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锐 这是关于云南咖啡走出大山三段故事：
2007年，咖农番啟佐背着咖啡到上海推广自己种植的小粒咖啡，让云南咖啡走出了大山，被外界知晓并认可；
2012年，王加维从深圳回到保山潞江坝新寨村任村委书记，他与2000多名咖农一起，将偏僻小村打造为“中国咖啡第一村”，实现咖啡产业化；
2019年，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向国际咖啡巨头公司发出公开信，质疑其“低价收购”云南咖啡的合理性，为云南咖啡的收购价争取更多话语权。
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云南省咖啡种植面积为119.3万亩，产量为15万吨，种植面积与产量约占全国98%。2024年云南出口咖啡3.25万吨，同比增长358%。
尽管云南咖啡出口量仅占国际市场份额的约1%，但是在全球咖啡价格持续走高以及中国咖啡消费市场兴起和扩大的背景之下，云南咖啡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
3月26日至4月7日，经济观察报记者赴云南咖啡三大主产区之一的保山，记录下云南咖啡发展之路上“翻身仗” 的斑驳片段。
咖啡出山的翻身仗
地处云南西部的保山，是与缅甸接壤的边境城市。潞江坝西靠高黎贡山，适合咖啡种植的区域海拔在600米至1900米。
番啟佐今年49岁，是云南省保山市潞江坝的“咖三代”。在2000年至2007年咖啡豆价格持续低迷的数年间，皮肤黝黑、性格内敛的番啟佐却做出了与其他咖农不同的选择：没有砍掉自家的咖啡树，背上咖啡豆走出大山。
2022年，番啟佐经营的佐园咖啡农场成为首批获云南省农业农村厅认定的“云南省精品咖啡庄园”。同年，番啟佐还被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下称“云南省农科院”）聘为产业研究员。
在番啟佐的记忆里，他的咖啡种植生涯始于1988年。那一年，12岁的他跟着大哥租下了30亩地种植咖啡。
“小时候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种咖啡能换大米，就是为了填饱肚子。”番啟佐说。10年后，22岁的番啟佐又租下90亩地单干，这也是佐园咖啡庄园的起点。
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会长李晓波称，1988年起，云南咖啡产业的发展与雀巢等国际咖啡公司深度绑定，广泛种植适用于速溶咖啡原料的卡蒂姆品种，雀巢公司给出的收购价主要参考国际咖啡期货价。
番啟佐说，保山潞江坝的咖啡种植时间可以追溯到1952年，因历史原因当地主要种植的咖啡品种是铁皮卡。但在20世纪90年代，保山很多种植咖啡的农户挖掉了铁皮卡，改种卡蒂姆，后者易种植，产量也更高。
“咖农没什么钱，不怎么施肥，咖啡种下去就不管了，品质也不好。”番啟佐说自己因为一些说不清的“舍不得”，坚持种植铁皮卡，咖啡也主要卖给云南咖啡厂（隶属云南农垦集团）和一些零散的外贸商，解决了温饱问题。
但2000年至2007年间，咖啡国际期货价持续低迷。那时种植咖啡不仅赚不到钱，不小心还会赔钱。“最差的时候，咖啡豆的（价格）约为2.6元/公斤，卖了还不够（采摘）工钱。”番啟佐说，一年到头几乎没有收入，日子过得很艰难。
2007年，扛不住的番啟佐偶然得知上海举办国际食品展览会，决定去试一试。他背着10斤咖啡豆，从保山到昆明坐六七个小时的大巴车，再坐飞机到上海。
初次参展，番啟佐没有独立展位，只能找人借了一块小地方摆咖啡，特意介绍自己的咖啡来自云南保山。
彼时，云南咖啡在市场并没有名气，有人还劝他贴上其他产地或品牌的标签。
第一次参展没有获得新客户，但结识很多同行的番啟佐才意识到，不同品种咖啡间的品质差异竟如此之大。
自那以后，番啟佐咬牙坚持参加两届上海国际食品展览会的同时，又向云南省农科院的专家请教如何改善咖啡品质，甚至跑到北京、广州、青岛等城市的咖啡馆自荐云南咖啡。
“我觉得还是好心人多，愿意给我们机会，十多年过去了，有些客户至今还在合作。”番啟佐说，2010年前后，随着国际咖啡价格回升、国内咖啡消费逐渐兴起，种植咖啡才开始重新赚钱。
经历漫长的咖啡产业发展低谷期，番啟佐决心要做精品咖啡。
按照行业定义，精品咖啡指优选适合品种、合适区域种植、口感风味独特，通过适当方式加工，经专业机构或组织品鉴，杯测分在80分以上的优质咖啡。
“精品咖啡属于小众市场，比普通咖啡的市场价格更高、也更稳定，受期货市场的影响不大。”番啟佐说他的精品咖啡之路，一走就是十多年，个中曲折他鲜少提及，只说“没想那么多”。
云南省保山市政协副主席、咖啡专班组长温仕红评价番啟佐，是保山甚至是云南省真正老老实实靠盘土地、种咖啡获得业界尊重的“中国咖农第一人”。
2022年7月，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下称“热经所”）与保山市佐园咖啡有限公司合作，通过7代选育而成的“云咖RJS1号”“云咖RJS2号”，通过了云南省种子管理站的品种鉴定，成为云南本地咖啡发新品种。2019年至2024年，佐园的咖啡豆还4次入选星巴克全球甄选系列。
