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梁 | 母行千里

母行千里

——王梦熊口述，陈方梁整理

1953年，我考入南京大学气象系。读书在原金陵大学旧址，教学、生活也是沿用原有的设施，就当时来说是比较先进的，阶梯教室、电动黑板，宿舍的卫生间都让我好奇半天。学习也比较紧张，科目多，必修选修，有些课采用全英文教学，对于我这样一个来自外省小县城的学生，需要加倍的努力。

一天下课后，有个老师找到我，说我母亲来了，叫我赶紧去！我非常惊讶，这怎么可能？我家在浙江宁海，离南京千里之遥，母亲一个小脚女人，不识字，也不会说普通话，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简直不可思议！

我跑到接待室，果然见到了母亲。母亲没有我想象中的风尘仆仆，而是穿着很时髦的呢大衣和皮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没等我开口，她就一句：“真不容易啊，我找了你两天”。原来母亲只知道我的名字，今年考进来的，不知道是哪个系哪个专业；南京大学何其大，学生又那么多，宁海话别人也听不大懂，没办法，最后只好站在食堂门口盯着人看，一个个找。

母亲为什么来找我，又是怎么来到南京的？这一路经历了什么？我看着笑眯眯的母亲，满肚子都是疑问。

向老师请了假，我跟母亲回到她住的旅馆。

旅馆离学校不远，条件也不错，对我的各种疑问，母亲说得轻描淡写：“想你了，来看看你不行啊？”“路上，路在嘴巴上啊！”“出门，当然要注意形象、舍得花钱，穷家富路不知道啊！”最后来一句：没想到你真考上大学了，还真找到你了！

我本来是很感动的，母亲风餐露宿，不远千里来找我，不知经过了多少波折，听到最后一句，我终于明白她为何而来了。母亲是不相信我考上大学，以为我是在忽悠她，她要来证实一下！我简直无语，本来的感动化作了责问：这是怎么说的，你就这么不相信自己的儿子？

她呵呵，为什么你不知道啊。

我知道母亲是说我小时候。小时候的我调皮的很，不肯读书，一天到晚只知道玩。印象很深的是经常跑到南门外游水，母亲就拿根竹杆追着打，但小脚老太哪里追得上我，没办法，就在溪边找个熟人帮着打！就这样，别人8岁上学，我到10多岁才上学，还是母亲硬逼着去的。到学校也不好好读书，老想些鬼主意捉弄同学，成绩也不上不下。父亲呢，父亲是不管的，觉得读书也没多大用处，识几个字就可以了。家里开个小吃店，父亲只负责灶上的事，经营收支都归母亲；下午空闲些，拿几个零钱去搓搓小麻将，日子悠闲的很。

那时正处于抗战时期，宁波的一些学校都往宁海山区搬，抗战口号喊得震天响，父亲也不大去关注，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后来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宁海县城，一颗炸弹落在了小吃店的屋后，炸塌了一面墙。此事后父亲就恨上了日本人，威胁自家生计、生存的恨！

抗战胜利后，我也临近高小毕业，那时中学是要考的，并且可以考多所学校。我报了宁海中学、三门中学、宁海农校等几所，考后就等录取通知。左等右等只来了农校的，其它都没有消息，只好去农校读书。农校办在跃龙山，还未走近，就闻到一股尿臊味，本来心里就失落，这下就更失望了。忍着读了一天的书，就再也不想读了！

怎么办？200斤大米的学费都交了，母亲那里不好交代啊！我就想了个办法，每天和其他同学一样背着书包出门，其实就在外面游荡，吃饭时再回家。可这种小诡计怎么瞒得过精明的母亲？没几天，母亲就开始怀疑，和老师一联系就知道了。生气的母亲想，你不读书，那就干活吧！于是就将家里小吃店要送餐上门的活都归我，算是现代外卖的原始版了。

我每天用双脚奔走在县城的大街小巷，人挤狗追、又累又饿，没几天就吃不消了。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一天我坐在店门口想着，教过我的童老师路过，很奇怪，说“梦熊，你怎么不去读书啊？”我垂头丧气地将情况说了下，童老师更奇怪了：“你被三门中学录取了，你不知道？”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跳起来：不知道啊，通知书在哪里？童老师说你别急，通知书在某某老师那里，但开学都半个月了，不知还能不能入学，我先帮你问问。

我哪里还等得及，拔脚就去找母亲。母亲不信，说通知书呢？我说您去拿钱，我去拿通知书。母亲说“家里没钱”，想想又说“我去借借看”。我知道家里有钱，这是不相信我啊！母亲像模像样地出门“借钱”了，我也赶紧去找通知书。等我回来，母亲还没回，我匆忙地整了几件衣服和生活用品，母亲回了，说“借是借了点，要多少钱啊，也不知够不够”。这戏演的，我拍马都赶不及啊。我说了个大概，母亲说“这么多啊，家里再凑凑，应该差不多了”，转身进去，好一会才出来，又数数，拿针线把钱缝进我的裤腰里才放心。

