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华
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事学院
副教授
灵活用工与资本劳动力经营职能的发展
——基于弹性积累体制的分析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1期
作者 | 汪建华
责任编辑 |黄燕华
灵活用工相关议题的研究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分析视野。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的指引下，通过对资本循环过程分析的继承性发展，梳理弹性积累体制下灵活用工与资本劳动力经营职能发展的机制。在弹性生产网络和平台经济下，基于市场需求信息的收集、分析、传递，居于流通阶段（W′—G′）的商品经营资本不断重组生产，从而衍生出对灵活用工的深度需求。企业对灵活用工需求的快速增长进一步导致流通阶段（G—W）资本劳动力经营职能的深化。相关资本主体主要通过规避标准劳动关系约束、按时按质按量供给劳动力来确保生产以灵活、低成本的方式进行。
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显示，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各国大都经历了从标准雇佣到非标准雇佣方式的巨大转变。许多发达国家的数据反映出非标准雇佣比例的显著上升趋势；在发展中国家，非标准雇佣工人占劳动力比例本就长期居高，但一些过去与标准雇佣相关的行业也开始出现非标准雇佣增长的趋势（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16）。欧洲、北美、南美等主要国家劳务中介机构安置的劳动力数量从1997年的451.3万增长至2007年的952.5万，增长了约111%；全球劳动力市场中介市场规模在1994年至2006年间翻了两番，2007年达到3410亿美元（Coe et al.，2010）。美国劳务中介机构数量自1972年至1990年代晚期平均每年增速超过11%（Kalleberg,2009）。
2010年后平台经济的崛起被视为前工业化时期商人雇主制的复兴，以数字化平台为基础的市场分包取代了工业化以来科层制组织内部稳定的分工协作体系（杨伟国，2021；谢富胜等，2022；Stanford,2017），平台用工规模快速增长。据研究者估算，2015年线上零工平台的注册人数为0.7亿，其中约10%为平台活跃劳动者（Heeks,2017）。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23年全球共有545个线上零工平台，劳动者和客户分布在186个国家，全球线上零工总人数高达4.35亿，有1.54亿人以此为主要工作（The World Bank,2023）。一些调查数据综合统计了线上零工平台和基于线下位置的零工平台的用工数量。例如，2018年针对欧盟16国的调查显示，每月或上月在平台上有单的劳动者占成年人口的比例为8.6%（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21）。
围绕资本的生产过程，当前学界业已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学术脉络和分析框架（布雷弗曼,1979;布若威,2008;Gandini,2019）。然而，在弹性积累体制下，劳动力市场结构不断经历重构，弹性生产网络和平台经济相继崛起，不稳定工作和灵活用工大范围扩展（哈维，2013；斯尔尼塞克，2018；Kalleberg,2009），这使得流通阶段劳动力购买过程和资本的用工方式同样成为富有理论潜力的分析对象。关于“劳动力市场中介”“劳务派遣”“外包网络”“平台用工”等议题，学界在经验层面已有不少研究，但仍然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分析视野。如果说对生产过程的分析只是马克思（2009a,2009b）关于资本循环过程三阶段［流通（G—W）、生产（W…P…W′）、流通（W′—G′）］论述的一部分，那么对当前“灵活用工”议题分析框架的构建仍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体性视野的指引下进行。
一、寻找“灵活用工”议题的分析框架
在交易成本学派看来，对交易和生产成本的综合考量决定了企业的活动边界（内部组织或市场外包）。人力资源系统（human resource architecture）理论将这一视野用于分析企业对不同用工方式的选择（威廉姆森,2004;Lepak & Snell,1999）。企业既可选择内部雇佣的方式来开发和培养人才，也可通过外部市场购买人力资本。前者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但会增加生产管理成本（如用于裁减冗员、福利保障、经济补偿、培训等开支）；后者则相反。如能根据人力资本的价值和稀缺性选择合适的用工方式，则能有效处理两类成本之间的张力。对于人力资本价值和稀缺性都较高的员工，企业倾向于内部开发和培养；对于价值和稀缺性都较低的员工，企业倾向于通过外部市场契约获得（如派遣、外包）。
交易成本学派的分析思路在全球企业经营实践层面被广泛验证。建筑业、IT业、传统服务业等行业业务的项目化、季节性特征是企业采用外包、派遣、非全日制用工方式的基本土壤（沈原,2007:194-270；赵炜,2012;项飚,2012;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16:49）。制造业高涨的劳工运动与劳动保护压力则促使企业将部分非核心业务外包至经济欠发达区域，通过廉价劳动力的使用来节省生产管理成本（谢国雄,1989）。20世纪70年代以来，市场环境的变动促使企业借助弹性生产网络在全球大范围调配产业后备军。正是信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以及生产业务的模块化极大便利了市场需求传递、生产网络内部沟通协作、劳动过程监控、运输成本控制和业务流程拆分，从而极大缩减领导企业（lead firm）所面临的交易与生产管理成本（哈维,2013;Wallace & Brady,2010）。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发展同样便利了不同用户群体之间的互动，降低了平台运作的交易与生产成本（斯尔尼塞克，2018）。若单从经济效率与成本的角度分析灵活用工的形成，交易成本学派的视野非常具有解释力。
