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ppy Wedding」
五一长假不远了，随着这个传统婚礼旺季而来的，还有新人绕不开的话题——彩礼。
彩礼是怎么来的？它是否合“礼”且合理？东阳人的彩礼习俗是怎样的？我们为什么要反对高额彩礼？
热词“彩礼”
近年来，从街头巷尾到网络空间，彩礼一直是热词。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释放出治理高额彩礼的积极信号。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关注彩礼问题，7年来，中央一号文件6次点名“高价彩礼”：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提出治理要求，2021年后中央一号文件连续5年提出治理“高价彩礼”。从这些密集的关注中不难看出，许多新人及家庭正饱受高额彩礼带来的困扰。
01.以索聘为丑行
古时东阳人的彩礼观
中国是礼仪之邦，凡事都离不开一个“礼”字，婚姻概莫能外。
彩礼的起源
彩礼的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纳征也叫纳币，即男方家把聘礼送给女方家，聘礼应该就是今天彩礼的前身。
康熙《新修东阳县志》记载：“古有六礼……本邑所行，约略有四……纳币以白银为主，副以金花、彩缎、钗钏、珠翠之类。”可见，在清康熙年间，大部分东阳人结婚，男方需准备包括白银在内的聘礼给女方。
康熙《新修东阳县志》中提到了一位“荷亭卢氏”，他说：“婚礼之有币，其来远矣。近世大族以受币为嫌，间有家贫而受数星者，则共非笑之。”说的是东阳有声望的大家族耻于收婚礼聘金，偶有家贫者收下了部分聘金，就会被人非议嘲笑。
这一点，在许多本地望族的宗谱里可找到依据。比如，《高城吴氏家谱》就提到，男女婚姻“必须择温良有家法者”，即要选择家教良好的女性，不能因为贪图富贵而亏择配之义，更不能索取大数额的聘金或者嫁妆。《东阳长衢郭氏宗谱》也有相同的规定：“酌定婚姻：凡嫁娶，实为鼎宗完伦之大节，止当问其族之望，不必问其家之厚也，如或索聘责奁，此是浇风丑行，吾族惟宜以择婿选妇为要，后日必须谨守为戒。”可见，在世家大族看来，索要聘金堪称丑行。
尽管不收聘金被写入许多村庄的宗谱，民间嫁娶收彩礼的现象应该还是客观存在的。翻开1994年版的《东阳市志》，关于民国之前婚姻的仪礼习俗，书中这样记载：“定亲，要‘双媒’，备拜帖、礼帖、庚帖连同聘礼送女方。女方要设酒招待媒人，并以‘回程’”。对于“回程”，新编《东阳市志》进一步作了解释：“聘礼分钱、物两类……女方收礼，物可全收，钱须酌情回还，并附以礼品，俗称‘回赠’”。也就是说，男方送聘礼虽然是仪式必走流程，但女方父母多是象征性地收下部分礼金，不能全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当时的东阳年轻人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婚礼仪式随之简化和改变，不再像过去那么繁缛。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人们又开始讲究结婚要有“三机一表”（缝纫机、收录机、自行车、手表）等，八九十年代则风行组合家具、彩电、冰箱、洗衣机、录像机、照相机等，一直演变成今天的彩礼。
从历史和传统的视角看，彩礼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虽然女方家收了彩礼，但也要准备相对应的丰厚嫁妆，以保证女方婚后的生活质量。但到了今天，现代婚姻真的需要彩礼吗？
02.东阳人的彩礼故事
彩礼风俗随时代的发展不断演变，在不同年代，东阳人讲究什么样的彩礼？他们如何看待彩礼？
60后-00后如何看待彩礼？
60后