天色将暮，我出发。宁海至三门50里余，翻山涉水，路黑难行，但我没有退缩，只有担心，开学已经半月，能否继续读书就看这次，我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

夜寂风静，借着朦胧的月色，我步履匆匆。手中的树枝是我的笔墨，脚下的路途是我的考题！我翻过高山，穿过村庄，用胆识和汗水，在大地这张纸上留下了我的执着。爬上铜崖岭，天已微明，我坐下歇息。看看山脚下的目的地，想想这一晚的行程，我举起拳头，大声发誓：“如果这次再不好好读书，我王梦熊就不是人！”

清晨露浓，我赶到了三门中学。看在我连夜赶来的份上，学校倒没有为难，一个教务处的老师，叫我拿出相关证明，带我去办了入学手续。

三门中学原为广仁寺，借寺庙殿宇读书，战乱年代，也没余力改善，条件很差。住的是原寺庙的谷仓，又闷又挤，蚊子乱飞，咬得人睡不着，只好用被单将整个人都卷起来，头上再盖条毛巾；吃饭也是借用寺庙的餐厅，与和尚同食，反正那时也没什么荤腥肉类，不违反戒规戒律；洗澡、上厕所就更不用说了，有个地方就不错了。

在三门中学读了近一年，学习、生活虽艰苦，但教师都很负责，我也立誓好好读书，过得还是蛮充实的。只是距家数十里，来去都要翻山越岭，实在太不方便了！我又动了回宁海读书的心思。打听到当时宁海中学管招生的是教导主任杨老师，就提了点小礼物找到他家里。杨老师听了我的情况和要求，说参加插班考可以，只是难度很大，问我有没有信心。我自问一直在努力读书，就说有信心。

说定后，我将情况告诉母亲。母亲先是吃惊，“你怎么这么会折腾啊”！怀疑我又出幺蛾子。想了想，倒也没反对，如能回到宁海读书总是好的。

插班考时间放在寒假，天很冷，我坐在靠近北窗的位子，拿起笔就像拿着冰块，抖抖嗦嗦地答着每一道题。这件事印象太深刻了，如今近80年过去，想起手还觉得疼。幸亏这番苦心没有辜负，我如愿考进了宁海中学。

经历了这些事，我很珍惜在宁中的学习时光，不仅认真读书，也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宁海中学是一所自带“红色”的学校，由中共地下党创办，据说教我历史的俞岳先生就是创办人之一。当时正值内战初起，学生喊着“要和平，不要内战”等口号，组织各种宣传和游行活动，秉承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办学传统。

教学和管理上，学校很严格也很规范。宁海中学是公认的“宁海最高学府”，学生优中选优，教师经验丰富。当时的同学有杨象富、应必诚、严望营等，还有一个坐轿来的三门叶大小姐，父亲号称海角大王，在三门中学读书时就同过学，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当时教我的老师，记得语文是胡孝心、数学张德恩、物理毛坤江、化学袁宗宪、历史俞岳、美术柴时道，都是能载入校史的名师。

教美术的柴老师很有意思，上课先眯眼环视一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面划一条线，下面划一条线，中间寥寥几笔，然后叫学生根据想像去画，自己就站到教室门口去了。我懒得想像，总是画得很快，一完成就往门口冲。柴老师也不批评，只说不要跑那么快，慢慢来、小心点。胡孝心老师态度最好，总是笑眯眯的。有次写作文，我写上海的姑妈对我很好，每次回来都带很多零食，我就像公鹅一样张开双臂飞奔而去。胡老师说我比喻得好，不但大力表扬，还在课堂上当范文读，从此我就喜欢上了语文；物理老师毕业于北洋大学，教学奉行三不主义：不带课本、不点名、不改作业，而我的物理成绩是最好的；袁宗宪老师属于研究型老师，教学之余搞研究，自己制造肥皂等生活用品，还很畅销，我们佩服的不得了。

班级同学中，数我年纪大，个子高，相对成熟，人也活络，在师生中有一定的知名度。第二年学校竞选学生会主席，同学都鼓动我去参选，还组织队伍，敲起腰鼓，到各个班级为我拉票，这阵势算比较大了，结果顺利当选。记得第一次上台讲话，一时紧张找不到话题，看到旁边垃圾筒挂着痰迹，就说这是珠帘倒挂还是女同学的耳环，以后看到女同学还能不能吃得下饭？算是歪打正着，同学都哄笑，还夸我风趣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