交易成本学派将“交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威廉姆森,2004:64），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来看，市场主体之间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表象恰恰掩盖了人与人之间实质性的社会关系（马克思,2009a:88-102）。资本通过灵活用工节省生产管理成本（如薪资、福利保障等），本质上是以降低劳动力价值的方式攫取绝对剩余价值。而承接整体业务外包的厂商、承担招聘或用工主体责任的劳动力市场中介与发包业务的生产者、买家实质上也不能视为不同产业部门相互协作的市场主体，而是处于资本循环过程不同阶段、履行产业资本单一或复合职能的资本形态（马克思,2009c:360-362）。
学界对资本积累方式转型的讨论则提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在洞察灵活用工大范围扩展方面所具有的潜力。弹性积累“标志着与福特主义的刻板直接对抗。它依靠同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哈维，2013：191）。资本通过信息技术直接将消费市场需求内嵌于劳动过程，将资本循环过程三阶段反向打通（谢富胜,2007;哈维,2013:185-220）。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分析思路可大致概括为：以往资本积累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劳动过程中分工、协作、技术、管理的优化来提升效率产出；但产品市场饱和、消费需求快速变动的现实驱使资本不得不基于流通阶段所掌握的市场信息动态调整生产和用工安排，既避免不变与可变资本的闲置、降低用工成本，又确保生产效率。
无论哪种资本积累方式，其本质都以剩余价值生产为核心目标。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生产占据支配地位，这个生产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是社会性而非物质性的（马克思，2009d:5）。“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马克思，2009d:23）。正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无休止追逐支配着物质性的劳动过程，也支配着其他要素及各要素相互间的关系（哈维,2017:183-191）。在传统工业生产方式下，资本主要通过改进生产阶段劳动过程的治理方式来提升生产效率。在弹性积累体制下，当大规模生产体系与其他要素不相协调时，资本转而通过流通阶段（W′—G′）对消费市场信息的收集、分析、传递不断调整生产和用工［流通（G—W）］，重新塑造生产、流通阶段的运作方式及彼此间的关系，从而有效回应剩余价值生产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也为理解劳动力市场中介、外包网络、平台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相比劳动力市场中介，外包厂商和平台承担着更为多样的资本职能，但三者都在流通阶段（G—W）回应了资本自由灵活调配劳动力的需求。市场需求的高度变动要求资本灵活调整生产与用工，但既有的社会规制和劳动保护体系限制了资本对劳动力资源的自由调配，基于市场需求不断重组生产也对劳动力的即时匹配提出较高要求。外包网络和劳动力市场中介链的发展一方面能协助资本转移用工关系、外化用工风险、实现劳动力资源自由调配，另一方面能广泛延伸资本的招募触角，确保劳动力按时按质按量的供给（Coe et al.，2010;Enright,2013）。数字劳动平台的发展则体现了另一种经营劳动力的思路（当然其职能并不限于此）。平台凭借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广泛触角和阶段性补贴达成一定用户规模，之后又凭借网络效应、范围效应吸引更多劳动力和客户进入，以此将相关服务行业原本分散的劳动力和客户市场充分整合起来，再借助算法系统对双边市场进行精确匹配，对生产进行统筹管理，对大规模劳动力进行即时高效的动员（斯尔尼塞克,2018;谢富胜等,2022）。
综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是学界理解灵活用工发展的基础，而其关于资本循环过程的整体论述则为分析灵活用工在全球的快速扩展提供了一个富有潜力但有待推进的分析框架。当前灵活用工相关议题的研究所呈现的割裂现状也可在该分析框架下得到整合。因此，笔者将重访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过程的分析，力图从中找到分析灵活用工发展的系统性框架。
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分配制度、市场和政府关系、经济发展的本质目标等方面均与资本主义体制有本质区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与此同时，“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应加以规范和约束。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之间的激烈竞争、市场需求的高度变动进一步驱使中国部分资本将流通与生产深度整合，以更灵活的用工方式获取利润。在这一背景下，对平台、劳动力市场中介、代工商等资本运作逻辑进行分析，既可看到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面向，也能揭示其规避法律监管、损害劳动者权益、无序扩张、寻求超额利润的潜在面向，有助于中国更好地“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
二、资本循环过程的论述及弹性积累体制带来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对生产支配地位的强调为学界理解弹性积累体制下劳动过程与用工方式的调整、劳动力经营职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过程三阶段的整体论述则为本文厘清灵活用工现象的形成机制提供了富有潜力的分析框架。本研究对弹性积累体制下灵活用工的分析正是在这一视野的指引下对资本循环过程相关论述进行继承性发展的结果。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过程的论述及其潜在预设
