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贾，我要回大寨种地了。”1980年初冬的北京街头，陈永贵裹着褪色的棉袄，蹲在招待所台阶上点燃旱烟。刚被中央批准辞职的副总理，此刻正对着电话线那头的老搭档贾进才絮叨：”咱俩说过的，庄稼人最后还得把根扎在土里。”
这话若是让旁人听见，准要惊掉下巴。毕竟在政治舞台中央站了五年的人，竟真能说走就走。但电话另一端的大寨村，七十一岁的贾进才却只是沉默片刻，随后用砂纸般粗粝的嗓音应道：”回来好，村里新修的蓄水池正缺把式。”
三十四年前，同样是在这片太行山皱褶里，刚当上大寨村支书的贾进才，在土改分地的现场遇见了陈永贵。那个赤脚踩在冻土上的汉子，正把丈量地界的木桩往山梁更高处挪——”贾书记，坡地分给俺行不？”陈永贵搓着皴裂的手掌，咧开满口黄牙：”平川地留给婆娘娃娃多的户。”
贾进才眯起眼打量这个比自己小八岁的光棍汉。那年月，能主动要贫瘠山地的庄稼把式，整个昔阳县都难寻。他抓起把黄土捻了捻：”永贵啊，这坡地要能种出粮，我请你当生产队长。”这句承诺，成了改变大寨命运的开端。
太行山区的寒风里，两个庄稼汉的汗水硬是在石头缝里抠出了奇迹。陈永贵带着互助组垒石造田时，贾进才正忙着破除千年陋习。村里有户人家拿闺女换彩礼，老支书半夜翻墙进去，把裹着红盖头的新娘背到乡政府。第二天拍着胸脯对暴跳如雷的亲家说：”要告状我陪着，新社会不兴卖儿鬻女！”
1952年冬，当陈永贵领着社员在狼窝掌开荒时，贾进才已悄悄打了三份报告，力荐这个只会写自己名字的汉子接任支书。县委组织部长拍着桌子反对：”让文盲当书记？老贾你糊涂！”贾进才把结满老茧的手掌摊在办公桌上：”识字的手能劈开太行山？永贵带人修的梯田，亩产比平川地多三十斤！”
这场人事更迭成了大寨腾飞的转折点。新支书带着乡亲们三战狼窝掌，老支书蹲在工地当石匠。有次塌方埋了三个后生，陈永贵急得拿镐头刨得虎口迸血，贾进才却闷头往悬崖上钉木桩：”嚎啥？赶紧支顶棚！”结果人救出来时，老石匠十个指甲盖全掀翻了。
1975年陈永贵进京任职那天，贾进才往他行囊里塞了包谷种：”官再大别忘本。”这话不是空谈。副总理办公室里常年摆着三件宝：旱烟袋、老羊皮袄、装满黄土的粗瓷碗。有次接待外宾，周总理见他袖口露着棉花，特意嘱咐行政处给做新衣。陈永贵挠着头憨笑：”穿惯粗布了，绸缎硌得慌。”
风云变幻的1980年，当陈永贵卸甲归田时，贾进才正在村头水渠边教后生砌石堰。看见风尘仆仆的老搭档，扬手甩过把铁锹：”来得正好，这段渠基就缺个压阵的。”两个白发老汉并肩挥汗的场景，成了大寨最生动的风景。
老支书的晚年过得清贫却充实。乡政府要给盖新房，他摆摆手住进当年土改分的窑洞；县里送来彩电，他转手捐给村小学。最让他得意的，是亲手带出的十二个石匠徒弟，个个能砌滴水不漏的梯田。有记者问及当年让贤是否遗憾，老人磕了磕烟袋锅：”看着永贵把事办成了，比我自己当官还痛快。”
1994年冬，八十岁的贾进才在修整村路时突发心梗。弥留之际，他攥着陈永贵的手念叨：”村东头那十亩核桃该剪枝了......”送葬那天，大寨七百多口人自发在雪地里跪成白茫茫一片。陈永贵把浸透汗水的羊皮袄盖在棺木上，沙哑着嗓子说：”老贾，这件衣裳暖和，路上别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