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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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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流放宁古塔，80年代有流放大西北，“严打”这个词，对于许多60、70年代的人们或许是个共同的记忆。
1983年，国家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建立更加文明积极的社会正能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为期三年的“严打”行动。
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变革与社会转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与此同时，改革的负面效应也开始凸显，随着国外自由主义风气的流入，社会治安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根据统计，1979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数量为50多万件，可到了1981年就已激增至89万多件，恶性案件呈几何级数增长。
当时的城市，街头流氓团伙横行，农村地区持枪抢劫频发，社会治安形势急剧恶化，民众安全感跌至谷底。
随着社会刑事犯罪率激增、恶性案件频发，政府果断决策，发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在中央的号召和快速抉择下，“严打”行动如同排山倒海般地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形成了强大的震慑效应。
仅仅在1983年至1985年的第一次严打期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刑事案件160多万起，打掉犯罪团伙19万多个，抓获犯罪分子177万余人，其中3万余人被判处死刑。
这场持续三年的"严打"风暴，不仅迅速扭转了社会治安恶化趋势，更通过"从重从快"的司法实践，重塑了社会秩序与法治权威，社会风气得到了有史以来的改观。
在这场严打斗争中，数万名重刑犯被遣送至大西北进行劳动改造，就像古代的流放宁古塔一样，他们在那里得到了人生新的锻炼。
劳动改造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一个特殊的存在，当时面对数量空前的罪犯群体，特别是那些罪行严重但尚不适用死刑的犯罪分子。
政府延续并发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劳动改造政策，将大批重刑犯遣送到了新疆、青海、甘肃等大西北地区进行强制劳动与思想改造。
这可以说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合理安排，毕竟那么多的重刑犯，对监狱系统收容能力是一种极大的考验，在不增加监狱收容压力的前提下，劳动改造是最适合这些人的处理办法了。
如果这些重刑犯能通过大西北这样艰苦的环境得到改造思想的机会，不也是一件更好的事情吗？
况且那个时候全国都在大搞建设，中国的大西北也需要大量的人力搞基建，这些人过去既能提升个人思想，又能帮助国家建设，简直就是一举两得。
于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海柴达木盆地等偏远地区成为接收重刑犯的主要场所，犯人们被编入各种劳动队伍，参与开荒种地、修筑公路、开采矿场等基础建设工作。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些曾经被就放到大西北的人现在怎么样了呢？
当年，被流放的人群里主要都是重刑犯，他们当中有一大批还是高干子弟，因为平日里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养了一身坏毛病，他们不是耍流氓就是仗势欺人，最后在严打里被一网打尽送到了大西北参与劳动改造。
这批人里，大部分文化素质都比较好，来到了大西北之后，负责劳改的领导们根据他们的专长做了分工，把他们分配到了适合他们的位置，让他们参加一些带有技术含量的工种。
通过这样的劳动，他们增加了信心，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身上的坏毛病也随之改掉了，成了对新中国建设的有用之才。
还有一部分是恶性事件的重刑犯，他们被分配到了体力劳动量大的岗位，通过艰苦的工作环境来磨练他们，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曾经所犯下的错误。
这其中有一批人适应了这里的劳动环境，安心下来搞建设最后获得了新生，而有些人因为吃不了苦甚至产生了逃跑的念头，对于这样的人等待他们的只有更加严厉的酷刑。
当然，在这群人里还有一批特殊的存在，她们就是被定为"女流氓"的人们。
她们这批人到了大西北，大多被安排从事纺织、缝纫、农业种植等相对较轻的劳动。
对于这些年轻的女性来说，很多人其实都是一时糊涂才犯了错，经过教育和引导，这些女犯人在刑满后，离开了这里，隐姓埋名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年的大西北就像一个大熔炉一样，接纳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种各样的人们，他们在这里通过劳动改造脱胎换骨得到了新生，当然也有一些人故伎重演，走上了更加严重的犯罪道路。
可以肯定的是，那场声势浩大的严打为肃清新中国的社会风气带来了积极的作用，也为现在的安宁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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