基于《资本论》第二卷的论述（马克思,2009b:5-112），图1勾勒了资本循环过程三阶段的形态变化和资本职能。第一阶段是货币（G）到商品（W）的转化，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准备。资本家以货币（G）购买劳动力（A）和生产资料（Pm），资本处于流通领域，履行货币资本（买）职能。第二阶段是对劳动力（A）和生产资料（Pm）的生产性消费，资本通过生产过程（P），形成价值更高的商品（W′），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实施过程。资本处于生产领域，履行生产资本职能。第三阶段是商品（W′）到货币（G′）的转化，旨在通过商品出售实现剩余价值。资本处于流通领域，履行商品资本（卖）职能。从资本循环的总过程看，这三类资本职能都不过是产业资本在三个阶段依次采取的特殊职能形式。当产业资本中处于流通过程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职能独立起来、固定下来，便分别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
马克思对资本循环过程的分析主要基于当时正在逐步确立的工业化大生产组织方式，一系列潜在预设也以此为基础。第一个潜在预设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本最为重要，处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只是帮助其确保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辅助性力量。马克思将工业化大生产视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演化方向，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活跃于两个流通阶段，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是其两个亚种）曾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有促进作用，但“一旦工场手工业相当巩固了，尤其是大工业相当巩固了，它就又为自己创造市场，并用自己的商品来夺取市场。这时，商业就成了工业生产的奴仆”（马克思，2009c:375）。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支配着产业（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则正好相反，“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马克思,2009c:366）。大零售商、品牌商及平台的崛起反映了商人雇主制的复兴及商人资本对生产资本或小生产者的支配地位（哈维,2013:86;陈佩华主编,2016;谢富胜等,2022;Stanford,2017）。
与之相应的第二个潜在预设是，流通（W′—G′）服务于生产，但对生产活动的直接塑造相对有限。产业资本完成生产后会将商品出售的工作交由商品经营资本执行。尽管产业资本需为此让渡部分剩余价值，但也极大地节省了流通时间，从而有助于其生产周期的缩短和剩余价值的增加（马克思,2009c:297-312）。虽然马克思也注意到市场需求波动和商品过剩的情况，但他认为流通阶段的不确定性对大工业生产过程的影响相对有限。资本曾以家庭分包体系、过度劳动等方式来应对订单波动，但在工厂法的约束下，这些弹性生产的方式会逐渐被效率更高的工业化大生产取代。增加厂房、机器、工人人数，平均分配全年的劳动量，发展海洋航行和交通工具，是应对订单季节性变动的重要方式（马克思,2009a:549-553）。至于商品过剩的情况，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断开拓海外市场以及在经济危机期间毁灭部分生产力和制成品是两种暂时的解决方案；长期而言，只能通过生产关系层面的革命来解决（马克思、恩格斯,2009:30-43）。与工业生产组织方式不同，流通与生产的深度整合是弹性积累体制的突出特征。
第三个潜在预设是，卖（W′—G′）比买（G—W）更难，商品出售一般由专门的商品经营资本承担，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购买则不需要。前者是从特殊形式的使用价值（商品）到一般形式的价值（货币），后者则相反（马克思，2009a:87）。在流通阶段（W′—G′），资本形态的变化相对困难，占用较大部分的流通时间，而且对资本来说剩余价值的实现也更为重要，现实中往往由专门的商品经营资本代替产业资本执行商品出售职能。而在流通阶段（G—W），随着劳动者的普遍无产化，劳动力可被自由雇佣；同时商品交易普遍化，生产资料容易从市场上获得，在这一阶段只需货币经营资本代替产业资本家执行其购买和支付的职能（马克思,2009b:143-145）。但现实往往更为复杂。如果说在流通阶段（W′—G′）产业资本需要专门的商品经营资本协助其将特殊的使用价值（商品）转化为货币，以实现剩余价值（马克思,2009c:297-312），那么在流通阶段（G—W）产业资本要获取符合生产需求的劳动力，要有效应对生产任务与用工需求的波动，也需要专门的资本承担劳动力高效率供给的工作，确保剩余价值生产顺利进行。如果说在流通阶段（W′—G′）产业资本需要专门的商品经营资本承担保管、售卖方面的工作以避免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丧失（如商品腐烂、变旧）（马克思,2009b:143-161），那么在流通阶段（G—W）产业资本也可能有动机通过发展规避标准劳动关系方面的职能来降低劳动力价值、提高剩余劳动占比。因此，与流通阶段（W′—G′）承担商品出售职能相应的是，商品经营资本在流通阶段（G—W）也承担着复杂的劳动力经营职能。
第四个潜在预设是，降低必要劳动的主要方式是提高劳动生产力。马克思（2009a:199）认为，必要劳动即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既取决于“自然需要”，也是“历史的产物”，包含有“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取决于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文明水准。资本通过变革生产方式、提高劳动生产力来缩短劳动日中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获取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2009a:363-373）。当前生产业务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分包、用工关系的转移或变更与对标准劳动关系的规避体现的是资本降低劳动力价值的另一种方式。资本或通过将欠发达地区更廉价的劳动力纳入生产体系中，或通过用工关系的转移与变更，或将两者相结合，对劳动力价值中“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部分进行操纵，以规避保护性劳动立法和社会契约下形成的相对较高的薪资、福利和保障水准。
总之，马克思对资本循环过程的分析潜藏着四大潜在预设，但相关预设在弹性积累体制下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因此，我们需要详细解析弹性积累体制的运作逻辑，进而分析其生产组织方式与马克思笔下工业化大生产的差异，从而对马克思的分析框架进行继承性发展，为进一步的分析奠定基础。
