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很多人对李大钊的认知存在局限，觉得他只是在图书馆工作、写写文章，参与建党后似乎就没再有其他作为，便不幸牺牲了。
可要是真如此，从1921年建党到1927年牺牲这段时间里，没什么实际行动的李大钊，又怎么会拥有与陈独秀齐名，“南陈北李”的崇高地位呢？
实际上，李大钊堪称一位极具谋略与魄力的勇士，在那短短几年间，他做了几件意义非凡的大事，差一点就改写了整个北方的局势。
李大钊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与吴佩孚建立联络。
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诞生。但苏俄面临着境外势力的重重威胁，急需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以赢得休养生息的机会。中国作为东方大国，自然成为苏俄极力争取的对象。
为此，苏俄在中国采取了三项重要举措：助力中共建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系，还有结交北洋军阀吴佩孚。
前两项举措比较容易理解，可为何要与吴佩孚结交呢？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吴佩孚身为直系军阀，势力仅次于大总统曹锟。他手握数十万兵力，盘踞中原地区，在北洋政府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吴佩孚曾发表通电，坚决反对签订《巴黎和约》，大力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这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不少人都视他为“救时之伟人”，认为他是北洋军阀中具有人民立场的英雄。
苏俄正是看中了吴佩孚的实力、立场和态度，而在苏俄与吴佩孚之间牵线搭桥的关键人物，正是李大钊。
或许有人会疑惑，李大钊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还是一位青年学者，他是如何与军阀搭上关系的呢？
这其中有个巧合。李大钊在北洋政法学校求学时，结识了同窗白坚武，二人关系极为要好。
毕业后，李大钊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而白坚武则投身北洋政府工作，先后担任冯国璋和江西督军李纯的秘书。
1922年，白坚武又被吴佩孚聘为政务处长，成为吴佩孚的首席智囊。借助这层关系，李大钊得以与吴佩孚直接交流。
当时，吴佩孚正谋划武力统一中国，并打算整治北洋内部的梁士诒及其掌控的交通系势力。
然而，武力统一需要周全的计划，梁士诒和交通系控制着铁路、航运、邮政以及交通银行、金城银行等众多金融机构，实力雄厚。
吴佩孚深知，要完成这两项任务，必须联合强大的盟友，所以他也乐意与李大钊展开对话，期望李大钊能为他的武力统一计划出谋划策，同时借助工人运动清除铁路上的交通系势力。
就这样，李大钊与吴佩孚初步建立了联系。
李大钊愿意充当苏俄的说客，但他的真正目的并非为苏俄利益服务。他是想凭借苏俄的背景接近吴佩孚，通过合作获取吴佩孚的信任，进而在吴佩孚的势力范围内发展自己的革命组织。
1922年6月7日，李大钊与吴佩孚在保定会面，交谈甚欢。
尽管吴佩孚因顾忌背后的英美金主，不愿与苏俄缓和关系，但会谈结束后，吴佩孚还是通电发表了“保护劳工”等政治主张，并允许李大钊派遣六名秘密探查员，在京汉、津浦等六条铁路上开展工作。
李大钊则以学界名流的身份，在《努力周报》发表文章，支持吴佩孚的武力统一等政治主张，帮助吴佩孚营造舆论氛围。可以说，除了完成苏俄交代的任务，李大钊也达成了自己心中所想。
不久之后，李大钊领导的秘密探查员就协助吴佩孚清查了一批交通系官员，还在铁路上成功组建了十六个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工人俱乐部。
此后几年风起云涌的罢工运动，追根溯源，正是李大钊在保定的这次会谈奠定了基础。
李大钊做的第二件大事，是与冯玉祥建立联系，并在其军队中发展革命力量。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统兵出征。
但冯玉祥私下接受了奉军张作霖送来的50万银元，随后在前线倒戈，带兵返回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大总统曹锟，致使吴佩孚一败涂地。
之后，冯玉祥和张作霖将下野多年的段祺瑞请出来，充当政治傀儡，还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企图联合直系、奉系和国民党三方势力，组建新的北洋政府。
