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军林林总总的派系中，要说最令老蒋头疼的，估计非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莫属。老蒋一生中共有过三次被迫下野经历，其中两次都与桂系有着直接关联，足以称得上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劲敌”了。
影视作品中的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
其实，除了两次将老蒋从国军话事人宝座上拉下台之外，后期代替老蒋行使民国“总统”职权的李宗仁，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广州曾一度面对扣押乃至除掉老蒋的绝佳机会，但犹豫再三后李宗仁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那么，作为曾经在国军派系斗争中水火难容的蒋桂两派，为何面对一个可置对方于死地的契机时又隐忍不发、无动于衷呢？一切还要从1949年北平和谈破裂后的渡江战役说起。
1949年5月，继南京、上海相继获得解放后，我军在沪宁杭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军所实际控制的区域除了西南五省外，相对完整的也就只剩赣南和两广地区了。也恰在李宗仁为战事一筹莫展之际，一向与桂系交好的行政院长何应钦主动递交了辞呈。
对李宗仁而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的事情，但话又说回来，一切又都在他的预料之中，无非是这一天来的稍快些，令自己有点措手不及罢了。
早在老蒋正式通电下野前，他便着手做好了“退而不休”的准备，不仅让陈诚、汤恩伯、张群和余汉谋等人控制战略要地，同时加紧抢运黄金、白银和外汇，总之就是在向李宗仁传递一个信号：虽然我不是“总统”了，但国军真正的话事人仍然是我蒋中正。
影视作品中撤退台湾的蒋介石
可想而知，老蒋后续的遥控指挥将会为李宗仁带来多大压力，连一向对桂系老大哥李宗仁尊重有加的白崇禧，也忍不住在他面前发出了“要做就做真皇帝，莫做假皇帝”的满腹牢骚话语。而何应钦在任时，尚可凭借与桂系的交情和在黄埔系中独有的影响力来平衡彼此关系，使双方在重大问题的表面上都能过得去。
何应钦一走，一无军事指挥权，二无财政控制权的李宗仁就有些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因此，重新任命行政院长并即行组阁就显得迫在眉睫了。在这个问题上，李宗仁将目光放在了国军元老一年前与自己同台竞选的居正身上。
一来居正为人相对正派，口碑、风评俱佳，在资历和威望上也力压当时一众国军要员们，即便老蒋本人也很难过多干预插手；二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居正本人没有明显的派系倾向性，对老蒋保持不卑不亢态度，没有阿谀奉承的姿态，是可以信得过的人选。
不过，李宗仁虽然属意居正，但居正却早已“淡泊名利”，不愿再去趟蒋桂的浑水了，李宗仁也只好就此作罢。恰在此时，自己的忠实“盟友”白崇禧联合粤系将领张发奎、薛岳等人，主动请缨组建“军人内阁”。
早年参加革命的居正
归根结底，白崇禧意在联合两广割据独立，与老蒋的中央系彻底“割袍断义”。当然，他这种利己主义的短视主张，很快被李宗仁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
一方面，在特殊时期搞割据独立既有违国府法制精神，也不利于整体团结共进，白崇禧可以这么想，但作为“代总统”的李宗仁却很难这样做；另一方面，就个人专长和价值体现考虑，白崇禧也应该在一线指挥作战，而不应参与到内部权术纷争中来，这无论对桂系还是国军集体而言都是最优选择。
当然，这只是明面上的理由。真正让李宗仁如鲠在喉的，是对两广割据独立后将迅速被我百万大军分割包围和尽数歼灭的命运担忧，无论他愿不愿意，历史在这一刻似乎已然注定要将他与老蒋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了……
基于这种考虑，权衡利弊后的李宗仁提名由刚刚从太原溃逃广州的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也算是在他与老蒋之间搭建起一道沟通的桥梁。至此，两广“军人内阁”计划也被彻底搁置下来，只是经此辗转反复，粤桂两系将领却在无形中聚成一股合力，为后续与蒋斗争埋下伏笔。
晚年的阎锡山
3个多月后，即1949年9月，老蒋最后一次前往广州“视察”并主动约见余汉谋、薛岳和李汉魂等粤系将领，这期间，他以近乎决绝的口吻给在场众人来了个下马威：谁想暗中联络反对我，我就让谁走在我的前面！
此言一出，大家面面相觑，瞬间秒懂了老蒋这是借此前两广“军人内阁”之事来恐吓打压众将领。只不过，此时的老蒋纵然威严依旧，但在节节败退的阴影笼罩下早已无法形成对这些“地头蛇”们的威慑力，相反，他这番打草惊蛇举动反而让粤系将领们笃定先下手为强的决心。
加之此前老蒋为让汤恩伯上位“福建省主席而公然拿下朱绍良的“越权”行为触动，以粤军元老张发奎为首的几人主动找到了李宗仁，趁机提出“扣蒋”的主张。
岂料他们的主张再次遭到李宗仁的婉言拒绝，心直口快的张发奎抱怨李宗仁“胆子太小”，而李宗仁却向对方说了说出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这位置，你也不会干的。”
影视作品中的张发奎
其实，以李宗仁的清醒头脑不可能没有想到这条路，况且论及私怨，桂系和老蒋历史上累积的旧账不比粤系少，但之所以没选择这样做，李宗仁也有着自己的考虑，这一点，从他日后回忆录中的记述也可有所知晓：
“现今局面下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钱。蒋先生把兵调走，把钱存往他处。我们纵然把蒋扣起来，第一不能把兵调回，第二不能把钱取出，则扣蒋又有何用？固然，把蒋扣起来宣其罪状于天下，可以泄一时之愤，但现在大局已定，不必于败亡前夕，做无补于大局之事，为天下笑！”
当然，李宗仁还有一个无法当面言明的真实想法，即桂系无法脱离老蒋而独保周全。换句话说，要想将局面撑下去，势必要联合两广和西南的一切力量来展开防御抵抗，等到国际局势有所变化，自己方能借助外力继续实现“划江而治”的愿望。
在这一点上，白崇禧也与他有着相同看法。因此，无论是出于维护桂系内部团结还是实现自己最后的幻想，无一例外的都促使他在这一刻与老蒋达成联合处理残局的最后默契“共识”。
话又说回来了，此时的广州城并非当年的西安城，而李宗仁也并非昔日的张学良，“扣蒋”一事自然无法同日而语。归根结底，这不过是粤系将领们在深感人人自危的基础上抱团取暖，采取的一种自救行为罢了。
庆祝广州解放的游行群众
只是，在当时形势瞬息万变、国军败局已然注定的情况下，如果仅仅出于内斗和自保的角度而挑起“扣蒋”风波，这样的行为实在令人有些啼笑皆非，也并无多少格局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