（二）弹性积累体制的形成与分析框架的调整方向
马克思（2009a）在《资本论》第一卷详细梳理了资本主义生产从手工制造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演变过程。到20世纪20年代，工业化大生产组织方式在欧美发达国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派尔、赛伯,1989）。“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组织化劳工运动、阶级妥协等因素的推动下，福特制进一步将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与高工资、高福利、高保障、劳工集体权利相结合，成为西方企业最为典型的生产组织方式（哈维,2013）。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总体沿着马克思所预言的工业化大生产方向发展，相关预设基本适用。但随着工业产品市场日趋饱和、消费者品味趋于多元化，企业经营环境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对企业而言，如何生产更多产品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如何按照市场需求生产产品并成功将其卖出去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市场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下，福特制下高度固定的组织架构、高水平的劳动保护无疑面临严峻挑战（哈维,2013;派尔、赛伯,1989）。
资本对剩余价值生产无止境的追逐一度推动了大规模生产体系的发展和劳动过程的优化，经济环境的变动则迫使资本重新调整生产与流通阶段的运作方式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信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生产任务的模块化则为这一调整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卫星通信技术的发展有助于领导企业汇聚信息、及时把握市场需求变动，向分公司和外包厂商传递最新决策，并对劳动过程进行监控。在交通方面，集装箱的发明极大降低了海运成本，原材料、零部件和成品的运输极为便利。生产任务模块化有利于将不同零部件、生产工序拆解分包给全球不同地区的外包厂商。跨国资本主导的弹性生产网络的发展正是以上述技术发展为支撑，基于流通阶段（W′—G′）对市场需求的收集、分析、预测来不断重组、分包生产（哈维,2013;Wallace & Brady,2010）。以信息技术为载体，平台一方面成为不同用户群体互动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收集数据、发展算法系统、制定游戏规则、向生产端传递并操纵市场需求信息，并在必要时对生产过程进行管理，对劳动力进行统筹调配（斯尔尼塞克,2018:45-54）。
在弹性积累体制下，生产不断重组，用工需求大幅波动，快速找到符合资本数量及质量要求的劳动力并非易事。与此同时，随着19世纪后期标准劳动关系的发展，与之相关的保护性劳动立法和社会契约（Stanford,2017）使得马克思笔下自由雇佣的劳动力市场受到大范围限制，劳动力价值也因此得到相应提升。如果说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市场上存在着大量可被自由雇佣的廉价劳动力，大工业生产对用工的需求亦较为稳定，产业资本在流通阶段（G—W）只需货币经营资本履行购买、支付职能；那么在当前的生产组织方式下，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环境和既有社会规制体系的双重压力，产业资本要实现对廉价劳动力的自由、灵活、按需调配，则还需有资本在该阶段承担劳动力经营职能。
因此，在弹性积累体制下，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对剩余价值生产支配地位的强调极具穿透力，但其关于资本循环过程的论述应进行一定的调整。在商品经营资本占据支配地位并基于流通阶段（W′—G′）不断重组生产的情形下，其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循环过程也要有所调整（如图2所示）。在原有的资本循环过程三阶段之前存在着一个反向过程，即：资本在流通阶段（W′—G′）收集、分析市场信息后，向生产阶段传导并重组生产过程，这相应地引发流通阶段（G—W）生产资料采购和用工计划的调整；在一系列的反向传导和调整过程之后，才回到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循环过程三阶段。与此同时，流通阶段（G—W）同时存在着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两种职能，此阶段商品资本的主要职能是帮助产业资本实现对劳动力的自由、灵活、按需调配，并对劳动力价值中“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部分进行操纵以降低必要劳动。
三、弹性积累体制下灵活用工的扩展
工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发展完善不仅带来了劳动过程层面生产效率的提升，还带来了标准劳动关系的发展（Stanford,2017）。在资本循环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本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空间上集中起来，通过技术的改进和管理方式的完善，在各部门、各生产阶段、各劳动群体间形成细密的分工和稳定高效的协作。劳动者嵌入科层制等级秩序之中，接受企业的指挥与控制，履行岗位职责，与企业形成相对稳定的关系。企业对细密分工、稳定协作、连续性产出和岗位专用性技能的要求需要劳动者与工作组织建立相对稳定的关系，为雇佣保护甚至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提供基础（谢国雄,1989;杨伟国,2021；Stanford,2017）。与此同时，工业化大生产使得劳动者在生产资料和生计层面依附于企业，在劳动过程中接受企业的管理及支配，劳动者在经济和人格层面从属于资本（马克思,2009d:369-391）。劳资双方地位的不对等为倾斜性劳动保护（如劳动立法、赋予劳工集体权利）奠定了合法性（常凯,2004）。
