赵博生等人的心里并没有底。
很快，中央苏区就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刘伯坚代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给宁都城内的董振堂、赵博生等人回复了一封信，内容当中写道：
“我代表红军以十万分热情诚恳的敬礼，欢迎在中国革命中奋斗多年的诸位同志来同红军共操劳苦工农的解放，相距不远，快晤在即，一切都在面谈，这里先向你们致一个热烈欢迎的革命敬礼。”
看到刘伯坚写的这封欢迎信，董振堂、赵博生才算松了一口气，宁都起义的事情已经刻不容缓。
为了方便董振堂、赵博生等人发动起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还特意派人给他们送去了一张军事地图，图中标明了起义以后如何进入中央苏区的具体行军路线。
就在董振堂、赵博生等人正在密谋发动起义的同时，中共地下党获悉，蒋介石已经下令逮捕第26路军里面的中共党员，迫使他们必须要提前发动起义。
1931年12月14日傍晚六点，董振堂、赵博生召开了在宁都城内的最后一次紧急军事会议，并且下达命令：“今天晚上就行动，到红军那边去，各位按照分工，听从命令执行。”
除此之外，董振堂要求把通往城外的电话线全部剪断，还要控制与外界联络的无线电台。
第二天凌晨，在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等人的指挥之下，起义部队占领了宁都全城，宁都起义取得了圆满成功，随后率领第26路军的一万七千多人朝着中央苏区进发。
来到中央苏区之后，国民党第26路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简称红五军团），季振同担任红五军团总指挥兼军团长，董振堂担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担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中岳担任第15军军长。
对于中央苏区的艰难生活，董振堂都看在眼里，他还在第一时间把部队当中的三千大洋全部上交给了组织。
由于季振同在1932年8月被错误认定为“反革命分子”，董振堂接替他担任红五军团军团长。
率领红五军团屡立战功，打出“大刀队”名气
1932年2月，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打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江西赣州，由于赣州城墙三面环水，易守难攻，红三军团足足打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也终究没有能够攻破。
眼看红三军团在前线的战局不利，毛泽东建议起用刚刚投诚不久的红五军团。
于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五军团投入攻打赣州的战斗，助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一臂之力。
接到命令之后，董振堂率领红三军团第13军率先加入战斗，他利用部队擅长使用大刀的特长，从背后掏出大刀，身先士卒，跟国民党军队展开了近身肉搏战。
在董振堂的感召之下，第13军的战士们愈战愈勇，而不擅长近身肉搏战的国民党军队被迫退回赣州城内。
通过这一战，红五军团彻底打出了名气，不仅证实了红五军团的强悍战斗力，还解救了红三军团于危难之间，一度成为了红军的主力军团之一。
赣州战役结束之后，中央苏区就开始流传这样一种说法：“红军有三件法宝，红一军团的冲锋，红三军团的包抄，红五军团的大刀。”
董振堂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比较系统学习了带兵打仗的方略，在接下来的多次战斗当中，他率领的“大刀队”在战场上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2年7月，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在广东与江西交界的口水和粤军展开了一场殊死决战。
根据红五军团事先掌握的情报，前来进犯的粤军只有四个团的兵力。
然而，就在董振堂按照粤军四个团的兵力开始部署作战计划的时候，粤军又派出了六个团的增援部队。
在战斗打响之前，董振堂召集红五军团的团长以上干部，组织了一场战前动员会，以此来鼓舞战士们的士气。
对于当时战前动员会的情景，有人在后来回忆说：“整个动员大会上，军团长董振堂情绪激昂，他不停地用手模仿大刀在空中挥舞，整个军团的干部都被他所鼓舞，大家群情激喷，要延续红五军团白刃格斗的光荣传统。”
从7月2日到7月10日，经过九天时间的英勇战斗，粤军十个团遭受惨败，全部退出了赣南地区。
根据战斗结束之后的统计，阵地上被红五军团的战士们使用大刀砍死的敌人尸体就有上千余具，广东军阀领略到了“大刀队”的威力，从此再也不敢靠近中央苏区。
但是，红五军团也付出了惨重代价。
1934年10月，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当中的失利，中央红军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率领主力部队开始长征，以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就在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途中，面对由四十万国民党军队组成的第四道封锁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五军团负责殿后，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突围出去。
受领任务之后，为了给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争取更多渡过湘江的时间，让董振堂指挥红五军团于11月27日打响了湘江战役。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人数众多，对于董振堂和红五军团来说，可谓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湘江战役全面打响以后，董振堂和红五军团的全体指战员跟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拼杀。
