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文讯月刊》全编（全六册）

《文讯月刊》全编（全六册）

编著者：王永伦管新福刘可文整理

ISBN：978-7-5013-8246-0

定价：4800元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内容简介

《文讯月刊》是抗战大后方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刊物，由贵阳文通书局编辑出版，1941年创刊，共出版9卷55期。该刊的主编为顾颉刚、白寿彝、臧克家等名家，撰稿人包括唐弢、李健吾、艾芜、碧野等文化名人，主要发表学术论著、文艺作品、名著提要、文化动态等，同时兼顾文学、历史、科技、哲学、艺术、工业等方面，为抗战文化、大后方文学等方面的研究保存了参考史料。本书对《文讯月刊》进行系统辑录，为首次完整影印出版，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作者简介

王永伦，男，1980年生，文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贵州师范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民间文艺学、民族文化传播、期刊出版史等方面研究。

管新福，男，1980年生，文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社会科学处处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贵州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近代文学、近现代报刊文学、中外文学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刘可文，男，1982年生，文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副处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媒介文化、民族文化传播等方面研究。

编辑推荐

1、本书厘清了现有期刊工具书和数据库著录的错误，与上海出版的《文讯》进行了区分。整理过程中从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多地搜集底本，将全部的底本完整呈现，便于下一步的研究和利用。

2、编制了详细的篇名目录、篇名索引、作者索引，对研究《文讯月刊》及抗战文化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底本欣赏

内页欣赏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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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訊月刊》是貴陽文通書局編輯所編輯出版的一本綜合性文化刊物。“那時貴陽文通書局剛成立了編輯所，感到作者、讀者和出版者間應有一個聯繫的東西，便創辦了本刊。原意也許衹想辦一個像《出版周刊》一樣的東西，所以擬議的原名是叫作《文通書局通訊》。但等到發刊的時候，本刊的目的却變成了‘刊載學術論著、文藝作品、名著提要、文化動態以及其他與出版事業有關的文字’（發刊詞）。於是《文訊》這個名稱，實際上并不是《文通書局通訊》的簡稱，而應是《文化通訊》的簡稱了。”

貴陽文通書局由華之鴻創辦，其名以“文以載道，通達心靈”之意而得之，創辦動機是其“因思貴州交通阻塞，新知識傳播到黔，曠日持久，若果放任自然，則貴州文化，將永遠落於全國各省之後。若欲傳播新知識，端賴書籍，莫若創辦一所規模較大之書局，既可繼承先祖未竟之遺志，且印刷廠可以容納多人，是亦符合提倡工業之旨，於是下定决心，作拋磚引玉之圖”。華之鴻去世後，其子華問渠繼續經營管理貴陽文通書局。全面抗戰爆發後，華問渠抓住抗戰時期西遷的機遇大力發展書局，改組原有的機構，設編輯、印刷、發行三所。一九四一年六月貴陽文通書局編輯所成立後，馬宗榮任所長，謝六逸任副所長，編輯所又編輯出版《文訊月刊》。貴陽文通書局編輯所從一九四一年成立，到一九五二年貴陽文通書局并入貴州人民印刷公司止，存續了近十一年的時間。其中，一九四一年六月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是貴陽文通書局最輝煌的時期，其出版圖書多，涉及的學科門類全，社會、經濟效益好。

一

《文訊月刊》於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創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第九卷第五期後終刊，前後共出版了九卷五十五期四十九册。《文訊月刊》的出版發行經歷了三個時期：謝六逸創辦、主編時期，顧頡剛、白壽彝主編時期和臧克家主編時期。

（一）謝六逸創辦、主編時期。這一時期從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創刊號出版發行起，到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六日第五卷第一期出版後被迫停刊止，歷時兩年九個月，出版地爲貴陽，出版了創刊號、第二至三期、第二卷第一至六期、第三卷第一至六期、第四卷第一至十二期、第五卷第一期，共二十八期二十二册，其中一九四三年第四卷第二、三期，第四、五期，第六、七期，第八、九期是兩期合册出版，第十、十一、十二期是合刊。第五卷第一期爲“風物志專號”，該期還登載了第五卷第二期“中國文學專號”要目，但因戰争逼近貴陽，“中國文學專號”在撤退中紙型遭毁，未能出版。創刊號至第二卷第六期，編輯者標注爲文通書局編輯部，從第三卷第一期開始，編輯者變爲文訊月刊社，主編者爲謝六逸，第五卷第一期主編者增加爲顧頡剛、謝六逸、婁子匡、岑家梧。