集中化的工业生产组织方式进一步催生了马克思意义上的大规模、同质化的无产阶级和组织化的劳工运动（马克思、恩格斯,2009:30-43）。与标准劳动关系相关的各项劳动保护举措（如工资、工时、社会保障等）的出台与完善，很大程度上正是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劳工运动挑战、化解阶级冲突所作的回应。英国十小时工作法案的落地以及德国社保制度的出台便是组织化劳工运动推动劳动保护发展的典型例证（马克思,2009a:267-350；郑尚元,2012）。
在弹性积累体制下，占据主导地位的往往是处于流通阶段的商品经营资本，其核心逻辑是基于市场需求的变动对生产业务不断进行分包和重组。这与传统工业化大生产组织方式下生产资本在劳动过程中不断改进技术、完善管理、细化分工、稳定协作的逻辑完全不同。流通阶段与生产阶段的深度整合、生产组织方式层面商人雇主制对科层制不同程度的取代直接削弱了劳动者与组织之间的稳定关系，导致标准劳动关系的衰落和灵活用工的扩展。
下文将分别结合弹性生产网络和平台经济的发展经验讨论弹性积累体制下流通阶段与生产阶段的深度整合如何推动灵活用工的扩展。相关机制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生产端任务随市场需求高度变动、产业后备军的充分动员、组织发展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劳动者经济与人格从属性的变化。弹性生产网络下灵活用工的扩展机制主要体现在前两个方面，平台经济用工的高度灵活性则受到上述机制的全面影响。
（一）弹性生产网络下灵活用工的扩展机制
在弹性积累体制下，制造商的权力逐渐向买家转移，大零售商、品牌商正在大范围重塑全球的生产网络（Gereffi,1996;Gereffi & Christian,2009）。但无论是“买家驱动”（buyer-driven）还是“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全球商品链均通过以下两条路径推动灵活用工的扩展。第一，买家或生产者通过数据信息的收集与分析来把握消费市场的需求和品味变动，进而决定订单采购规模，外包厂商相应调整生产及用工计划。相比大制造商、品牌商，以沃尔玛为代表的大零售商对销售端的数据掌握更为及时、数据挖掘分析能力更强，对外包厂商的订单完成周期要求更为苛刻，更容易衍生发达的外包网络和灵活的用工方式（陈佩华主编,2016:3-51;Womack et al.，2007:48-69）。第二，多层级的分包网络和中介链可以将全球欠发达地区、乡村中的劳动力（包括处于劳动力再生产范畴的妇孺儿童）充分纳入生产体系中。产业后备军的广泛动员导致劳工议价能力被极大削减，劳动者被迫接受不稳定的工作状况，默许资本规避既有的劳动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Jonna & Foster,2016）。
由全球买家主导的灵活生产体系和用工方式在亚洲的出口加工地带有非常鲜明的体现。业务外包与第三方雇佣、短期雇佣等用工方式的有机组合是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企业应对订单大幅波动及全球竞争压力的主要方式（谢国雄,1991;黄岩,2012；刘子曦、朱江华峰,2019;Deyo,1997;Buckley,2023）。代工巨头富士康在全球不同区域的用工方式同样可以说明“买家驱动”的全球商品链中灵活用工运用的广泛性。富士康在中国大陆地区依托业务外包、劳务派遣、实习等方式应对订单的季节性变动（熊易寒,2016;陈慧玲,2018）；在捷克则高度依赖劳务机构，在业务高峰期跨国招聘、输送、管理工人，在低谷期将工人转移回国，直至生产恢复（Andrijasevic & Sacchetto,2017）。
（二）平台经济下灵活用工的扩展机制
尽管在弹性生产网络下资本基于流通阶段对市场需求信息的掌握不断重组生产、灵活用工，但处于全球产业链下游的外包厂商总体上仍然保留了工业化生产组织方式，劳动者对资本的从属关系、科层组织内部的分工协作关系仍然存在，业务外包、劳务派遣、非全日制等灵活用工方式仍属于劳动关系范畴，也可纳入传统的劳动法律规制和监管体系。
在平台经济下，流通与生产的整合程度更高，资本对市场需求信息的收集、分析、传递、操纵能力更强，与传统工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区分更彻底。平台劳动者不再处于集中化生产、精细化分工、稳定协作的科层等级体系中，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掌控流通阶段的平台对市场业务的分包。与之相应的是，平台经济带来的灵活用工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去劳动关系化”的趋势更强，对既有劳动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的挑战更为直接。
有学者将平台定义为“收集、处理并传输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等经济活动信息的一般性数字化基础设施，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用户群体能够进行互动”，并根据平台收费模式和交易商品类别将其进一步划分为服务交易平台、商品交易平台、广告平台（斯尔尼塞克，2018：50-57；谢富胜等，2022）。在第一类平台中，平台会通过“游戏化”实践、客户监督评分、派单、技术监控等方式不同程度地介入对生产的统筹管理，其数字化基础设施是生产组织、劳动控制得以进行的场所，劳动者在平台上出卖的是“劳动力”而非“劳动产品（服务）”（Gandini,2019）。平台横跨流通阶段与生产阶段，集商品经营资本与生产资本形态于一体，将其命名为数字劳动平台更合适。根据是否直接监管劳动过程、是否必须在线完成工作任务，数字劳动平台又可划分为在线工作平台和业务分包平台（吴清军等，2019）；根据是否受限于客户和劳动者的线下位置，数字劳动平台还可分为基于位置的平台和线上零工平台（The World Bank,2023）。
与平台相关的工作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数字劳动平台通过信息技术点对点（peer-to-peer）匹配产生的工作（即平台用工），如在线工作平台的外卖、网约车服务、家政、货运，业务分包平台的微任务、创意设计；第二类是支撑平台运营的相关工作，如共享单车平台的运营维护，社区团购平台的仓库分拣和终端配送，支持平台后台运营的软件研发、客服、内容审核；第三类是平台关联行业的工作，如与电商平台相关的制造业、物流业的工作（吴清军等,2019;杨伟国等,2021:126;Vallas & Schor,2020）。
