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知识体系。深入研究非洲知识体系，不仅有助于探寻非洲文明的内涵与特质，还有助于进一步打破“西方中心论”等理论偏见，深化对不同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为全球文明共同发展贡献力量。过去十余年来，越来越多来自政治经济学、发展研究、政治人类学、自然科学等领域的非洲学者着眼于批判性地审视知识生产，揭示西方在认识论、方法论和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他们积极探讨如何纠正西方给非洲思想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非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近日，喀麦隆马鲁阿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莱昂-玛丽·恩科洛·恩乔多（Léon-Marie Nkolo Ndjodo）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从哲学视角梳理非洲知识体系的发展历程，分析不同观点之间的争鸣。他认为，构建非洲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摒弃西方鼓吹的具有前现代性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伪科学，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终极视域的解放哲学，同时加强与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学互鉴。恩科洛·恩乔多表示，只有通过这一路径，非洲思想才能为非洲自主发展赋能。
非洲知识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经历殖民之前，非洲社会是如何创造、传播和保存知识的？
恩科洛·恩乔多：在前殖民时期的非洲社会中，知识的创造、传播和保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年发布的《哲学手册：南南视角》（Philosophy manual: a South-South perspective）的阐述，非洲思想体系主要存在两种趋向。第一种趋向涉及青铜时代的早期城市化社会，那时的书写系统蓬勃发展，人们可以通过正规教育途径获取并传播知识。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关于数学、医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哲学等方面的文本与论著。第二种趋向涉及那些缺乏书写系统的社会，这些社会通常是由大规模人群的分散而产生的。在这些社会中，开蒙仪式、宇宙观、史诗、益智故事、谚语和策略游戏在知识的构建与传播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者对两种趋向间差异的探讨仍在继续，提炼其中的主要趋向有助于明确非洲思想的特征。在非洲这片土地的文化中，直觉智慧与神秘主义并存，而理性则关注现象背后的规律与法则。
这样的洞见能够帮助我们避开“民族志哲学”（Ethnophilosophy）、非洲中心主义（Afrocentrism）以及所谓“新非洲思想”（New Afrikan Thought）运动等思潮中表现出的简化论调。这些论调被指为将知识的地位降低到仅依赖直觉和神秘主义，而其观点基于主观唯心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所特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假设。
《中国社会科学报》：宇宙生成论在非洲知识体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恩科洛·恩乔多：许多学者认为，宇宙生成论是非洲知识体系重要的横向参照框架，为各种现象与事物提供了解释原则：宇宙的形成、文化的起源（关涉社会、制度、科学、技术等）、心智功能的位置、思想的组织方式——更准确地说，就是理解、意志和语言这三者间的关系。
非洲宇宙生成论向世界展示了青铜时代非洲社会形态的思想上层建筑，这一点通过技术隐喻得到了证明。一种隐喻表达的例子包括“宇宙铁匠”，它与“陶匠的妻子”相关联，象征着智力即塑造宇宙的积极原则，“铁匠”是知识原理的创造者。另一种隐喻是“宇宙铜蛋”，象征世界的原初状态，其爆炸后释放出构成现实的各种元素。
总体来说，非洲宇宙生成论体现了本体论、认识论与文明秩序的交融。它尤其解释了传统非洲社会与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凸显了以工匠、“农民王”为代表的技术王权的文明功能，这与北欧文明和闪米特文明的骑兵王权形成了鲜明对比。深入研究非洲宇宙生成论将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开辟新的视角。
植根于非洲现实与关切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非洲与西方知识体系在世界观、价值观等方面呈现出哪些差异？
恩科洛·恩乔多：非洲与西方知识体系在世界观、价值观以及背后的经济与社会制度方面有着显著差异。加纳首任总统、泛非主义先驱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在其著作《哲学良知主义：去殖民化的哲学与意识形态》（Consciencism: Philosophy and Ideology for Decolonization）中提出哲学良知主义，并表示：“良知主义是一幅智力力量配置地图，它使非洲社会能够消化存在于非洲的西方元素、伊斯兰元素和欧洲基督教元素，并使它们以一种符合非洲个性的方式融入进来。非洲个性本身是由传统非洲社会所蕴含的一系列人文主义原则所阐明的。哲学良知主义是一种哲学立场，它从非洲良知的现有内容出发，指出了从这种良知的冲突中锻造进步的方式。其基础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最低限度的主张是物质的绝对、独立存在。然而，物质也是相互对立的力量的集合。这种表述的哲学观点是，物质因此被赋予了自我运动的能力。”
非洲传统思想承认物质的绝对性和独立性，认为物质通过存在于对立力量之间的张力而得以存续。这否定了“民族志哲学”以及殖民地民族学（Colonial Ethnology）所推崇的“生命力的奥秘”。“民族学”曾被西方殖民者用于管理被殖民国家，人为地维系这些国家的部落结构和过时的习俗。那时的民族学知识被用于延续传统文化中落后的方面，其目的是以维护系统平衡的名义遏制社会创新。殖民地民族学属于“华盛顿共识”在意识形态上的组成部分，并由西方主导的机构推广。
宇宙生成论也接受原始混沌的概念，而这不同于虚无。此外，它认为世界具有永恒性且并非神创造的。外来思想扭曲了这种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认识，用神创论取代了世界自生的观点。在价值观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上层建筑表现出以下特征：农业国家与社会组织；技术王权；农业神话（奥西里斯神话）记载的农耕伦理；法律和道德优先于强力，以“理性”制服武器。
非洲和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礼仪。通过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样的著作，我们能够比较欧洲与亚非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之间的差异，为推动亚非之间的知识交流打好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全球学术格局中，非洲知识体系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在国际学术交流中，非洲视角又在何种程度上获得了应有的认可与重视？
恩科洛·恩乔多：一批重要人物在非洲独立斗争期间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包括塞内加尔首任总统、诗人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美国作家、社会学家和政治活动家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出生于马提尼克的诗人、作家和政治家埃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还包括同样来自马提尼克的作家、心理分析学家、革命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和前面提到的恩克鲁玛。他们代表了“黑人传统精神”运动和泛非主义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内核。