1934年12月1日，这天是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过湘江的最后一天，战斗打得更加激烈，董振堂亲自来到战斗前线指挥作战，极大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
就在红五军团成功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成功渡过湘江之后，麾下的第34师已经陷入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
经过一番血战，第34师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程翠林，以及全师的三千多人全部壮烈牺牲。
战斗结束之后，董振堂清点了一下红五军团的伤亡情况，整个军团从原来的一万多人，只剩下了五千人，看到伤亡如此惨重，这让他的心里万分悲痛。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实施长征以来最为惨烈和最为关键的一战，不仅撕开了国民党军队重兵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还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的阴谋。
在这次湘江战役当中，虽然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过湘江做出了巨大贡献。
誓与高台共存亡，英勇牺牲
1935年4月，按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战略部署，中央红军准备南渡乌江，攻打昆明，意图把驻守金沙江的滇军从北线调往南线，然后再向北进军，渡过金沙江。
见此情景，蒋介石马上调集重兵，从四面合围上来，企图将中央红军压缩至金沙江江畔，迫使中央红军展开决战。
为了避免跟国民党军队展开决战，中央红军决定兵分三路，分别从三个渡口同时渡过金沙江。
皎平渡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渡口。
皎平渡背后五十多公里的石板河，是一片相对平坦的河床，也是通向江边的唯一通道，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亲自给董振堂下达命令，要求他务必在石板河一带阻击国民党军队三天的时间。
为了完成阻击任务，董振堂亲自带领红五军团的指战员来到石板河一带勘察地形，选择有利地势，构筑防御工事。
除此以外，董振堂还制定了战斗部署，誓要挡住国民党军队三天的时间，让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安全渡过金沙江。
然而，中央红军原定从三个渡口同时渡河，但是另外两个渡口或是没法架桥，或是老被国民军飞机进行轰炸，无奈之下只能从皎平渡这一个渡口渡江。
此时的中央红军只有六条木船，即便日夜不停的渡江，也要九天的时间才能渡完。
于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再次命令董振堂延长阻击时间。
尽管红五军团只剩下五千人，但董振堂坚决说道：“我们一定完成阻击任务，保证红军过江。”
战斗从5月1日开始打响，在董振堂的指挥下，红五军团依托石板河地区的有利地形，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
直到5月9日，董振堂才接到渡江的命令，红五军团撤出阵地，迅速渡过金沙江。
没过多久，中央红军在四川理县、懋功一带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不久之后红五军团改为红五军，由董振堂担任红五军军长。
1936年10月，红军的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和宁夏将台堡完成会师，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被列入西路军，随后向宁夏、甘肃、新疆方向进行西征。
此次西征，西路军只有两万余人，而且缺乏粮食、弹药和棉衣，面对地方军阀“马家军”十几万人的疯狂围堵，他们很快就陷入了绝境。
当时担任警卫队长的高志忠只有十几岁，他后来在《军团长董振堂及其身后事》一文当中，记述了董振堂和他告别时的话语：“今后我们可能还见得上面，也可能见不上面了，要是见不上面，送你的东西就算咱们分别的一个纪念吧！”
让高志忠没有想到的是，他跟董振堂的这次离别，竟然成了永别。
1937年1月，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在甘肃省高台县陷入了“马家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这支“马家军”是盘踞在甘肃、青海的马步青和马步芳的部队。
1月12日，“马家军”两万多人向红五军驻守的高台县发起猛攻，而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只有三千多人。
红五军没有重武器，没有电台，被“马家军”困在高台县城，只能孤军奋战。
在“敌强我弱，缺少弹药”的情况下，董振堂动员红五军的将士们说：“人在阵地在，我们要与高台共存亡！”
在董振堂的指挥下，红五军凭借顽强的毅力坚守了八天八夜。
1月20日，眼看无法突破高台城墙，“马家军”使用飞机和大炮进行轮番轰炸，终于在西北城墙炸开了一道口子，冲进城内与红五军展开巷战。
就在这个时候，就连已经投降红五军的民团也临阵倒戈，他们打开高台城门，接应“马家军”进入城内。
而红五军第13师师长叶崇本不幸牺牲。
“马家军”像洪水一般冲进城内，董振堂和幸存的战士们被迫退守到东门城墙附近，他拒绝突围，高声喊道：“城都丢了，还突什么。”
最终，红五军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董振堂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终年42岁。
叶剑英元帅曾经为董振堂题词：“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怪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