這一時期，《文訊月刊》主要刊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類文章、文藝作品以及時事評論、書評等。初步統計，該時期《文訊月刊》共刊發文章三百三十四篇（含譯文九十篇），其中，社會科學類文章一百一十一篇，自然科學類文章十七篇，文藝作品一百七十一篇（首、部），其他文章三十五篇。社會科學方面主要發表教育、歷史、文學、新聞、藝術、民族、民俗、政治、語言文字、哲學、經濟等領域的文章，自然科學方面主要發表營養、天文、植物、土地、林業、工業等領域的文章，文藝作品主要有古詩詞、小説、散文、隨筆等。這一時期，撰稿人主要有馬宗榮、袁嶽齡、陸傳籍、羅登義、梁甌第、熊銘青、方惇頤、鍾玉成、朱有瓛、姚薇元、毛家騏、王凌雲、黎正甫、檀仁梅、劉朝陽、張君川、楊克敬、羅根澤、詹安泰、張世禄、佘坤珊、徐嘉瑞、謝六逸、卜少夫、錢亞新、袁哲、鄭鏞、歐百衡、岑家梧、盧冀野、張永立、何家泌、徐紹彝、曹源松、葉元龍、吴澤霖、梁釗韜、黄灼耀、勞貞一、陳國鈞、陳志良、李德芳、劉穀孫、陳遵嬀、陳鴻佑、戴文賽、顧青虹、黄吉瑞、婁子匡、胡樸安、鄭師許、董每戡、胡光煒、李書田、田君亮、楊鐵夫、吴梅、吕亮耕等。翻譯的外國文章作者主要有英國的拜倫、莎士比亞、薩克林、米爾頓、M.畢亞邦、Henry Vaughan、W.M.Praed、W.H.Auden、Shelley，美國的海明威、愛因斯坦、恩·格爾馬、塞凡斯基、諾佛、布淪飛德、T.S.Eliot、Longfellow、Manuel Komroff，法國的雨果、安得列·莫洛亞、Moliere、Mallarme、Chateaubriand，意大利的但丁、哥爾特尼，俄國的普式庚、雷芒托夫以及愛爾蘭的W.B.Yeats等，其翻譯者主要是楊克敬、張世禄、謝文通、費培傑、潘家洵、刁汝鈞、朱厚錕、馬瑚珍、穆木天、秦藴芬、董每戡、張君川等。

（二）顧頡剛、白壽彝主編時期。這一時期從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重慶復刊出版第六卷第一期（新一號）起，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第六卷第十期（新十號）止，歷時一年，出版地爲重慶，共出版了十期。其中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五月，出版了第一至五期；一九四六年六月至八月没有出版；一九四六年九月至十一月，出版了第六至八期；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了第九期，十二月三十一日又出版了第十期。每期標注的編輯者爲文訊月刊社，第一、二期標注主編者爲顧頡剛、白壽彝，第七、八、九期標注主編者爲顧頡剛，其餘各期均未標注。

在這一時期《文訊月刊》的“稿約”中，一直强調歡迎文藝、哲學、史地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稿件，論文、筆記或通訊等。初步統計，這一時期共發表文章一百四十一篇（含譯文二十七篇）。其中，社會科學類文章三十九篇，自然科學類文章十九篇，文藝作品七十五篇（首、部、幅），史話、書評、學人生活等其他文章八篇。社會科學類、自然科學類文章主要涉及文學、歷史、政治、藝術、語言文字、教育、經濟、民族、民俗、哲學以及工業領域等，文藝作品主要是詩歌、小説、散文、戲劇、童話、隨筆與札記、木刻與插畫等。主要撰稿人有茅盾、任繼愈、馮沅君、徐筱汀、白壽彝、傅築夫、王維誠、伍蠡甫、徐儒、戴文賽、雷澤光、張震旦、顧頡剛、陳敬容、董每戡、蹇先艾、李廣田、張大帆、劉瑞三、盧犁、沙蕾、楚圖南、史念海、吴乾就、王泗原等。翻譯的外國文章作者主要有美國的Franz Boas，英國的Sir Sidney Lee、布萊克，蘇聯的李昂洛夫、H.古舍夫，法國的左拉、艾司堂、羅曼·羅蘭等人，翻譯者主要是梁釗韜、陳治策、鄭川原、華容、郭競天、彭隆生、李青崖、周寶珖、鍾焕邦等。

