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萨特

我们今天来聊聊一位法国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社会活动家，他就是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

著名学者培根说：“用伟大人物的事迹激励我们每个人，远胜于一切教育。”

很多现代的同学们看到这个名字，首先就会想到“他人即地狱”的说法，还有他和女性主义者、著名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所谓法式恋情“契约式婚姻”，然后就忽略了他的其他很多贡献。由于西蒙娜的姓氏发音听起来有点儿像海狸，“温柔的海狸”、“亲爱的海狸”和“我迷人的海狸”就成为萨特情书对其的称呼。虽然个人生活方式也是社会行为和思想的反应之一，但是咱们今天主要谈的不是个人生活。

在他婴儿时期，父亲就病逝了，之后母亲回娘家生活，他在外祖父母的家里得到了启蒙教育。幼年时开始，外祖父在收到稿费通知的时候都会说，“有人抢他的钱”，意思是稿酬给得不公；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体会到了什么叫剥削。

（如果他们到了百年之后，发现现在写作在很多人来说，这只是倒贴钱的爱好，他们一定会很同情笔者这种人的。）

他是法国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他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在战后的历次斗争中都站在正义的一边，对各种被剥夺权利者表示同情，反对冷战。他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名词解释：西方社会主义，即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现代西方国家中一种反对列宁主义但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是共产国际内部一种“左”倾思潮，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后，在党外发展起来。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是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之一。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是西方存在主义的创始者。存在主义是一个很广泛的哲学流派，主要包括有神论的存在主义、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三大类，它可以指任何孤立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并把它们当作最真实存在的人本主义学说。存在主义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原有存在的基础上自我塑造、自我成就，活得精彩，从而拥有意义。】

萨特反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但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1955年，萨特和其同学、情人兼终身伴侣、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访问中国。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赞扬中国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是一种“深刻的人道主义”。在中国访问45天期间参加了多项活动，去了好多个城市，包括与政府官员的会面、参观工厂和农村、观察文化和教育设施等。因为当时两个国家并没有建交，所以他们的这个行为是非常可贵的（中法两国正式建交是1964年1月27日）。

他们还受邀请参加了1955年的国庆庆典，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萨特对中国人民的热情和活力印象深刻，他注意到中国人在建设新国家中展现出的积极态度和巨大努力！和他写出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样，他的伴侣写出了《长征》来描述中国，对当时的西方了解新中国起到了很大作用。他们介绍，这个古老的中国焕发了新生，如旭日东升。

法国哲学教授让·吕克·南希在《世界报》上著文说：“萨特是个古往今来从未出现过的两面神：没有一个哲学家像他那样在文学海洋中游弋，也没有一个文学家像他那样大举进行哲学操练；我们无法理解，逻辑思辨和形象推演，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竟然在同一支羽毛笔下毫无妨碍地非常清晰地表现出来。”

萨特在代表作《存在与虚无》（1943）中提出，人并非被预定的本质所定义，而是通过自由选择和行动创造自我。这一观点颠覆了传统哲学对人性本质的预设，强调个体的绝对自由与责任。他认为，人即便在困境中仍保有选择的自由，逃避选择即“自欺”（mauvaise foi）。自由伴随沉重的责任，个体必须为自身及全人类的道德选择负责。在戏剧《间隔》（1944）中，萨特通过角色互动揭示人际冲突的本质：他人的凝视将人客体化，导致自我异化。这一命题成为存在主义对人际关系的经典诠释。这些都属于他的哲学贡献，“无神论存在主义”的奠基。

1938年的发表的《恶心》，通过主人公洛根丁对荒诞世界的体验，萨特以文学形式呈现存在主义的核心理念：世界的无意义与个体对意义的主动建构。

此外，还有介入文学（Littérature engagée）。

这手法听起来跟介入医疗有点儿像，总之就是用什么手段介入到另外一个机体当中去，然后达到一个目的。

萨特主张文学应介入社会政治，批判不公。其戏剧《苍蝇》（1943）借古希腊神话影射纳粹占领下的法国，呼吁反抗压迫；《死无葬身之地》（1946）探讨战争中的道德困境。他被那个时候的人们称为不安分的“伏尔泰与司汤达的复合体”。他巡回世界各地演讲和访问时，受到国家元首一般的接待。在欢迎者看来，“萨特就是法国”，他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那位“从纳粹手中拯救法国”的戴高乐将军……

在社会活动方面，他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在他的时代，“公共知识分子”还不是个贬义词。公共知识分子不应该是拿个扇子、戴个眼镜、晃悠着胖脸，然后说自己家里都是知识分子，之后“制造历史”还大言不惭的那种人。

他在二战期间参与抵抗运动，战后公开谴责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反对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与朝鲜战争。这是他反法西斯与战后正义斗争的体现。1964年，他拒领诺贝尔文学奖，批判奖项被制度化权力收编，坚持知识分子独立于权威的姿态，已经提前半个世纪看透了这个奖的本质。他也捍卫言论自由，1970年，挺身担任激进报纸《人民事业报》主编，保护其免遭政府查封，彰显对左翼运动的支持。

他的思想遗产也很丰厚。在《辩证理性批判》（1960）中，他尝试调和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中的个体实践与结构压迫的关系，这个属于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

虽然他自己个人没有直接参与女性主义运动，但是他自由的理论和与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思想交流，也为性别研究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或者可以这么理解，他跟这样个性鲜明的一个女性主义者做了很久的伴侣，那么他应该是支持这种立场的。

萨特的思想激励了20世纪60年代全球学生运动与新左派，成为反抗异化、追求解放的理论武器，他是那时候西方世界左翼活动的精神旗帜之一。

萨特以“介入”的姿态，将哲学思考转化为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与行动。他的思想遗产不仅在于理论构建，更在于实践了一种知识分子对社会正义的永恒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