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陈诚回忆，接收的物资包括飞机1000余架，各类枪支83万7千余支，火炮1万2千余门，另外还有大量通信设备、车辆、船舶等 。仅飞机就有1068架，接手就能飞的有291架，经维修后能飞的有626架。除了军备外，房地产、码头、仓库、银行，乃至赌场经营权、证券产业、矿山等更是数不胜数。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的数据显示，共接收日本物资6200亿法币。但这一数据严重缩水，实际接收资产价值不会低于25亿美元，若换算到当下保守估计也有1200亿美元以上。
为了接收这些财产，陆军总部成立了接收计划委员会，作为最高接收机构。同时，行政院设立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7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派有特派委员和接收委员负责接收。各省市也纷纷成立以省主席和市长为主任委员的省市接收委员会。一时间，各战区、各部会、各省市都划定了自己的接收范围， “接收大战”全面爆发，完全是手快有、手慢无的局面。
以上海为例，参与接收工作的机关多达60多个，包括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德侨管理委员会、上海市接收委员会等。为争抢利益，各机关时常发生冲突。比如，汤恩伯率领的第三方面军与淞沪警备司令部，曾为争夺一处日军俱乐部展开枪战；宣铁吾掌控的上海市警察局，也多次与军统发生火拼。
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行径极为猖獗，当时流行“三洋开泰”和“五子登科”的说法。“三洋开泰”即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五子登科”则指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作家王鼎钧描述，东北老百姓将国民党称为“五强”。原本“五强” 指代美、英、苏、中、法五个强国，此时却成了强买、强卖、强借、强住、强取的代名词，说白了就是明抢。在上海，8500多栋房产中有5000多栋被霸占；南京2000多栋房屋，几乎全被各单位以各种名义霸占。此外，监守自盗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如汉口保安大楼内存放的贵重物品，在查封时不翼而飞。
在众多贪腐者中，孔祥熙和宋子文家族最为突出。曾有报道称，宋子文批准杨子公司结汇3亿美元，占当时国家总外汇的88%，舆论哗然。虽然后来证实报道有误，实际结汇金额为300多万美元，但民众却认为宋家本就该如此贪婪。
国民政府并非不想整治贪腐。到 1947年6月底，两年间全国各地法院审理终结的贪腐案件达16794起，涉案公务人员17454人，其 6258人被判刑。然而，被惩处的人数仅占被告总数的37.5%，更多的腐败行为未被追究。
1945年9月25日，蒋介石致电上海市市长钱大钧，要求整顿上海地区的奢靡风气。但钱大钧本人就是奢靡腐败的典型，当时人们戏称他为“钓大钱”。
1949年7月30日，新中国成立前夕，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沮丧地指出，国民党文武官员在收复区的恶劣行径，使国民党迅速丧失了民众支持与自身声望。国军在决定性战役中的失败，并非因武器弹药短缺。历史证明，一个丧失信心的政权和一支士气低落的军队，注定无法经受战斗的考验。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并非仅仅是因为军事上的胜利。军事胜利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于国民党内部的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