（三）臧克家主編時期。《文訊月刊》從第七卷第一期開始由臧克家主編。“我從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第七卷第一期開始成爲《文訊》月刊的負責人了。孤家寡人一個，主編，編輯，校對，拉稿子，送稿費……百事集於一身。”這一時期從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出版第七卷第一期起，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第九卷第五期止，歷時一年六個月，共出版十七期。第七卷第一至四期標注編輯者地址爲蘇州，後面各期均未標注，但出版地應爲上海。一九四七年六月至十二月，出版了第七卷第一至六期；一九四八年一月至六月，出版了第八卷第一至六期；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出版了第九卷第一至五期。每期標注的編輯者爲文訊月刊社，均未標注主編者。該時期，《文訊月刊》分普通號和文藝專號出版。初步統計，這一時期共發表文章三百一十一篇（含譯文四十八篇），其中，社會科學類文章一百零三篇，自然科學類文章十六篇，文藝作品一百五十七篇（首、部、幅），編輯餘話、書評、影評等其他文章三十五篇。

“《文訊》普通號，内容方面較豐富，有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藝理論研究、國際問題等等多門”，文藝作品主要發表了詩歌、小説、散文、寓言、隨筆、傳記、木刻等。普通號撰稿人主要有鍾敬文、方詩銘、彭慧、董每戡、孫晋三、杜守素、張君川、田仲濟、郭紹虞、李長之、李廣田、蔡儀、任白濤、馮沅君、譚丕模、許幸之、朱寶昌、季羡林、馬學良、趙紀彬、蔣天佐、夏康農、李純青、勞貞一、張禮千、許雲樵、王統照、陳思苓、鍾焕邦、陳琦、費孝通、孟憲章、楊鍾健、魯子惠、徐盈、蕭乾、臧克家、姚雪垠、李白鳳、陸侃如、裴文中、白壽彝、徐中玉、熊佛西等。在普通號中，第七卷第三期設了“謝六逸先生逝世二周年悼念特輯”，發表了茅盾、葉聖陶、馬宗融、余楠秋、郭沫若、鄭振鐸、章錫琛、顧仲彝等人的紀念文章。

第七卷第五期、第八卷第二期、第八卷第五期、第九卷第一期、第九卷第三期、第九卷第五期等六期爲“文藝專號”。臧克家回憶道：“編了幾期，我發現《文訊》銷路不太好，便向壽彝建議：‘你看這樣行不行？出兩期普通號，搞一期文藝專號。文藝界，我辦法比較多一點。’”在“文藝專號”中，論文撰稿人主要有許傑、楊晦、李廣田、朱自清、陳白塵、董秋斯、李健吾、黎烈文、戈寶權、洪深、田仲濟等，王西彦、艾蕪、劉北汜、金克木、臧克家、葉聖陶、徐盈、魏金枝、王統照、汪曾祺、唐弢、沙汀、穆木天、茅盾、郭沫若、端木蕻良等人發表了詩歌、小説、散文、隨筆等文藝作品，黄永玉也發表了多幅木刻作品。在第九卷第三期中，特設“朱自清先生追念特輯”，發表了郭紹虞、鄭振鐸、葉聖陶、馮至、魏金枝、許傑、楊晦、朱喬森、李長之、吴組緗、劉北汜、楊振聲、王瑶、徐中玉、余冠英、穆木天、王統照、鄭敬之等人的紀念文章。

這一時期，翻譯的外國文章中，社會科學類論文作者主要是英國的弗萊則，法國的聖佩甫，日本的青木正兒，蘇聯的A.葉果林、A.德伊其、A.K.華西利也夫、M.維丁等，主要翻譯者是于道源、隋樹森、吕熒、陳敬容、劉西渭、何家槐、李葳等；文藝作品的作者主要有英國的吴爾芙、拜倫、雪萊、吉辛，蘇聯的畢里文采夫、英倍爾、多布里·奈米洛夫、V.潘諾瓦、S.M.托拉拉耶夫，法國的左拉、巴爾扎克、雨果，美國的桑特堡、福洛斯脱，俄國的A.托爾斯泰、普希金、柴霍甫，匈牙利的裴多菲，德國的海涅、愛德華·封·凱賽林伯爵等，翻譯者主要有高殿森、彭慧、馬宗融、穆木天、李健吾、巴金、曹靖華、何家槐、施蟄存、韓罕明、袁水拍、戈寶權、戴望舒、徐遲、沙金、方敬、馮至、孫用、方平等人。