在巍山镇，刘春梅家中墙上至今挂着一张泛黄的结婚照。1983年的春天，男方托媒人送来了用红纸包着的800元彩礼。“那时候，800元可是我爸一年的收入，但我家退回了其中的500元。”刘春梅回忆道，“收下的300元，买了两床棉被、一个暖水瓶，我爸还给我老公买了灯芯绒布料做衣服，剩下的就留在娘家当作家用了。”刘春梅说，她的父亲曾说，彩礼是心意，不是买卖，他更看重男方的人品。婚后多年，夫妻俩一直恩爱有加，用刘春梅自己的话说，生活上“没吃过苦”。如今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她除了日常照顾孙子，闲时就和朋友聚会，生活过得很顺心。
家住横店的乔兰芳当年结婚时收到了2000元彩礼，这笔钱最终被塞进作为嫁妆的雕花木箱里，带回了男方家。“结婚那天，我爸把彩礼的红包往嫁妆箱底一压，转头又去买了3斤红糖添进嫁妆，那会儿红糖可金贵着呢，3斤的价格差不多是半月工资。”她笑着比划着手腕上的镯子，“结婚那天，彩礼除了现金，还有被子、绸缎面料、缝纫机等，被子中间还藏着我老公外婆传下来的老银元打的镯子，当时能抵得上半年口粮钱。”乔兰芳说，男方家给的厚礼让她觉得自己备受重视，婚后彩礼都用到了日常生活中。“要我说，彩礼就是个彩头，跟过年包红包是一个道理。”乔兰芳说。
70后
“当年领证时，穷得连喜糖都买不起，只请亲戚吃了顿饭。”今年52岁的夏优良回忆道，登记结婚时，他和妻子刚在世贸大道上盘下了一个小作坊，两人白天打磨红木家具，夜里就睡在堆满木料的仓库里。“那时候哪敢想办婚礼的事。”直到红木家具生意渐有起色，夫妻俩才在孩子上小学那年补办了婚礼，“当时我们都不在乎有没有彩礼或者嫁妆，而且两个人家里条件都一般，我就和她商量，靠我们自己打拼出家业，没必要再走彩礼、嫁妆的形式了。”夏优良一直记得老丈人在婚礼上握着他的手说的话：“彩礼我们就不收了，但请你一定要对我的女儿好。”事业有起色后，夏优良再没让妻子干过重活。
王聪的感情经历因彩礼而有些坎坷。之前，他与前女友恋爱4年，婚姻只差临门一脚，却因彩礼而分道扬镳。“我弟买房缺100万元，我得帮衬点。”女孩对王聪说，“就当婚后债，我们一起还。”王聪说，前女友明知自己拿不出这笔钱，却丝毫不肯让步，两人因此分手。后来，通过相亲，王聪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两家父母商量后，决定在各自能力范围内，给出对等的彩礼和嫁妆。“现在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舒心。”王聪说。
80后
今年45岁的陈爱是东阳江镇人，她对父亲退还彩礼一事记忆犹新。2008年冬天，男方家托人送来8888元红包，被陈爱的父亲原封不动退了回去。虽然8888元并不算多，但这笔钱在当时已是男方家能拿出的最大诚意。双方父母见面商量时其实没有提及彩礼、嫁妆，是男方坚持要按习俗给彩礼。“人品比黄金贵，他对你好，比啥都强。”陈爱父亲的话坚定有力。在他们一家看来，彩礼只是婚礼流程里的一个过场。
与陈爱同村的陈晓晓当年结婚时，她的母亲张女士在雕着“龙凤呈祥”的红木箱里放入了蚕丝被、青瓷碗碟作为陪嫁，底下压了一张银行卡，卡里是男方给的6.6万元彩礼，密码是婚礼的日期。”张女士说，“这钱得留给他们应急，当爹妈的哪能用！”
家住横店镇的厉春晓结婚前，双方父母商量好了婚礼当天的彩礼只是走过场，女方家不收彩礼。然而，婚礼当天厉春晓的父亲突然变了卦，将高额彩礼全数收下自用。他的这个举动，让小夫妻傻了眼，也让这场婚姻在最初就产生了裂痕，并于几年后破裂。
90后
问及彩礼，家住湖溪镇的蒋盈盈掏出手机，向记者展示了婚礼的电子请柬。画面中，新人的婚纱照悬在两家客厅中间。“我们和双方父母商量好了，娘家婆家两边都住。我的婆家在巍山，娘家在湖溪，基本上每个月换一个地方住，想父母了就随时回去。”蒋盈盈解释道，“两家不出彩礼、不备嫁妆，这样就算不上嫁女、娶妻，两边都是家。”
蒋盈盈的闺蜜王莉结婚时，双方父母约定，男方用彩礼钱购车、装修婚房，女方则陪嫁30万元现金与房产，用于共同生活。“我和丈夫商量后决定把这30万元存起来，当作育儿基金。”
00后
近日，在木雕小镇旁的咖啡馆里，年轻情侣吴成浩正在和女朋友小声商量着婚事。桌上摆着两份清单——男方列的“彩礼预算”和女方列的“嫁妆计划”，数字栏都空着。“我们准备搞‘盲盒彩礼’。”吴成浩说，“她选个日期当密码，我往银行卡里存彩礼，婚礼当天揭晓。”双方父母早在半年前就达成共识，彩礼、嫁妆让孩子们自己决定。小情侣决定利用各自的积蓄结婚，不靠家里帮助，为此他们特意开了一张新的银行卡，计划将各自最终确定的彩礼和嫁妆共同存入卡中，作为小家庭的第一笔“家庭发展基金”。
