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代十国那个风云变幻、纲常崩坏的乱世，后梁王朝已然呈现大厦将倾之势，乱象丛生。刘鄩离世，朱友谦投降，忠武镇与河中镇相继易主，朱友贞一系列举措尽是亲者痛仇者快之事，致使后梁国势愈发衰微。更有甚者，坊间流传着朱友贞为巩固地位，做出有悖人伦之举，让自己的妻子侍奉老爹朱温，此等行径公然践踏人伦道德，将宫廷内部的腐朽荒诞暴露无遗，不仅令朱氏家族颜面扫地，更使后梁朝堂人心惶惶，为后梁的衰败埋下了更深的隐患。
不同史书对朱友贞评价各异。《旧五代史》称其 “末帝仁而无武，明不照奸。上无积德之基可乘，下有弄权之臣为辅。卒使劲敌奄至，大运俄终。虽天命之有归，亦人谋之不臧也。” 点明他为人仁厚却军事才能匮乏，无法洞察奸邪，德行根基浅薄且受弄权之臣左右，最终强敌压境，王朝覆灭，虽有天命因素，但自身谋划不当也是主因。《新五代史》则批判道 “呜呼！梁之恶极矣！自其起盗贼，至于亡唐，其遗毒流于天下。天下豪杰，四面并起，孰不欲掎其吭而夺其搏哉？然梁亦仅能自立于中者，何也？岂其兵力之强欤？抑亦其内外之谋有以得之欤？及其亡也，因于妇人。惟知任人，而不知策士谋臣之不可失也。” 指出梁恶行累累，朱友贞不知任用策士谋臣，将后梁灭亡部分原因归于他对人才的忽视。《资治通鉴》虽未长篇大论评价朱友贞，但从对后梁政权的记述中，亦能看出朱友贞统治下，后梁内外交困，应对失策，逐步走向末路。
公元 921 年，即龙德元年，河北三镇之一的成德镇爆发兵变，将乱世的风云变幻推向新的高潮。成德镇节度使王镕，身处战事频发之地，如风中柳絮般在各方势力间反复横跳，时而依附朱梁，时而靠拢河东李氏。察觉到后梁气数将尽后，王镕最终决定归附李存勖。王镕此人难称有枭雄风范，地缘形势使他不得不在两大势力间周旋，而其内心又总渴望依附强者，尽显心智不坚定。同时，他性格软弱，《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虽在诸多记载上差异巨大，但对王镕 “仁而无武” 的评价却出奇一致，表明他人品尚可但能力欠缺。此外，王镕毛病众多，沉迷享乐，花天酒地，不思进取；目光短浅，仅满足于坐拥成德镇，毫无对外扩张与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慵懒怠政，不理政务却重用宦官，导致官僚体系长期混乱。如此懈怠的王镕，在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 的乱世中，很快死于部将张文礼发动的兵变。
张文礼，河北人，其早年是幽州军阀刘仁恭、刘守光的部下。此人天生凶狠狡诈，野心勃勃，不甘久居人下。在刘氏父子麾下时，张文礼就曾发动兵变，妄图取刘氏父子而代之，占据幽州。然而，由于准备不足，此次兵变以失败告终。兵变失败后，张文礼在刘氏父子处再无容身之地，遂投奔成德的王镕。
张文礼虽品行恶劣，却深谙自我包装之道。投靠王镕后，他常常在王镕面前吹嘘自己有大将之才，口出狂言，称韩信、白起、孙武、吴起皆不如自己。如此离谱的吹嘘，稍有理智之人都难以轻信，可王镕竟深信不疑，认为张文礼是神级武将，当即委以重任。实际上，张文礼胸无点墨，毫无谋略，真要上阵杀敌并无真才实学。他唯一的 “本事” 便是蛊惑人心。在王镕面前，他将自己包装成一流名将；在将士中间，他搬弄是非，打压级别低的武将，抹黑级别高的将领，以此抬高自己。就这样，张文礼在军中迅速树立起威望，拉拢了大批党羽。时机一到，他便悍然发动兵变，杀死王镕，自己当上了成德军阀。张文礼之名，实在名不副实，称他 “张无礼” 或 “张无德” 更为贴切。
王镕归附李存勖，张文礼拿下成德后，为避免与李存勖翻脸，便上表请求李存勖册封认可。李存勖向来厌恶张文礼这种悖主弑君、以下犯上之人。李存勖以 “复兴唐室” 为立身之本，强调忠义伦理，而张文礼的行为与之背道而驰。若李存勖认可张文礼，恐引发其他附庸藩镇及河东臣公效仿，甚至可能危及自身。然而，成德镇作为河朔三镇之一，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张文礼来投，李存勖尚有周旋余地，若其投向朱友贞，后果不堪设想。权衡之下，李存勖虽满心不愿，最终还是 “姑示含容”，选择了认可接纳张文礼。
李存勖接纳张文礼，并非仅仅是无奈之举，他心中实则另有盘算。李存勖深知张文礼反复无常且野心勃勃，而朱友贞统治下的后梁本就摇摇欲坠。他打算利用张文礼这枚棋子，进一步压缩朱友贞的生存空间。李存勖一方面对张文礼表现出接纳与安抚，让张文礼在表面上对自己臣服，以此稳住张文礼，使其不至于立刻倒向后梁；另一方面，李存勖密切关注张文礼与后梁的勾结动态。他深知张文礼与后梁暗中来往，试图借助后梁之力巩固自己在成德的地位，同时也想利用后梁削弱李存勖的势力。李存勖巧妙地通过各种渠道，将张文礼与后梁勾结的消息泄露出去，引发后梁内部的猜疑与不安。朱友贞本就生性多疑，得知张文礼与李存勖也有往来后，对张文礼的忠诚度产生极大怀疑，不敢全力支持张文礼。如此一来，张文礼在两者之间左右摇摆，却难以真正获得任何一方的完全信任与全力支持。李存勖还故意在军事部署上做出针对张文礼与后梁勾结的态势，摆出随时进攻后梁的架势，使得朱友贞不得不分散兵力，既要应对李存勖的潜在进攻，又要防范张文礼可能的背叛。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朱友贞的后梁政权在军事、政治等方面都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局面，生存空间被李存勖一步步压缩。