二

《文訊月刊》從創刊到終刊歷時七年多，共發表各類文章或譯作七百八十餘篇，涉及學科寬泛，作者衆多，内容豐富。從上面的梳理中我們可以看出，其編輯出版呈現以下特點。

（一）主編是“大編輯家”，他們爲《文訊月刊》的存續與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先後出任《文訊月刊》主編的是謝六逸、顧頡剛、白壽彝、臧克家等著名專家學者。戴文葆先生認爲，我國歷史上的大編輯家，都是大思想家、教育家、著作家和學者專家。縱觀《文訊月刊》辦刊的歷程，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其積澱着歷任主編的思想和智慧，主編者不僅擁有深厚的知識儲備，還有不屈不撓、堅持真理的崇高品格，對學術和文化充滿熱愛，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深切關注，對時代所賦予的責任有着深刻的認識，充滿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們在《文訊月刊》的發展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面對嚴峻的戰争形勢，“淺識之士不免懷着畏怯的觀念，以爲戰事一起，不惟城市化爲丘墟，我國的文化也將全部毁滅”。謝六逸就是在這特殊時代背景下，在强烈的歷史使命驅使下，創辦了《文訊月刊》。在辦刊過程中，他始終堅持“抗日救亡”“抗戰必勝”“文化救國”等理念，并立志宣傳新知識，提高民衆的文化素養，唤起大衆的愛國情懷，爲民衆信仰的構建提供“精神食糧”。一九四六年，《文訊月刊》在重慶復刊，顧頡剛、白壽彝兩人同樣是本着爲文化服務的宗旨欣然接受了主編職位：“我們得有這機會，來盡文化服務的職責，真是非常興奮的。”一九四七年，《文訊月刊》由臧克家主編，他也是帶着對學術和文化的强烈熱愛主編此刊，“一個在内地經歷了種種困難而新遷到上海來的刊物在準備以更大的勇氣接受更大的磨難，同時它也感到一種文化工作在這時之更爲莊嚴更爲需要”。

（二）撰稿人多係當時名人名家，他們是《文訊月刊》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文訊月刊》創刊時正值全面抗戰時期，諸多文化機構、高等院校及專家、學者、教授、名流、政界要人、出版家、知名編輯等紛紛内遷。據統計，當時來貴州的專家學者、正副教授近三百人，著名文化人士也不下二百多人。這些專家學者、教授、文化名人中有很多爲《文訊月刊》提供了高質量的稿件。“内容方面，謝先生交游甚廣，多全國文藝界知名之士，徵集到的新舊文藝或學術性的稿件很多，大半有較高的質量。在顛危困頓的時期，使文藝事業不因而廢墜，這個貢獻是并不小的。”一九四六年《文訊月刊》復刊後，因内遷的教授、專家、學者和作家隨單位返回原地，其編輯、出版和發行等工作出現了困難，此時稿源短缺，“稿件方面，四五期以後也有了困難。許多作家們都忙着搬家。新的寫作在後方很不容易得到了。已交來的作品，在發表後，也常常因爲找不到作家的新通信處，無法把本刊寄到作家手中”。儘管如此，在顧頡剛、白壽彝兩人的努力下，我們仍然看到很多大家、名家的稿件在《文訊月刊》上發表。在臧克家主編期間，他利用地緣和人緣的優勢大量進行組稿，有衆多著名專家學者、文人的作品在此時發表。他曾回憶：“撰稿人多係當時學術界著名人士。”“稿件來源，投來的少而組來的多。”“唐弢、李健吾、艾蕪、碧野、戈寶權、袁水拍、汪曾祺、劉北汜、陳敬容、方敬、金克木、勞辛、范泉都有作品或譯作發表，陣容甚盛，内容也頗豐富。”可見，《文訊月刊》能取得成功，在於其擁有許多著名的專家、學者、教授、名家提供高質量的稿件。

