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拉美文学灯塔的熄灭：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永别尘世。
当地时间4月13日，当夕阳最后一次亲吻这位文学巨匠的书桌时，他的笔锋停驻在了89岁。
作为拉美大地哺育的文学赤子，略萨始终在冷峻的叙事中包裹着对底层生命的悲悯，那些穿梭在《城市与狗》操场上的少年、蜷缩在《绿房子》妓院阴影中的女性，都成为他刺破权力铁幕的温柔利刃。
这位将毕生热血浇筑成"结构现实主义"丰碑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今日虽化作天际星辰，却为我们留下了通往拉美灵魂的地图。
若想触摸他文字里最炽热的温度，请翻开浸透着亚马逊河潮气的《绿房子》——当五个支离破碎的人生最终在暴雨中交汇时，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泪水，恰是略萨留给世界最深情的悼亡诗。
他的故事永不落幕，正如皮乌拉城的绿房子永远在记忆深处闪烁微光。
1.一座妓院，一片文明与野蛮的暧昧地带
和《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一样，略萨是1960年代到70年代，“拉美文学大爆炸”时期的代表作家之一。
不过，大家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诺贝尔文学奖知道他的名字的，略萨的作品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诺委会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略萨的小说创造了一幅社会权力结构的图景，用辛辣的笔触描绘个体在此权力结构之下的反抗与挫败。”
《绿房子》也是这样一部无比辛辣的小说。但是，不得不说，《绿房子》还是一本十分特别的小说，因为这本书给人的最初印象就是两个字——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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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难读的地方，在于略萨讲故事的方式相当离奇。《绿房子》涉及两个城镇长达三十年的历史，是20世纪初，秘鲁社会的一个缩影，但是略萨用时空交错的穿插手法，把5个各自独立又互相牵连的故事，用高度碎片化的方式，巧妙地穿插起来了。
一方面，这让阅读变得极具挑战性，读者可能像看一部文字版的《盗梦空间》那样，只感到如坠云雾，毫无头绪。
但另一方面，它也给人十分神奇的阅读体验和跳跃的时空感受，耐心的读者可以获得一种拼图游戏般的阅读乐趣。
不过要说明的是，虽然《绿房子》采用一种奇异又梦幻的方式讲故事，但它字里行间折射的都是秘鲁的真实历史和社会现实。
20世纪初，秘鲁已经是脱离西班牙殖民的独立国家，并且刚刚结束了和智利之间的领土战争，进入社会重建阶段。
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转型时期，也是种种社会问题凸显的时期。
小说的几个主人公，都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边缘人角色，他们身上都隐含着一种文明与野蛮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故事中的绿房子，就象征了这种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暧昧地带。
所以，“绿房子”到底是什么呢？
绿房子是一个妓院的名字，一座名副其实的“青楼”。它位于秘鲁沙漠地区的皮乌拉城，是由外地人安塞尔莫在一块满是沙尘的荒地上凭空造起来的。
它有着醒目的绿色外墙，因此人人都叫它绿房子。在20世纪初，它是皮乌拉城历史上第一座，也是几十年间唯一一座妓院。
在皮乌拉的男人眼中，绿房子是他们的夜间游乐场，但在当地的妇女和神父眼中，绿房子无疑是个罪大恶极的地方。
下面，我们要从故事的主人公之一说起，她就是鲍妮法西娅，一个身份特殊，身世凄惨的妓女。
2. 既是饱受迫害的孤女，也是恶的妥协者
