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习行书、草书时，如果最终能够“直入魏晋”，得其风采，那就是学有所成，甚至可以留名史册了。这是历代书家终其一生想要达到的。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们选择了最“便捷”的一条路，那就是毕生临摹学习“二王”法帖，这既是取法乎上，又能避免走弯路或入歧途。
《兰亭序》《圣教序》是学王羲之行草书的两大“圭臬”，始终绕不过去。但也有书家根据数十年临摹经验，总结出了这二者的不足。南宋姜夔曾说：“梁武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惟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这就是说《兰亭序》真伪难辨，恐怕不适合作为学习魏晋笔法的“跳板”。
而《圣教序》出现了笔法不纯正，行气不贯通，不够自然的弊端，而且内容上也不具有“普适性”。古人就说：“怀仁集书于千古绝作，其病在字体衔接太紧，不得纵吝，故香光疑为怀仁自运。盖匀圆整洁止是唐人法，晋人无是也。”
当大家都在纠结到底哪部作品才是学王羲之最上佳的选择时，近期书坛传来喜讯，王羲之巨幅行书出土，它就是《行书道德经》。此作也是在唐高宗在位期间集成，与《圣教序》处于同一时期。据记载，高宗李治“一金换一字”，命褚遂良父子耗时数年方才完成。
此作全卷纵25厘米、横长达17米，洋洋洒洒5200余字，体量相当于3部《圣教序》、16部《兰亭序》。唐代君主自诩为老子李耳的后代，朝野内外都有抄写道家典籍的习惯。这部《行书道德经》同样得到了皇家支持，而且由书法造诣更高的褚氏家族负责，论选字之精、行气章法之自然，《圣教序》只能屈居其后。
如果以真实性、可学性和内容的完备性，《兰亭序》也无法与之比较。这部作品一直见于史籍记载，但在宋代以后销声匿迹，如今重见天日，令人大开眼界。这部作品是原碑的初拓版本，一字不缺，也不存在漫漶和字口模糊的情况，与墨迹无二。
王羲之行书的细节技巧和笔路，可以在此作中清晰看出，如尖锋入纸，提按绞转，轻重、连带以及转折处的一搨直下等，均纤毫毕现。结字的纵势、欹侧、险绝极为明显，字迹大小错落，字与字之间呼应密切，俨然是根据墨迹原稿镌刻而成，极为自然酣畅。
如果我们想学到最纯正丰富的魏晋行草笔法，领悟王羲之不传之秘，以此帖为师，临摹通透便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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