（三）《文訊月刊》儘管輾轉多地，歷盡艱辛，但辦刊宗旨始終不變，這使其影響力經久不衰。謝六逸創辦《文訊月刊》時就提出，《文訊月刊》“目的在集思廣益，刊載學術論著、文藝作品、名著提要、文化動態以及其他與出版事業有關的文字。同時藉以批露本局的出版消息，成爲出版者、著作人、讀者三方面在精神上彼此互相溝通的機關”。在重慶復刊的《文訊月刊》也堅持原有的辦刊方向和辦法，繼續將其辦成一本綜合性的雜志。同時，爲了適應戰後時代的需要，還提出要加强青年工作，將文藝放在首要地位，將史學與文學相結合，讓專業知識通俗化等。《復刊詞》指出，“青年是時代的新芽，是將來時代的開創者……希望中學生、大學生們肯儘量的把寫作寄給我們，讓我們開闢一個‘青年園地’”。“從本期起我們在編排上試作變更，把文藝列在前面，反一反向來綜合性刊物的成例”，“希望本刊裏，把史學家和文學家聯合起來，以史學的方法取得正確的材料和系統的智識，而由文學家的一枝筆宣布給大衆”，“各種專門的智識，各種科學的結論，我們也都想檢取，可是我們希望一件件把它通俗化”。一九四七年臧克家任主編後，《文訊月刊》的編輯方針仍然和以前一樣，刊載學術論著、文藝作品、名著提要、文化動態以及其他與出版事業有關的文字，并貫徹了在重慶復刊時提出的讓學術論著大衆化、更多地發表文藝作品等宗旨。同時，臧克家還提出希望將報道和批判的精神滲透刊物各個門類，特别强調刊載的學術論著、文藝作品、名著提要等要具有報道或批判性質，但他深知“這都是并不簡單也并不容易的事”，其“願意拿一種無間歇地時時争取進步的精神，和不怕麻煩、時時刻刻在學習的熱情和堅持，來達到我們的企求”。《文訊月刊》在時間上歷時七年多，在空間上跨越了貴陽、重慶、上海三地，後任主編對辦刊宗旨和辦刊方向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但其辦刊宗旨整體上是始終如一的，這就使得《文訊月刊》知名度日益提高，影響力經久不衰。

三

馬宗榮指出，貴陽文通書局增設編輯部是“緣於全民總動員的義務感，尤覺西南出版事業的重要迫切”，并提出編輯部的編輯方針爲“闡揚三民主義，介紹專門學術，并求學術之社會化、全民化，增加民衆之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建國信仰，提高民族文化，促進民衆之現代常識，兼負整理流通地方文獻之責”。《文訊月刊》作爲在精神上彼此互相溝通的機關，是肩負着這樣的責任和使命的。

《文訊月刊》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西南地區乃至全國範圍有影響力的重要期刊。何明揚認爲，“《文訊》月刊在解放前的文壇上享有較高聲譽，也爲近現代出版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可一不可再的歷史篇章”。全面抗戰時期，貴陽大量涌現文藝性刊物及報紙文藝副刊，達七十多種。這些刊物刊行時間長短不一，影響不一，但《文訊月刊》持續時間長、質量高，是影響最大的刊物。從《文訊月刊》辦刊歷程及刊載的文章來看，其緊跟時代發展的趨勢，爲當時學人提供了陣地，傳播了新知，激發了民衆的進步意識，爲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發展及各學科發展提供了可靠的資料，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促進了我們對中國現代報刊發展史特别是貴州現代報刊發展史的認識和理解。可以説，《文訊月刊》具有重要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

現存《文訊月刊》有不同程度的老化或損毁現象，各檔案館、圖書館收藏情况也不是很理想，爲充實和豐富史料，給研究提供寶貴的參考資料，我們對《文訊月刊》進行了搜集、整理和出版，以饗讀者。在此需特别説明的是，受民國時期印刷條件有限、時局動蕩等因素的影響，個别存在頁面缺損或文字漫漶不清等問題，雖盡力查找配補，并對頁面進行了技術處理，但仍未盡完美，祈請讀者諒解。

二〇二四年十月於貴州師範大學

目录

總目録

第一册

創刊號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一

第一卷第二期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日二七

第一卷第三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五七

第二卷第一期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八七

第二卷第二期一九四二年二月十日一三五

第二卷第三期一九四二年三月十日一九三

第二卷第四期一九四二年四月三十日二四九

第二卷第五期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日三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