新婚的潘辉送给女方家的彩礼，是所有受访对象中金额最高的，“为了表示对女方的重视，我家准备了288万元现金和188克黄金，我想在能力范围内给她最好的。”女方的父母觉得，彩礼在婚礼中只是走个过场的事，因此这些彩礼最终成了小家庭的启动资金。潘辉认为，彩礼和嫁妆的关键并不是钱，而是双方父母托举新人小家庭的心意。
（根据受访者要求，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03.让彩礼回归“礼”
当婚姻被贴上价格标签，彩礼成为婚姻的“准入证”，种种现象令人不得不深思：彩礼真的是婚姻的必需品吗？
高额彩礼的出现，背后有多种因素交织。在我国部分地区，因养老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彩礼因此异化为“一次性养老保险”。一些父母将女儿的婚姻视为改善经济状况的机会，将彩礼金额与养老保障挂钩。此外，数据显示，我国部分地区男女比例失衡严重，男性青年婚恋竞争激烈。在这种情形下，女方家庭容易产生“待价而沽”的心理，从而进一步推高了彩礼金额，婚姻也演变成“竞价拍卖”。而且，在不少人的观念里，彩礼越高，似乎越能彰显男方对婚姻的诚意，这在无形中助长了攀比之风，让彩礼金额愈发失控。
从“纳征之礼”扭曲为“婚姻标价”，让多少爱情还没走入婚姻就夭折在了讨价还价上？高额彩礼引发的“因婚致贫”现象近年来屡见不鲜。有的家庭为凑彩礼而借贷，这笔债务最终成为婚姻的沉重枷锁。高额彩礼笼罩下的婚姻，也容易滋生“交易感”与“对立感”。女方可能会因此被婆家轻视，男方则因“负债”而心怀不满。如此一来，原本应是充满爱意的婚姻，却在彩礼的重压下摇摇欲坠。
破解彩礼之困，需要从多个维度发力。一方面，要积极调整部分地区的人口结构，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婚姻价值观；另一方面，需进一步完善法律和保障制度等。只有让彩礼摆脱铜臭气，回归“礼”的本义，婚姻才能真正轻装上阵，驶向幸福的彼岸。
融媒时评
婚俗改革 硬管不如巧疏
“婚俗改革不能硬邦邦地管，得顺着脉络巧疏引导。”近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何莉莉介绍，自入选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县（市、区）以来，我市通过文化浸润、机制创新、民俗重构，让婚俗文明“软着陆”。
2020年，我市制定《东阳市全省婚俗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其中就包括开展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专项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营造良好社会风气。与此同时，我市增加优秀婚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比如开展集体婚礼等。
在基层，我市众多村庄积极响应，将婚俗要求纳入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乡风评议会等自治组织。比如湖溪镇镇西村不仅组建了红白理事会、乡风评议会、“帮帮姐”说事会等组织，还制定道德积分兑换等一系列激励制度，大力倡导婚庆彩礼应量力而行，许多村民因此主动摒弃了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不良婚俗。与此同时，党员干部纷纷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从自身做起。
未来，我市将持续深化婚俗改革，不断完善各项机制，加大优秀婚俗文化的传播力度，让文明新风惠及更多家庭。
东阳市融媒体中心 见习记者 金婧婷
编辑：刘海杰
二审：董之震
终审：吴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