在沦为皮乌拉城绿房子的妓女之前，鲍妮法西娅早年是在圣玛利亚德聂瓦镇上的一座修道院里度过的。
表面上看，身为修道院的女仆，鲍妮法西娅在修女嬷嬷的看护下长大，生活波澜不惊，但实际上，用今天的话说，鲍妮法西娅可以说是人口拐卖的受害者，只不过这种拐卖的行为，用的是文明教化的名义。
鲍妮法西娅原本是一个身世不明的印第安土著，生着一双硕大的绿色眼睛，生活在远离城区的丛林之中。
一次，年幼的鲍妮法西娅和琼丘族的几名族人，遭到皮乌拉警察队的埋伏袭击，鲍妮法西娅作为俘虏，被送进了由西班牙教会掌管的修道院。
修道院里的嬷嬷把她当成一个野蛮人，开始对她进行所谓的文明改造，也就是向她灌输基督教教义和现代欧洲文明社会的价值与观念，并且常常告诉她：
她生来就是一个野蛮的印第安人，这是一种堕落又可耻的身份，她应当好好悔改，笃信基督教，努力做一个文明人，修道院能够收留她，简直就是一种拯救罪人的善举，她应该心存感激。
修女嬷嬷们的反复洗脑有没有效果呢？有。可以说，修道院这种压迫性的管教，确实给鲍妮法西娅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她养成了逆来顺受的性格，这导致她后来即便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也坚信不能回归原始的部落生活，宁愿留在城市里做一个任人欺凌的妓女。
但是，鲍妮法西娅对自己的土著出身，其实怀有本能的归属感，只是这种原本天经地义的归属感，被后天的改造给压抑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当又一批印第安女孩被抓进修道院时，鲍妮法西娅看见这些孩子后更加思念族人，每日不吃不喝，甚至产生了一种连她自己也不明白的同情心。
于是，冲动之下，鲍妮法西娅偷偷放走了这些孩子，自己却没有想到逃走。为此，她遭到修道院的驱逐，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飘零生活。
在那之后，鲍妮法西娅阴差阳错地嫁给了当年带队俘虏她的利马杜警长，随利马杜来到皮乌拉生活。
流氓出身的利马杜性格暴虐，但鲍妮法西娅选择屈从于丈夫。
随后，利马杜因杀人入狱，鲍妮法西娅被利马杜的几个流氓兄弟诱奸，最后被其中的一个流氓何塞费诺诱骗，从此做了妓女，人称“小野花”，意思是来自丛林中的女人。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然的悲剧，鲍妮法西娅的人生是被奴役的一生。
首先，作为来自异族的野蛮人，她受到代表基督教文明的秘鲁现代社会的奴役，即使努力归顺文明世界，也不可能被当成一个正常的文明人看待，反而在文明世界受尽来自所谓文明人的野蛮对待。
无奈的是，她也无法接受回到琼丘族，因此，自始至终，鲍妮法西娅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感，都是非常含混且充满矛盾的。
加上婚姻不幸，鲍妮法西娅便成了彻底无家可归的人了。
其次，作为来自丛林的女人，鲍妮法西娅具有野性的性吸引力，但同时也因为无依无靠的处境，受到了更加残酷、更加肆无忌惮的性剥削。
其实，在这部小说中，大多数女性角色都是男性性剥削的对象，鲍妮法西娅只是她们中间最极端的例子。
现代小说中，妓女通常是一个被盘剥的角色，正如波伏娃所说，“妓女没有人的权利，在她身上集中了女性奴隶处境的所有形式。”
不同的是，鲍妮法西娅不仅被看作低贱的妓女，还因为印第安人的身份，变成了非人的人。也就是说，鲍妮法西娅甚至没被当作正常的女人。
当略萨描述书中诸多男性角色对鲍妮法西娅异样的凝视时，总是反复写到她那“小兽般的绿眼睛”是如何摄人心魄。显然，人们更多看到的是鲍妮法西娅身上的兽性，而不是一种平等且共通的人性。
鲍妮法西娅既受到文明社会的放逐，又自我放逐而成了妓女。等到丈夫利马杜出狱时，她已经是绿房子有名的“小野花”了。
利马杜呢，还是做回了那个无所事事的二流子，一面靠鲍妮法西娅在绿房子的收入过活，一面又不能接受妻子做了娼妓，认为“小野花”丢尽了他的脸。
然而，面对丈夫的凌虐，鲍妮法西娅没有想过反抗，她几乎是麻木地纵容这一切。就像当初何塞费诺非礼她时，鲍妮法西娅也只是红着脸，半推半就地默许了。
沦为妓女后，她甚至自我宣告：“我是个婊子，是个捡来的孤儿。”这是一个服从命运一切安排的角色：既荒诞，又可怜；既是饱受迫害的孤女，也是恶的妥协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