张文礼拿下成德后，并未就此安分守己。他一方面表面上臣服于李存勖，另一方面则与后梁暗通款曲，甚至与辽朝也保持着隐秘来往，频繁书信结盟。他企图在各方势力之间寻找平衡，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了扩充实力，张文礼在成德镇横征暴敛，加重百姓赋税，强征青壮年入伍，搞得民不聊生。他还大肆扩充自己的私人武装，培养亲信势力，将成德镇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后梁宰相敬翔收到张文礼的结盟密信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收复河北的绝佳机会，当即建议朝廷出兵相助，无论真心扶持还是将张文礼当作傀儡，都是改变战局的难得契机。尽管战场上局势瞬息万变，敬翔也不敢断言此计必成，但当时后梁在河北战场接连失利，形势极为不利，继续不作为无疑是慢性死亡。在这种僵持颓败的局面下，冒险一试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朱友贞此前未听敬翔之言，执意祭天祭祖而吃亏，此次对敬翔的建议颇为认可，赶忙准备派兵支援张文礼。
然而，朱友贞身边的驸马赵岩却对这一局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赵岩因助力朱友贞即位，深受朱友贞信任，但其人自私自利，毫无忠诚与品节可言。赵岩为了巩固自身权势，极力在朱友贞面前诋毁敬翔的计策。他向朱友贞进谗言说，敬翔此举是为了谋取个人军功与威望，一旦成功，敬翔必将权倾朝野，对朱友贞的统治构成威胁。同时，赵岩还暗示朱友贞，张文礼此人反复无常，即便出兵相助，也未必能真心归附后梁，反而可能引狼入室。朱友贞本就缺乏主见，耳根子软，听了赵岩这番言论后，心中的疑虑顿生，对敬翔的建议产生了动摇。
不仅如此，赵岩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集团，还在朝堂上拉拢一批势力，共同反对出兵相助张文礼。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群臣中散布消极言论，使得原本支持敬翔计策的部分官员也开始犹豫观望。在赵岩的搅局下，后梁错失了可能扭转战局的机会，军队调动迟缓，部署混乱。而李存勖则抓住后梁内部意见不一的时机，进一步加强对张文礼的施压与分化，同时加大对后梁边境的军事威慑。朱友贞在赵岩的影响下，决策屡屡失误，后梁在这场错综复杂的博弈中愈发被动，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深渊。
张文礼的倒行逆施终于引发了各方不满，也为自己埋下了灭亡的种子。李存勖对张文礼的背叛行径早已心怀不满，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予以惩处。而张文礼在成德镇的残暴统治，使得当地民怨沸腾，内部矛盾激化。其部下中也有不少人对他的行为深感不齿，逐渐萌生异心。
就在张文礼自以为能在各方势力间长袖善舞时，李存勖以其背叛之名，调集大军进攻成德。面对李存勖的强大攻势，张文礼慌了手脚。他原本指望后梁或辽朝能出兵相助，但后梁因赵岩的搅局未能及时支援，辽朝也因种种原因并未轻易出兵。张文礼四处求援无果，成德镇内人心惶惶。
此时，张文礼又听闻自己的儿子张处瑾在与李存勖军队交战中失利，急火攻心，背上生疽。在内外交困之下，张文礼病情迅速恶化，不久便一命呜呼，结束了他充满阴谋与背叛的一生。张文礼死后，他的儿子张处瑾试图收拾残局，继续抵抗李存勖，但终究难以抵挡李存勖的强大军事力量。最终，成德镇被李存勖攻破，张氏势力彻底覆灭，成德镇也重新纳入李存勖的势力范围。
《旧五代史》虽未对张文礼有专门的长篇传记评价，但从相关事件记载中可看出对其负面态度。他悖主弑君的行为，在重视忠义的封建史学观念下，被视为大逆不道之举，破坏了当时的政治伦理秩序。
《新五代史》对张文礼这类人物的行径多有批判。其发动兵变，背叛旧主，又在成德镇横征暴敛、倒行逆施，展现出的是贪婪、凶狠且不忠不义的形象，是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地方安宁的典型反面人物。
《资治通鉴》虽未对张文礼有直接的总结性评价，但通过对其一系列行为的记述，如两次兵变、与各方势力勾结等，让读者能清晰感受到他反复无常、野心勃勃的性格特点，其行为严重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军事格局，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