各类平台主要占据流通阶段，基于对市场信息的传递和操纵来分包市场业务，这注定了其灵活用工的多重基因，主要表现为：第一，平台对海量市场信息的操纵和即时传递能力导致生产端任务高速变动；第二，平台的发展主要基于数字化系统和金融资本对市场要素的组合，自带扩张和垄断基因，平台间竞争激烈，市场发展前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第三，依托数字技术的广泛触角，平台能够大范围动员产业后备军，使得大量劳动者卷入灵活的用工方式中，并削弱其对无保障工作的抵制能力；第四，平台分包市场业务的面向使得多数劳动者与平台的关系难以完全满足经济和人格从属性标准，因此在用工关系界定方面充满争议。第一重影响机制主要体现了平台流通阶段与生产阶段高度整合的特点，后三重机制则体现了平台作为主要占据流通阶段的资本所具有的特征，包括组织发展高度不确定性、劳动力动员高度灵活性和雇主身份高度隐蔽性。
首先，通过对流通阶段信息和流量的掌控，平台将消费端的即时需求传递至生产端，并在这一过程中操纵订单的分配，由此导致生产业务的高度不确定性，进而决定了平台用工及电商平台关联行业（制造业、物流业）的用工需极具灵活性。相比大零售商，电商平台在整合供需双边市场、收集处理数据、向生产端传递并操纵消费市场需求方面的能力均更为强大（谢富胜等,2022），生产端用工灵活性也更强。遵从“小单快返”模式，依托电商平台销售的代工商往往会先做几十件产品在平台试销，一旦产品成为爆款，便迅速将业务外包，或招募大量日结工、厂外赶货工，用工灵活性被推向极致（范璐璐、黄岩,2021）。与之类似，数字劳动平台会将消费端需求即时传递给生产端，且根据劳动者在平台上的表现分配订单（罗森布拉特,2019;陈龙,2020;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21）。如果说在电商平台驱动的商品链中，以星期为单位的订单波动使得代工商的用工极不稳定，那么在数字劳动平台上小生产者的订单变动便是即时性的，用工灵活性更高。
其次，作为主要占据流通阶段的资本，平台的发展主要基于数字化系统和金融资本对市场要素的组合，规模效应、网络效应、范围效应的存在使平台自带扩张和垄断基因。然而，由于进入门槛低、扩张成本低、预期利润高，平台很容易吸引大量竞争者，由此导致组织发展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与传统生产组织逐步改进生产工艺、摸索市场定位、提高生产规模的发展路径不同，在新的市场风口出现后，平台基于商业模式设想、数字化系统和金融资本支持，快速组合劳动力、管理团队等各类市场要素，快速推动业务落地，快速扩大规模，快速占领市场。当其在市场垄断地位竞争中面临失败时，平台同样希望能快速拆解各类市场要素，尽可能转移各类成本和负担。平台企业大起大落和金融资本短期逐利的特性共同形塑了平台在各类工作岗位上的灵活用工倾向（江小涓,2017;斯尔尼塞克,2018;齐昊、李钟瑾,2021；杨伟国等,2021:126-127、131）。
再者，平台借助数字化基础设施分包市场业务，进一步提高对产业后备军的动员能力，这使得更多劳动者被卷入平台生产和灵活用工中。由于平台可触达性强、注册门槛低，工作技能要求总体不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比较灵活，大量处于劳动力市场边缘的劳动者被充分动员起来。数字技术尤其能提升线上零工平台对全球产业后备军（如残疾人、女性、学生、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的动员能力（Graham et al.，2017；The World Bank,2023）。这种低门槛、大范围动员劳动力的方式也导致产业后备军对现役劳动者的潜在压力转化为直接竞争压力，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和团结倾向进一步降低，进而使得资本在推动灵活用工、削减劳动保护时面临更少阻力（齐昊、田勋,2022）。
最后，平台独特的生产组织方式使得劳动者从属性发生变化，导致平台点对点用工中普遍存在“去劳动关系化”趋势。与历史上的商人雇主类似，平台占据流通阶段，将市场业务分包给小生产者（Stanford,2017），这种特征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业务分包平台上。此类平台既不直接监管劳动过程，不限制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地点，仅通过“游戏化”实践和客户管理对生产进行一定程度的统筹引导；也不掌控主要生产资料，因此劳动者对平台的人格和经济从属性相对较弱，难以纳入标准劳动关系。至于在线工作平台（如优步）则既分包业务，也介入生产管理。一方面，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地点有一定的自主性，劳动者自带生产工具，另一方面，平台介入劳动过程的管理，应用程序是劳动者完成订单的核心生产资料；劳动者对平台具有一定的人格和经济从属性，但又与工业化大生产下的从属性关系不完全相同，用工关系的认定充满争议（吴清军等,2019）。对西方平台用工问题的文献梳理发现，关于用工关系的争议集中在在线工作平台（杨伟国等,2021:168-195）。当然，与西方平台普遍使用零工的众包模式不同（Friedman,2014），中国的在线工作平台（如外卖专送平台）为提升服务供给质量、确保对消费市场的掌控，要求劳动者在固定时间内上下班，且在入职管理、派单接单、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等方面都必须严格服从平台的规定，平台与劳动者之间明显存在劳动关系。但即便如此，平台仍能通过直接外包、网络外包、个体工商户三类合作用工模式来掩盖劳动关系（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课题组,2022）。
四、资本劳动力经营职能的发展
企业对灵活用工的使用可能推动相关资本主体的两类劳动力经营职能的发展：按时按质按量调配劳动力和规避标准劳动关系约束。弹性生产网络和平台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带来灵活用工大范围扩展，继而推动资本两类劳动力经营职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用工需求的频繁波动，劳动力按时按质按量的高效率供给这一职能随之深化。正是资本对循环过程三阶段的深度整合推动着流通阶段（G—W）相关资本主体劳动力经营职能的发展。
（一）劳动力经营的具体职能与资本主体
当企业选择更为灵活的用工方式时，在多数情形下只有依靠第三方转移用工关系才能规避既有劳动保护体系的约束。以我国企业的用工实践为例，只有在非全日制、实习、返聘或劳务发包等用工类型中，企业与劳动者直接建立用工关系的情况才不会受到标准劳动关系的严格约束；在大部分情况下，由于企业介入劳动过程管理、劳动者符合主体资格、工作时间超过非全日制上限，企业与劳动者很容易被判定为标准劳动关系（杨伟国等,2021:120-144）。为规避用工责任、外化用工风险，企业往往选择劳务派遣和业务外包的方式，将用工关系转移至第三方（Coe et al.，2010）。规避标准劳动关系的约束、实现劳动力自由买卖、降低劳动力价值便是劳动力经营职能的第一重内涵。