然而，在非洲国家实现独立后，非洲哲学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迷。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兴起，非洲哲学得以复兴，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在欧美知名大学工作的非洲学者。不过，侨民思想家与留在非洲大陆的思想家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之争。前者获得了西方科学界和学术界的支持，试图将自己的哲学议程推行开来，而这种议程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他们的学说可以被描述为“调和哲学”或对西方主导秩序的某种妥协。
相比之下，后者致力于构建自主的非洲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植根于非洲大陆的现实与关切。尽管面临资源匮乏的困境，但他们仍成功地在国际学术界发挥了影响力，并发展出一种扎根于非洲本土现实的自主思想，其著作通常反映了解放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观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非洲关于外源性与内源性知识体系的辩论？
恩科洛·恩乔多：在我看来，内源性知识与法国哲学理论或者说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相关联。这种知识形式被福柯称为“屈从的”“等级较低的”和“被视为低于必要的认知或科学性水平的”，它们挑战了“知识的科学层级结构”以及大学和教育机构中“科学话语的制度化”。贝宁学者、政治家保兰·J. 霍恩通吉（Paulin J. Hountondji）和喀麦隆学者阿基勒·姆本贝（Achille Mbembe）对内源性知识进行了理论化。
我认为，内源性知识的基础与马克思主义并不兼容。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哲学的终极视域，而那些倾向于迷信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则关注超自然现象、巫术、魔法和占星术。
我在喀麦隆马鲁阿大学从事中国思想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专注于儒家哲学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和活动，注重实事求是、客观真理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才是非洲知识体系发展应当借鉴的道路。
交流合作赋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中国社会科学报》：哪些举措能够助力非洲学者与学术科研机构推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恩科洛·恩乔多：非洲在自主知识生产方面任重道远，沉重的西方殖民历史和对西方的长期依赖是突出的阻碍因素。例如，解放哲学致力于促进思维方式和社会结构的理性化，推进生产力发展与工业化进程，最终旨在建设独立且连贯的生产体系，满足非洲人民的基本需求。然而，世界银行的教育发展规划与非洲解放哲学的主要目标存在显著差异，往往未能契合这一宏伟愿景。
此外，一些项目的失败导致科学世界观在非洲声誉受损。在此背景下，后哲学、后理性话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伪科学在新殖民主义机构中受到扶持。但与此同时，诸如夸梅·恩克鲁玛哲学俱乐部、杜波依斯全球南方与中国研究所这样的机构，为推动独立自主、重视传统且以发展为导向的非洲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框架，并致力于促进非洲传统哲学与技术遗产的科学研究。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来自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学术科研机构的支持都极为宝贵。
《中国社会科学报》：构建非洲自主知识体系如何为全球学术研究注入新活力、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不平等问题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恩科洛·恩乔多：我认为，内源性知识等“替代性认识论”都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科学的失败，因此，它们关注感性、直觉和主观性。这些认识论给当代非洲哲学造成了理论困境。这还意味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给非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它们与殖民地民族学的关联，使得这些理论方法难以真正触及非洲哲学的丰富遗产，这涵盖了宇宙生成论、益智故事、数学论著、道德与政治论著、艺术等多个知识领域。因此，我们迫切需要重新与文学、哲学和美学文本建立联系，以便对其进行认真且系统的研究。唯其如此，非洲认识论才能为全球学术研究作出更多贡献，并助力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如气候变化和不平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非交流合作如何赋能双方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又如何促进双方进一步提升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影响力？
恩科洛·恩乔多：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科学合作往往沿着由北及南的方向展开，许多学术、科研、科技机构属于殖民主义的遗产。随着南南合作的兴起，非洲研究人员正在逐步与中国、巴西、印度等国的同行开展合作。
过去，人们希望借助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等机构来加强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如今，中国非洲研究院的成立被视为实现毛泽东、恩克鲁玛、杜波依斯以及美国歌唱家、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等先行者关于中非在科研和教育领域团结合作夙愿的一个新契机。
在个人层面，中国学术科研机构与埃及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合作，以及与新一代研究人员，包括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前副主席恩科洛·福埃（Nkolo Foé）、“非洲视野”智库副主席高畅（Augustin F. C. Holl）、喀麦隆雅温得第一大学高等师范学院教授查尔斯·罗曼·姆贝勒（Charles Romain Mbele）等人的合作成果，都值得一提。
在我看来，当务之急是鼓励和支持创建更多类似杜波依斯全球南方与中国研究所、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以及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学术科研机构，我本人也曾与这些机构有过合作。近年来，聚焦区域研究的机构在中国不断涌现，越来越多来自非洲的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受邀前往中国进行交流访问，这有力地推动了非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
我致力于深入挖掘中国思想与非洲思想之间的丰富联系。我期待未来能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展开合作，参与组建中非联合研究团队。通过这种合作机制，非洲学术界将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在非洲研究方面的前沿动态，进而推动跨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促进中非学术交流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智力支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陈禹同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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