目前，佐园咖啡庄园种植面积约为3000亩。番啟佐跟记者说，今年咖啡豆的价格是近50年来最高，咖农普遍可以实现1.3万元/亩至1.5万元/亩的收入水平。以他庄园里不同品种的咖啡收购价为例，精品卡蒂姆约80元/公斤、铁皮卡约260元/公斤、瑰夏约1200元/公斤。
云南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目前云南咖啡主栽品种是卡蒂姆系列品种，占全省咖啡种植面积超九成；2024年，云南省咖啡生豆平均价格为41元/公斤，精品豆均价67.4元/公斤，较生豆均价高64.4%。
番啟佐说，今年收益不错值得高兴，但新周期正在来临，要摆脱周期困扰，“精品咖啡的路还要继续往前走”。
“三产”发展的翻身仗
2012年，在番啟佐埋头研究咖啡育种的时候，王加维从深圳回到了家乡保山市潞江坝新寨村，担任村委书记。
那时，新寨村里的管理基本是瘫痪的。“村里50多个年轻人天天喝酒打架斗殴，经常在村闹事。根本办不了公的村支书、主任就不愿意干了。”王加维说。
2025年3月27日，经济观察报记者初次到访新寨村。从山脚下到写着“中国咖啡第一村”的居住区，大约有3公里的盘山公路。而2012年王加维刚回村时，这还是一条下雨就“上不来、下不去”的土路。
王加维上任后，与村干部们重新规划了发展思路，第一步先抓治安。“我们把带头闹事的5个人叫到村里做思想工作，陆续安排到修车厂上班。”王加维说闹事的年轻人出去打工赚到了钱，村里的治安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
第二步是抓教育。“以前，潞江镇有24所小学，我们村的小学（成绩）倒数第一。村里就搞教育基金，考上重点高中奖励2000元，考上一本再奖励3000元。家庭困难的学生单独给予补助。”王加维说，新寨村学生的成绩在教育基金成立次年就看到了进步。
新寨村又是何以得名“中国咖啡第一村”的？
2009年，新寨村有一块3000多亩的咖啡地遭受旱灾，影响很大，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作为中国唯一连片的万亩咖啡园，新寨村在央视报道中被称为“中国咖啡第一村”。2012年，国家农业部还颁发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中国咖啡第一村”称号给新寨村。
王加维却认为，新寨村的咖啡产业当时并没有发展起来，村民们普遍认为“种咖啡不挣钱”，甚至毁了不少从前种植的咖啡树。
“潞江坝是世界级的干热河谷，维度、海拔都非常适合种植咖啡。这么好的地方如果毁了，（我们）最后就是罪人。”王加维说，如何让村民理解当中的道理很困难，毕竟村民的生计同样重要。
最终，村里决定划出600亩地作为党员示范基地，走种植精品咖啡的路线。
“我们请来农科院、农业局的专家，教咖农学习如何管理咖啡、如何防虫防害，这样种出的咖啡豆价格可以比市场价高点，咖农也认可。”王加维说。
但这样还是无法改变当地产业发展的困局。王加维就把培训机构也请到村里，男人接受电焊培训，女人接受厨师培训，并且给村民申请了资格证。咖啡价格低的时候，王加维就鼓励村民出去打工，咖啡价格行情好的时候鼓励大家回来种咖啡。
“持证上岗的工作待遇更好。”王加维说现在全村户籍人口有2082人，持有厨师证的女性有365名，持有电焊证的男性有128名。
“大家看到我们在努力找出路，都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最后我们的万亩咖啡园就保下来了。”王加维说村里规划了“3个产业化”的发展蓝图：1000米以上海拔种植小粒咖啡，800米到1000米海拔种植冬季蔬菜，600米到800米海拔种植火龙果、芒果等热带水果，尽量保障村民的收入。
回村前，王加维在深圳从事建筑工程方面的工作，新寨村的基础建设也很快提上日程。王加维称，至2016年，新寨村所有道路建设全部完成，包括村里的26条鹅卵石路。同年，王加维还提出一个发展想法：不变的是产业，改变的是理念，推动咖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2016年，新寨村招商引资来了一位深圳的老板。“我们建了一号庄园。这个老板和十多户咖农合作，按照他的要求种植、采摘、晾晒、加工。2018年，他给的收购价是60元/公斤，当时市场价是6元/公斤。咖农们的理念彻底转变过来了。”王加维说。
2019年，新寨村又建了二号庄园，可以边喝咖啡边观景，后来还成为网红打卡地，每天前去旅游参观的人数多达2000人，新寨村的特产、餐饮、民宿等产业也被带动发展了起来。
2020年，新寨村又成功招商引资了一位成都老板，把三号庄园建成了有星空帐篷、有悬崖民宿、有智慧农业体验的旅游休闲庄园。
2021年，深圳大学也到新寨村建设了咖啡图书艺术馆。
“我们认为咖啡不单是一个产业，更是一种文化。我们希望这个产业有魂、有根，这样才能源远流长。”王加维说。
3月27日，经济观察报记者在新寨村看到，与传统村居不同，新寨村的房屋外墙有咖啡主题的涂鸦画，村里有充满设计感的集装箱小屋、特色餐厅和民宿等，还有名为“支书咖啡”的周边产品。
