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陕西一个普通县城，家里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父亲当过五年兵，退伍后分配到粮站，后来调到粮食局，等我上高中那会儿，他已经当上副局长。母亲在初中教书，虽然都是公家人，但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既要接济大伯二伯家，又要供四个孩子读书。
家里兄妹四个，除了大哥高中毕业进厂当学徒，我和二哥小妹都考上了大学。二哥特别争气，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后来留在省城工作。小妹比我小三岁，现在在县医院当大夫。
1980年夏天，我高考差了二十多分落榜了。家里为这事吵了好几回：我妈觉得该让我复读，我爸坚持要送我去当兵。
其实我爸早就有这个心思，他原本想让大哥去部队，结果大哥直接参加工作了；二哥考上大学更不可能，最后这个未完成的心愿就落在我肩上。
那会儿县里当兵竞争特别激烈，五个小伙子抢一个名额。好在体检政审都顺利过了，拿到入伍通知书那天，我手都在发抖。临走时穿着簇新的军装，胸口别着大红花，全家人送到车站。我爸就交代一句："去了好好干。"火车开了三天三夜，带着全县一百多号新兵到了部队。
新兵连三个月，我咬着牙撑下来。分到一连后更不敢松懈，脏活累活抢着干，熄灯后还打着手电筒复习功课。第一次实弹射击考核，成绩比好些老兵都强，连长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第二年开春，不光入了党，还拿到考军校的资格。
记得考完试那天晚上，我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对答案，手心全是汗。放榜那天，教导员拍着我肩膀说："好小子，超了分数线四十分！"
我攥着录取通知书跑到电话亭，听见电话那头我妈带着哭腔的笑声。
军校四年说快也快，毕业后我回老部队当了排长。那会儿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家里给介绍对象都没空见。
直到1986年秋天，我爸带着个穿碎花衬衫的姑娘来驻地。姑娘叫宋晓芳，家就住我们县城西关，从小跟着爷爷长大。相处半年觉得合适，过年回家就把证领了。
结婚后我把老丈人接来同住，晓芳在家带孩子，照顾三位老人，从没抱怨过半句。2004年从副团职转业时，正赶上烟草局有空编。当年五个转业干部，就我分到这儿。老战友都说我运气好，他们不知道我是把转业前最后三个月假全用来跑手续了。
到地方上班后，隔三差五有亲戚朋友来借钱。抹不开面子，三千五千地往外借。时间久了，抽屉里欠条攒了厚厚一摞，真要账的没几个。为这事没少和晓芳拌嘴，她总说我就是个老好人。
现在退休在家，每月能拿一万七。在我们县城，这数目够招人眼红的。上回同学聚会，有个在中学当老师的同学听说后，酸溜溜地说："还是你们烟草系统油水多。"打那以后，别人再问退休金，我都说五千出头。
后来。儿子大学毕业在省城买了房，我每月帮他还六千房贷。我和晓芳开销不大，除去这些还能存下七八千。周末去老干部活动中心打乒乓球，遇上老同事问起，就说儿子孝顺不用我们贴补。晓芳总笑我活得跟地下党似的，我说这叫闷声过日子。
前些天整理旧物，翻出当兵时得的奖章。擦得锃亮摆在书柜里，旁边放着全家福。照片上老爷子穿着旧军装，笑得特别精神。要是他还在，不知道会说我太保守，还是夸我想得周全。