此类职能通常产生于两类情形：（1）在市场竞争压力和较高的劳动保护标准下，企业期望借助第三方用工降低劳动保护标准和用工成本。比较典型者如发达国家的企业（尤其处于正规经济部门的企业），其直接雇佣的劳动者不仅受国家相关劳动法律的保护，而且在薪资待遇、福利保障、就业保护等方面的权益高于法律底线和市场标准。在第三方派遣或业务外包下，用工关系发生转移，劳动者的来源发生变化（如来自欠发达地区、缺乏公民权），企业不必为外围劳动者匹配自有员工的薪资及福利保障水准，因而可以有效控制用工成本，实现利润率与合法性之间的平衡（Peck & Theodore,2002;Kalleberg,2009;Zhang,2021）。（2）流通阶段（W′—G′）对生产阶段的塑造导致企业用工需求的大幅度波动。业务低谷期大规模的人员裁减不仅需要企业支付高额的经济补偿，还可能引发劳资冲突，企业需借助第三方转嫁用工风险、调节用工规模（Coe et al.，2010）。这在弹性生产网络或项目化生产、季节性消费特点较强的行业中比较常见。
实现劳动力按时按质按量的高效率供给是劳动力经营职能的第二重内涵。在流通阶段（W′—G′）与生产阶段深度整合的情形下，资本一般通过多层级外包网络、劳动力市场中介链或平台实现对大量劳动力的即时调配（斯尔尼塞克，2018；汪建华、张书琬，2019）；生产阶段的快速重组也会衍生出对专业技术人才和特定领域稀缺人才的紧急需求，猎头、合同经纪人和自由职业者平台的服务旨在有效回应资本对此类劳动力的快速招募与准确匹配需求（Enright,2013；Corporaal & Lehdonvirta,2017）。此外，企业引入跨国移民劳工也需借助中介链。在跨国劳动力的流动过程中，由于面临着劳雇双方的信息鸿沟、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及国家制度的严格监管，对基层社会劳动力的动员、出国手续的办理、劳工培训、跨国劳务输出和接收等方面的职能往往由不同的劳务中介主体承担（项飚、林德奎斯特，2019；黎熙元、刘兴花，2022）。
在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考察中（马克思，2009a,2009b,2009c），马克思并未在流通阶段（G—W）提及专门的劳动力经营职能和相关资本主体。随着福特制在西方国家的确立，标准劳动关系和内部劳动力市场盛行，企业通常内化招聘职能；即便存在外部公共就业机构、劳务中介和招聘广告，其招聘职能的应用范围也比较有限。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劳动力市场中介及与之相关的招聘、用工关系转移职能才开始快速发展（Benner,2003;Enright,2013）。
劳动力市场中介是活跃于流通阶段（G—W）的商品经营资本的典型代表，当然我们也不可忽略其内部分工的存在。一般而言，劳务中介机构、职业介绍所、合同经纪人、猎头等主体负责劳动力的快速招募和匹配；有劳务派遣资质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负责用工关系转移并承担部分招聘职能，当然由各类中介构成的层级化的中介链在延伸招聘触角、搜寻劳动力方面无疑更有优势（项飚，2012；刘子曦、朱江华峰，2019；Enright,2013）。
相比劳动力市场中介，外包厂商和数字劳动平台的劳动力经营职能还缺乏分析和讨论。在弹性生产网络下，当领导企业将生产阶段的职能外包给各级厂商时，同时也将流通阶段（G—W）的生产资料购买和劳动力招聘、雇佣职能进行相应转移。在这个意义上，外包厂商是内化劳动力经营职能的生产资本，协助领导企业自由调配一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在中国的灵活用工实践中，劳动力市场中介与外包厂商之间的转化可说明两者在劳动力经营职能方面的共通之处。比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多以“岗位外包”的名义将人员派遣至新经济企业的后台运营岗位（如客服）；当人力机构对相关业务较为熟悉时，便转为业务外包（杨伟国等,2021:125-132）。
数字劳动平台也是承担劳动力经营职能的重要主体。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大中小微企业均倾向于通过在线零工平台进入规模更大的专业人才库，以克服招聘障碍，并根据市场需求变动调节用工规模（The World Bank,2023）。对9家全球500强企业的研究显示，相比派遣模式，通过自由职业者平台外包劳务能更加灵活、快速地动员来自全球的技术劳动力，交付质量更高，组织和劳动力成本更低（Corporaal & Lehdonvirta,2017）。数字劳动平台劳动力经营职能一方面体现为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大范围动员劳动力以回应客户市场需求（The World Bank,2023），另一方面体现为通过强调其市场交易中介的属性和劳动者的服务承揽商角色来模糊劳动者与平台、客户间的用工关系，降低用工成本（van Doorn,2017）。
（二）弹性积累体制下劳动力经营职能的深化
上文分析了不同情形下企业的灵活用工需求如何催生两类劳动力经营职能，弹性积累体制下灵活用工的大范围扩展无疑将推动资本相关职能的发展。本小节的分析将进一步指出，在三阶段的深度整合下，企业用工需求频繁波动，劳动力按时按质按量的高效率供给这一劳动力经营职能也随之深化。
如果企业只是因市场竞争压力而选择转移用工关系，那么通过特定的第三方派遣或外包就可解决问题，企业对多层级外包网络或中介链解决劳动力批量招聘的需求有限。以中国部分企业的劳务派遣实践为例，人力机构主要解决关系转移、挂靠问题，基本的招聘职能都由企业自行承担（林嘉、范围，2011；Zhang,2021）。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弹性生产网络下，外包网络与中介链某种程度的组合确保了即时批量化调配劳动力职能的实现。在墨西哥和中国台湾地区，跨国资本主要通过多层级外包网络实现业务和人员规模的伸缩调整；在中国长三角地区，由人力机构、大黄牛、小黄牛、劳务中介、乡村代理形成的中介链是出口加工企业应对订单大幅波动和用工荒的重要力量；在越南和中国珠三角地区，企业可能同时通过外包厂商和劳务中介来应对生产规模的波动（谢国雄,1991；刘东旭,2016;刘子曦、朱江华峰，2019；Buckley,2023）。
数字劳动平台通过更为紧密地整合三阶段来实现对劳动力高效调配的职能。与弹性生产网络的运作方式不同，数字劳动平台先通过便利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丰厚的补贴来创造一个大规模的双边市场，再通过其网络效应和对生产的精细化管理来提高用户黏性、实现市场垄断（斯尔尼塞克，2018;谢富胜等，2022）。数字劳动平台三阶段的紧密整合正是以此为基础。平台既在流通阶段（W′—G′）汇集大量零散、任务化的订单需求，又在流通阶段（G—W）储备大规模可供调配的劳动力以回应即时需求，继而在生产阶段进行统筹管理，最终按时按规定完成相关业务的交付。在平台经济出现前，企业和消费者可以通过专业化机构、人力机构或直接雇佣的方式获取劳动力或服务，如餐馆直接雇用外卖配送员，消费者可以通过出租车公司、物流公司、家政公司获取生活方面的服务，大中小微企业可以通过直接招聘或第三方派遣获取软件研发、创意设计、内容营销、数据分析、标注等方面的人员。但平台能够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极大提升对大规模劳动力的即时调配能力。因此，随着外卖、网约车、货运、家政、自由职业者等平台的兴起，原本由企业履行的招聘、雇佣职能交由专门经营劳动力的平台来承担，原本经营劳动力的机构逐步让位于劳动力动员范围更大、整合双边市场能力更强、数字化管理能力更强的平台（梁萌,2017;罗森布拉特,2019;陈龙,2020;周潇，2021;Corporaal & Lehdonvirta,2017;The World Bank,2023）。