当时，国共已经开始合作，许多共产党员认为冯玉祥是封建军阀，孙中山与他合作是同流合污，因此反对孙中山北上。
但李大钊却认为，可以通过一些努力，让冯玉祥成为一股独立的革命力量，并在他的部队中发展党组织。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4年12月，李大钊通过关系与冯玉祥取得联系，主动询问对方是否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冯玉祥知道李大钊与苏俄关系密切，便直接提出希望得到苏俄的装备援助。冯玉祥提出这个要求，就意味着双方有了合作的基础。
于是，李大钊立刻以党组织的名义向苏俄请求援助冯玉祥的军队，并邀请苏俄派人前来指导工作。
那时，苏俄正因结交吴佩孚失败而懊恼不已，听闻冯玉祥愿意合作，顿时喜出望外。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冯玉祥陆续收到了苏俄提供的5.5万支枪、6900万发子弹、70门各类大炮、230挺机枪。
此外，苏俄还派遣了军事顾问，帮助冯玉祥创办军校和兵工厂。原本装备落后的军队焕然一新，成为一支战斗力强劲的劲旅。
与冯玉祥建立合作关系后，李大钊派遣王若飞、宣侠父、刘天章等共产党员进入冯玉祥的军队。他们在军中积极宣传革命理论，组织俱乐部，发展党员，对冯玉祥的军队产生了深远影响。
就连冯玉祥自己都承认，他的军队战斗力得以提升，是因为官兵们明白了要为穷苦大众谋利益，要想革命成功，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政治训练。
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李大钊及其领导的党员已经能够直接掌控数千人的军队。
这些力量后来在杨虎城的军队中得以保存，成为西北红军的重要基础，也为西安事变埋下了火种。
除了发展组织和军队，李大钊联合冯玉祥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推翻张作霖的统治。
当时，北洋军阀中的皖系和直系已经倒台，奉系张作霖成为最大的军阀势力。
中共北方区委在《致中国国民党党员的公开信》中明确指出：必须全力以赴，形成反奉武装大联合，最终消灭奉系军阀。
为实现这一目标，李大钊一方面秘密派遣党员前往东北，与哈尔滨的党组织取得联系，组建东北国民自治军司令部，在黑龙江和吉林地区发展武装力量；
另一方面，通过地下组织推动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计划在郭松龄进攻奉天时，东北国民自治军在黑龙江和吉林起义，南北夹击，相互配合，一举推翻张作霖，占领整个东北。
冯玉祥则负责牵制关内的军队，李大钊亲自在北京发动群众，推翻北洋政府。若这一计划得以实现，东北和华北将连成一片，冯玉祥、郭松龄与李大钊相互呼应，再借助苏俄的援助，足以让中国黄河以北的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以说，这个计划宏伟且周密，如果成功，中国历史或许会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但遗憾的是，日本在东北有着巨大的利益诉求。郭松龄起兵后，日本担心东北局势失控，便与张作霖签订了《日奉密约》。
当郭松龄的部队抵达奉天城下时，日本关东军从侧翼发动攻击。
郭松龄陷入绝境，被迫带领卫队突围，最终被杨宇霆杀害，这一伟大计划就此夭折，中国历史也错失了另一种可能。
1927年，张作霖以安国军总司令的身份进驻北京。
4月6日，他派兵逮捕了李大钊。当时，李大钊声名远扬，各界人士纷纷展开营救行动。
然而，西方国家给张作霖的建议是可以处死李大钊，张学良和张宗昌也主张立即行刑，蒋介石更是给张作霖送去“速行处决，以免后患”八个字。
4月28日，张作霖动用绞刑，残忍地杀害了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
从1921年建党到1927年牺牲，李大钊做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大事，有些取得了成功，有些遭遇失败，还有些当时看似没有成效，却在多年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党组织力量还较为薄弱的时期，李大钊凭借一己之力，撑起了北方革命的半边天。
1949年，毛主席初入北京时感慨道：30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四处奔波，在北平遇到了李大钊同志，他是我真正的良师益友。如果没有他的指引和教导，我真不知道自己会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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