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2日，《申报》刊登了一条消息：“市警局于昨日午后6时，在南京路大新公司门口……枪决抬价收兑银圆，企图扰乱金融，破坏治安之匪徒张权、李锡佑等人。”
彼时，解放大军逼近上海，郊区甚至都可以听得见炮火连天的声音，整座城市处在黎明到来前的兵荒马乱之中。
面对一触即发的大战，两个“经济犯”的死，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更没有多少人想到，这两个被枪决的“匪徒”，差一点就在上海上演了“西安事变”，差一点就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命运。
01 黎明前夕
张权是河北武强县人，早年曾在日本留学。
抗战时期，张权是国民党唯一一支战车部队团长。
在与日军大大小小数十次战斗中，他率领部队奋勇杀敌，重创日军，屡立战功，曾经得到过蒋介石的当面嘉奖。
但是张权对于蒋介石本人并没有多少好感。
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和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来往密切，而且热衷于学习马列著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权越来越深信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中国人民要实现独立富强，非马克思主义不可。
抗战胜利后，他在南京见到了蒋介石，曾经当面规劝其为民族大义考虑，停止内战。
但是蒋介石一心反共，根本听不下去这种劝谏，反而狠狠斥责了张权。
从那以后，张权就对国民政府心灰意冷。
他曾偷偷和亲友抱怨说：“蒋介石媚外窃国反人民，实乃千古罪人！”
正因如此，解放战争期间，“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张权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解放大军百万雄师渡江前夕，他曾经不顾自身安危，亲自冒险前往国民党长江防线观察记录，花了整整三天三夜时间制作了一幅“长江沿线布防图”。
这份极其珍贵的“布防图”，后来被交给了解放军指挥部。
我军以此图为参考，胜利渡过号称天险的长江。可以说，张权为渡江战役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国军孤注一掷，在上海集结了9个军、24个师、6个交警总队，总兵力共约23万人，构筑了各种坚固的防御工事，碉堡、地雷、电网、壕沟星罗棋布。
对于上海来说，决一死战的时刻到了。
1949年5月初，蒋介石亲临上海，坐镇复兴岛，扬言要固守到底，在这个决定生死的关头，张权不由得忧心忡忡。
三大战役结束后，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国民党政府的溃败已经成了定局。只不过蒋介石不肯死心，仍要集中兵力，负隅顽抗。
可是即使是国军坚决抵抗，最多也就是将上海解放的时间往后拖一点而已，改变不了历史的大潮流。
对此，张权心中再明白不过。
他和秘书王亚文说：“徐蚌战争中，国军有精锐的部队，有最新的美式武器装备，尚且打不过解放军，一败涂地。上海一隅，虽号称数十万之众，均残渣余孽，还想作最后挣扎，徒然多死些老百姓而已。”
02 生死关头
张权的秘书王亚文，不是一个普通的秘书，他是我党的地下活动者。
早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之时，中央军委就预见到“蒋介石必定会在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孤注一掷”，决定选派骨干在国军中进行策反。
而王亚文，就是接受组织委派，暗中潜伏在上海的“策反”人员之一。
在他的劝说和鼓舞下，张权决定放手一搏。为了尽最大努力减少损失，为了避免上海沦为一片焦土，更为了避免600万市民生灵涂炭，张权默默下定决心，要改变这场战争的走向。
在王亚文的牵线下，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长沙文汉联系上了张权，暗中支持他发动起义。
但是要起义，光靠张权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
彼时，国民政府在上海的统治力量还相当强固。除30万正规部队外，警察、特工系统也十分庞大。尤其是蒋介石亲临上海后，军统巨枭毛森亲自负责安全警卫工作，森严壁垒，可谓滴水不漏。
所以，张权必须找一些盟友。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驻在复旦大学的132师师长李锡佑。
两人既是同学，又曾结拜过兄弟，而且李锡佑内心深处也比较偏向共产党，是最好的伙伴。
果不其然，张权找上门后，两个人一拍即合，立刻达成了约定。
然而，就在张权等人紧锣密鼓地筹备起义时，临近灭亡的国民党已经几近疯狂。
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为解放军进军全中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使国民党集团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国军内部到处弥漫着紧张和焦虑。
蒋介石害怕国军将领临阵脱逃，更害怕他们临阵倒戈，所以连番对守卫上海的将领展开训话。
他让汤恩伯宣读《战令十条》，一连说了10个“杀”字，恐吓国民党将领不得有二心。
在座军官，个个听得心惊胆颤，头皮发麻。
此外，蒋介石还以“校长”的身份，召开黄埔和中央军校毕业的高级将领座谈会。座谈会上，老蒋恩威并施，封官许愿，号召大家团结对敌，共渡难关。
而他最狠的一招，是直接以“保护”的名义，将全部团以上军官的家眷送去了台湾。
名为“保护”，实质就是拿家人当人质，逼迫国军将领为其死战到底。
03 高举义旗
正因如此，张权的策反工作进行得特别艰难。
例如他和王亚文到青年军209师方懋锴家中进行游说的时候，就遇到了婉拒。
方懋锴面对张权的劝说，长叹一声道:“我是叫花子出身，是蒋经国一手提拔的。他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忍心啊。”
张权说：“你这是愚忠思想，古代还讲良禽择木而栖呢。今天，更要一切以对人民的态度为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