与西方发达国家“平台—零工”二元扁平架构不同，为快速扩张、占领市场，确保每日业务高峰期的劳动力供给，规避潜在的用工风险，中国的数字劳动平台还进一步引入第三方机构，通过多层级的架构对劳动者进行招募和管理，这使得平台经济中经营劳动力的职能进一步分化和复杂化。在网约车、外卖等在线工作平台，第三方机构（如租赁公司、配送商）既能在平台高速扩张期通过运用地方性的关系网络和中介渠道、投放招募广告、执行平台补贴政策来为平台快速批量招募劳动力，又能在日常运营中协助平台进行线下管理、确保业务高峰期的劳动力供给，还能转移用工关系，规避解雇补偿、社保缴纳、工伤事故等方面的责任（赵磊、韩玥，2021；赵磊等，2024；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课题组，2022；Li,2022；Zhang，2024）。
五、结论与讨论
弹性生产网络和平台经济的崛起使得劳动力购买过程和资本的用工方式同样成为富有理论潜力的分析对象。但当前“劳动力市场中介”“劳务派遣”“外包网络”“平台用工”等灵活用工相关议题的研究仍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更未能有机整合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中。
相比交易成本学派基于成本和效率的解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则从资本积累方式转型的角度解析了推动灵活用工扩展的主要机制。无论哪一种资本积累方式，其本质都以剩余价值生产为核心目标。正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生产无止境的追逐塑造了生产阶段、流通阶段的运作方式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在传统工业生产方式下，资本主要通过改进生产阶段劳动过程的治理方式来提升剩余价值生产效率。在弹性积累体制下，当大规模生产体系与其他要素不协调时，资本转而通过在流通阶段（W′—G′）对消费市场信息的收集、分析、传递来不断调整劳动过程和用工，从而有效回应剩余价值生产的目的。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的指引下，通过对资本循环过程分析的继承性发展，梳理弹性积累体制下灵活用工与资本劳动力经营职能发展的机制。
在弹性生产网络下，流通与生产的深度整合既直接导致生产与用工的高度不稳定性，也驱使资本延伸触角、广泛动员全球产业后备军，进而迫使不同劳工群体争相为不稳定工作而“竞次”。在平台经济下，流通与生产阶段整合程度更高，劳动过程和用工不稳定性更强；数字技术触角更广，对产业后备军动员更为充分，灵活用工卷入人数更广，劳动者对无保障工作的抵制能力更弱；组合市场要素的思维使得平台在金融资本驱动的“烧钱”扩张战略和不同平台的激烈竞争中呈现组织发展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进而导致平台在各类工作岗位上对灵活用工的强烈偏好；数字劳动平台分包市场业务的面向使得其与传统工业生产组织方式中的集中生产、分工协作有较大区别，多数劳动者与平台的关系难以完全满足经济和人格从属性标准，在用工关系界定方面充满争议。
流通（W′—G′）与生产的深度整合导致企业对灵活用工的需求快速增长，由此进一步导致流通（G—W）相关资本主体（劳动力市场中介、外包厂商、数字劳动平台）劳动力经营职能的发展。相关职能主要包括按时按质按量调配劳动力和规避标准劳动关系约束。弹性生产网络和平台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带来灵活用工大范围扩展，继而推动资本两类劳动力经营职能的发展，另一方面带来用工需求的频繁波动，劳动力按时按质按量高效率供给的职能随之深化。
本文的贡献在于：（1）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的指引下，通过对资本循环过程分析的继承性发展，为弹性积累体制下灵活用工议题的分析找到系统性的分析框架，为“劳动力市场中介”“劳务派遣”“外包网络”“平台用工”相关议题的整合提供基础，为理解劳动过程与劳动力市场的内在关联提供基础；（2）通过对灵活用工扩展和劳动力经营职能深化趋势的梳理，指出在提高劳动生产力之外不可忽略通过经营劳动力减少必要劳动这一剩余价值获取方式，强调在流通阶段（G—W）商品经营资本劳动力经营职能的重要性；（3）揭示灵活用工和资本劳动力经营职能大范围扩展的主要影响机制；（4）在流通与生产深度整合的背景下，对平台、劳动力市场中介、代工商等资本运作逻辑和逐利倾向进行分析，有助于中国更好地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同时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理论研究。
本文的分析是将灵活用工相关议题重新纳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一个初步尝试，结合既有文献和笔者经验观察可知，仍有不少劳工研究议题需在该视野下深化分析。比如，在流通与生产深度整合的生产组织方式下，用工高度灵活化和资本劳动力经营职能空前深化将如何改变劳动力市场秩序（如不同资本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冲突，劳动者与不同资本主体的冲突及化解方式，获取、输送劳动力的方式，费用结算方式等）？为确保剩余价值生产的顺利进行，资本如何将劳动力市场控制与劳动过程控制有机结合？弹性生产网络与数字劳动平台在劳动力市场秩序层面呈现怎样的差别？不同用工方式（如劳务派遣市场与难以平台化的零工市场），不同国家、区域、行业在劳动力市场秩序层面又呈现怎样的差异？作为流通领域的资本，劳动力市场中介的利润来源是否仅限于产业资本让渡的部分剩余价值，应如何对其不同利润来源的性质进行区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上述问题的分析整合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视野中？这些都有赖于学界更系统的田野调查、经验比较和理论分析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