资料显示，目前，新寨村种植的咖啡面积达1万3600亩，2024年累计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2018年至2024年，全村咖啡总产值由约3000万元增至约1.5亿元。2012年至2024年，新寨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150元提高至3万元。
和巨头谈判的翻身仗
“苦、甜、酸、甘、润”不仅是咖啡的味道，更是云南咖啡产业发展的写照。
1952年前后，因外交需求，保山市潞江坝在云南省农科院热经所专家的指导下，最早实现了咖啡试种（以品质优质的阿拉比卡种为主）工作，并展开大面积种植。
“当时，十多个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从昆明徒步1个多月走到保山，在咖啡引种成功后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汇报工作，也收到了很珍贵的回信。”李晓波说，因此云南咖啡产业的起步与咖啡入口一样都是“苦”的，那些青年为一代人做出了榜样。
到了1992年，在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上，保山潞江选送的咖啡荣获最高银奖（未设金奖），1993年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咖啡荣获世界“尤里卡”金奖。
“我们当时种植咖啡的农民是很骄傲的，和普通农民不可同日而语，这是‘甜’。”李晓波说紧接而来的却是“酸”的时期。
彼时，中国产的咖啡在全球体量占比不足1%，没有市场权、没有话语权、没有定价权。
“2011年，咖啡价格开始低迷，云南的咖啡种植锐减，从几十万亩降至13万亩，那时的咖农太穷了。”李晓波说。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的资料记载也显示，1988年至2010年，云南咖啡种植面积大幅增长，但主要供应国际咖啡巨头，几乎没有精深加工。在此背景下，云南咖啡产业长期投入较少、服务支撑体系不健全、贸易结构不合理，产业价值流失严重，缺乏标准的加工、仓储、物流、交易等产业配套，云南咖啡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只有10%左右，市场影响力小。
《2018年云南省咖啡产业发展分析报告》提到，以雀巢为代表的国际企业在云南以低于纽约咖啡期货10—15美分/磅的价格收购云南商业级咖啡，导致云南咖农减少。
与此同时，业界也有声音指责雀巢等咖啡公司令卡蒂姆品种在中国大量发展，导致中国咖啡告别精品咖啡。“我们不能这样看，在特定的时间节点，我们要考虑吃饱穿暖，云南种咖啡和温州人做纽扣是一样的意义，不能抹杀曾经的发展功绩。”李晓波说，但的确要看到云南咖啡受制于人的发展困境。“雀巢进入中国市场最早、影响最大，它给出的收购价格几乎是中国咖啡市场价的标准，它指导的不是云南，而是全世界来云南买咖啡的人。”在李晓波看来，云南作为经济发展并不富裕的省份，每年拿出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发展咖啡产业，但咖农却始终维持在吃饱穿暖的状态。
2019年前后，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曾代表云南咖啡业向雀巢公司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质疑其给出的咖啡收购价标准不合理等问题，涉嫌恶意垄断。“这封信发出去的第三天，国家相关部门向雀巢公司发函，要求其先进行自查，若存在相关情况就要进行约谈。”李晓波说，他们没有想到一封信竟掀起了这样的波澜，“等到雀巢再次公布收购价时，没有减（相比国家期货价格减14美分），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再减”。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1年，云南咖啡生豆价格首次实现高于纽约国际期货价格。“我们迎来了‘回甘’的味道，它会停留很长时间，可以预见中国咖啡产业未来会有15年至20年的高光发展阶段。”李晓波称，云南咖啡产业发展经历的“苦、甜、酸、甘”，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这是“润”。
在李晓波看来，云南咖啡或者说中国咖啡，要有自己的话语权、自主权，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他们正在谋求独立于纽约期货价格的定价权，而随着中国咖啡消费市场的兴起和扩大，中国也需要自己的咖啡标准。
张锐经济观察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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